在远古时候，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250末期。到西周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邮驿通信逐渐完备起来。三国时期，曹魏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制定《邮驿令》。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我国元朝时期，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清代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清朝中叶以后，随着近代邮政的建立，古老的邮驿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

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

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灭商后建都镐京，历史上称作西周。初期，周王为巩固国家政权，先后把自己的兄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

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有关“鸿雁传书”，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妻子王宝钏苦守寒窑数十年矢志不移。有一天，王宝钏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到空中有鸿雁的叫声，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动情之中，她请求鸿雁代为传书给远征在外的薛平贵，但是荒郊野地哪里去寻笔墨？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血和泪写下了一封思念夫君、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书信，让鸿雁捎去。以上两则“鸿雁传书”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千百年，而“鸿雁传书”也就渐渐成了邮政通信的象征了。

鱼传尺素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唐代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一诗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古时候，人们常用绢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绢）。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隐“双鲤迢迢一纸书”的说法。

显然，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鱼，而只是结成双鲤之形的尺素罢了。书信和“鱼”的关系，其实在唐以前早就有了。秦汉时期，有一部乐府诗集叫《饮马长城窟行》,主要记载了秦始皇修长城，强征大量男丁服役而造成妻离子散之情，且多为妻子思念丈夫的离情，其中有一首五言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这首诗中的“双鲤鱼”，也不是真的指两条鲤鱼，而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

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没有现在的信封，写有书信的竹简、木牍或尺素是夹在两块木板里的，而这两块木板被刻成了鲤鱼的形状，便成了诗中的“双鲤鱼”了。两块鲤鱼形木板合在一起，用绳子在木板上的三道线槽内捆绕三圈，再穿过一个方孔缚住，在打结的地方用极细的粘土封好，然后在粘土上盖上玺印，就成了“封泥”，这样可以防止在送信途中信件被私拆。至于诗中所用的“烹”字，也不是去真正去“烹饪”，而只是一个风趣的用字罢了。

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南唐中主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唐代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

黄耳传书

《晋书·陆机传》：“初机有俊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

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僧灵澈》:“青蝇为吊客,黄犬寄家书。”苏轼《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诗:“寄食方将依白足,附书未免烦黄耳。”元代王实普《西厢记》第五本第二折:“不闻黄犬音,难得红叶诗,驿长不遇梅花使”。黄耳传书在后代也多次出现。

飞鸽传书

飞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方向。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信鸽主要被用于军事通信的目的。譬如在公元1128年，南宋大将张浚视察部下曲端的军队。张浚来到军营后，竟见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他非常惊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队召集到眼前。曲端闻言，立即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

张浚指着花名册说：“我要在这里看看你的第一军。”曲端领命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张浚大为震惊，又说：“我要看你全部的军队。”曲端又开笼放出四只鸽子，很快，其余的四军也火速赶到。面对整齐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队，张浚大喜，对曲端更是一番夸奖。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它们身上早就被绑上了调兵的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立即飞到指点的地点，把调兵的文书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

风筝通信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军事上利用风筝的例子，史书上多有记载。汉初楚汉相争时，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韩信向汉王刘邦建议用绢帛竹木制作大型风筝，在上面装上竹哨，于晚间放到楚营上空，发出呜呜的声响，同时汉军在地面上高唱楚歌，引发楚军的思乡之情，从而瓦解了楚军的士气，赢得了战事的胜利。

竹筒传书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用竹筒传书的故事哩。竹筒传书的故事，得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说起，那年十一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江南，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杨素一鼓作气，率领主力部队追踪叛军，一直追到了海边。面对绵延的山脉和茫茫的大海，杨素一面命令大部队就地驻扎，一面指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翻山越岭穿插到叛军的背后发动进攻。

史万岁率部猛进，转战于山林溪流之间，前后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大片的失地。当他想把胜利的战况向上级汇报时，却因交通的阻绝和信息的不畅而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一日，他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

几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这个竹筒，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史万岁一去无音讯，不知生死，为此杨素正焦急不安，忽见乡人送来报告，大喜过望，立即把史万岁部队接连取得胜利的战况向朝廷作了报告。隋文帝听到喜报，龙颜大悦，立即提拔史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隋散兵，没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