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645年
- 中国纪年
- 贞观十九年
- 历史大事
- 玄奘取经回国
- 在位皇帝
- 唐太宗
645年历史大事
玄奘取经回国
玄奘自贞观三年(六二九)单独自长安赴印度取经,遍历天竺,至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返抵长安,共历年十七年。回经于阗即上表,太宗下敕迎劳。至沙州再上表,太宗时在洛阳,预令西京留守房玄龄迎待。十九年(六四五)正月七日玄奘至长安,房玄龄遣官奉迎,安置于弘福寺。二月,玄奘赴洛阳谒见太宗,太宗劝玄奘还俗未果,乃命撰《西域记》并居弘福寺译经。助其事者僧有道宣、神泰、慧立、辩机、玄应等十二人。
太子治镇守定州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三月,唐太宗自定州北上,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大臣随行。皇太子李治被安置在定州镇守,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共掌机务,辅佐皇太子监国。
中书令岑文本劳瘁而卒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四月,唐太宗亲征高丽,车驾从幽州出发。岑文本奉命管理军用物资、器械、簿书等庶务,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由于劳累过度,不幸在行军途中遇疾猝卒。
张亮、程名振拔高丽卑沙城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四月,唐朝大将张亮率领海军从东莱(今山东掖县)渡海而东,袭击高丽占据的卑沙城(今辽宁海城)。程名振带兵趁机行军至城下,王文度率先攻上城墙。五月,唐军攻克卑沙城,俘获男女八千多人。
李世勣攻高丽辽东城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五月,李世勣率领大军进至辽东城下(今辽宁辽阳),高丽派四万兵马援救辽东。唐将李道宗、马文举奋勇冲杀,歼敌千余名。唐太宗带数百名骑兵来到辽东,慰问奖赏军将,指挥唐军攻城。结果,辽阳城被唐军攻破,俘获男女四万人,歼敌一万多名。太宗即以辽东城为辽州。
契苾何力等勇击高丽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五月,唐军进围高丽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受伤,唐太宗亲自为他吸去脓血,将士深受感动。乌骨城派出一万多人声援高丽白岩城守将,唐朝大将契苾何力率八百名骑兵迎战,腰部被敌将高突勃击伤。薛万备单枪匹马突入敌阵救出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受伤不下火线,包扎伤口后再次出战,所向披靡。高丽兵大败,奔逃几十里。
高丽白岩城降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六月,李世勣率军猛攻高丽白岩城,唐太宗也坐镇指挥作战。白岩城守将孙代音被迫献城投降。唐太宗以白岩城为岩州,命孙代音为刺史。
太宗破高丽安市救兵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六月,唐军既攻克辽东,又进围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营城子)。高丽派高延寿、高惠真统兵十五万救援安市。唐太宗、李世勣、长孙无忌指挥唐军布阵出击。唐龙门人薛仁贵穿奇装异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太宗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于是高丽军队大败,高延寿、高惠真后率所部三万六千多人降唐。这次战役,唐朝歼敌二万余名,俘获无数,高丽举国震惊。
拔灼自立为薛延陀可汗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九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其二子曳莽和拔灼之间不合,拔灼趁葬真珠可汗之机,袭杀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太宗下诏从高丽班师
唐军久攻安市城不下,辽左又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且军粮将尽,太宗遂于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九月,下令从高丽班师。此役攻拔高丽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杀敌四万多人,唐兵死近两千人,战马死什七、八。太宗攻高丽未成功,深悔之,慨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魏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魏征妻儿至行在,赏赐之。
马周请停四时选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十二月,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他以四时选(即随时选官)劳烦,建议复以十一月始选,至次年三月完成,太宗准奏,即恢复隋世选人之制。
道绰卒
道绰(五六二至六四五),隋唐时佛教净土宗高僧。本姓卫,并州汶水(今属山西)人。十四岁出家,初习《涅槃经》,后往石壁玄中寺,读昙鸾和尚碑,改修净土。著有《安乐集》两卷。因居西河,又称“西河禅师”。
645年通鉴记载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九年(乙巳,公元六四五年)
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馀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列,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
是月,李世勣军至幽州。
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忧故也。”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讨,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命长孙元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
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馀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又令更为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凤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上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曰:“文本殒没,所不忍闻,命撤之。”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丁巳,车驾至北平。癸亥,李世勣等拔盖牟城,获二万馀口,粮十馀万石。
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其城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
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乙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道宗曰:“贼恃众,有轻我心,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且吾属为前军,当清道以待乘舆,乃更以贼遗君父乎!”李世勣以为然。果毅都尉马文举曰:“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策马趋敌,所向皆靡,众心稍安。既合战,行军总管张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见高丽陈乱,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丽大败,斩首千馀级。
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乂。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土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爇其西南楼,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馀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乙未,进军白岩城。丙申,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乌骨城遣兵万馀为白岩声援,将军契苾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何力挺身陷陈,槊中其腰;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何力气益愤,束疮而战,从骑奋击,遂破高丽兵,追奔数十里,斩首千馀级,会暝而罢。万备,万彻之弟也。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岩城西南,上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腹心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曰:“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上以唐帜与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帜,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登城,皆从之。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勣见上将受其降,帅甲士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上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万馀口,上临水设幄受其降,仍赐之食,八十以上赐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先是,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岩。上怜其有义,赐帛五匹,为长史造灵舆,归之平壤。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契苾何力疮重,上自为傅药,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杀之。何力奏称:“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遂舍之。
初,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世勣尽虏之,其人请从军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廪赐遣之。
己亥,以盖牟城为盖州。
丁未,车驾发辽东,丙辰,至安市城,进兵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犹恐其低徊不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走。高丽相谓曰:“易与耳!”竞进乘之,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而陈。
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陈,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绐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
上夜召文武计事,命李世勣将步骑万五千陈于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于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因命有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戊午,延寿等独见李世勣布陈,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兵御之,而其陈已乱。会有雷电,龙门人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馀级。上望见仁贵,召见,拜游击将军。仁贵,安都之六世孙,名礼,以字行。
延寿等将馀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上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皆伏地不能对。上简耨萨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骅山。
秋,七月,辛未,上徙营安市城东岭。己卯,诏标识战死者尸,俟军还与之俱归。戊子,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
张亮军过建安城下,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亮素怯,踞胡床,直视不言,将士见之,更以为勇。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丽,破之。
八月,甲辰,候骑获莫离支谍者高竹离,反接诣军门。上召见,解缚问曰:“何瘦之甚?”对曰:“窍道间行,不食数日矣。”命赐之食,谓曰:“尔为谍,宜速反命。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竹离徒跣,上赐屩而遣之。
丙午,徙营于安市城南。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
上之将伐高丽也,薛延陀遣使入贡,上谓之曰:“语尔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宜亟来!”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上不许。及高丽败于驻骅山,莫离支使靺鞨说真珠,啖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九月,壬申,真珠卒,上为之发哀。
初,真珠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杂种;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诏许之,皆以礼册命。曳莽性躁扰,轻用兵,与拔灼不协。真珠卒,来会丧。既葬,曳莽恐拔灼图己,先还所部,拔灼追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上之克白岩也,谓李世勣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世勣遂攻安市。
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勣请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高延寿、高惠真请于上曰:“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十馀万众,望旗沮溃,国人胆破,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馀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
诸军急攻安市,上闻城中鸡彘声,谓李世勣曰:“围城积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彘甚喧,此必飨士,欲夜出袭我,宜严兵备之。”是夜,高丽数百人缒城而下。上闻之,自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炮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山顶以备敌。山颓,压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
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于道以待之。
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
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车驾至幽州,高丽民迎于城东,拜舞号呼,宛转于地,尘埃弥望。
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璹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璹官。
丙戌,车驾至定州。
丁亥,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迁工部尚书。
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贺。
上之征高丽也,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与思力合兵击之。思力羸形伪退,诱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陈以待之。薛延陀大败,追奔六百馀里,耀威碛北而还。多弥复发兵寇夏州,己未,敕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镇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镇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
初,上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上将行,谓洎曰:“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或谮于上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上以为然,庚申,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以四时选为劳,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从之。
是岁,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羌黄郎弄,大破之,穷其馀党,西至乞习山,临弱水而归。
645年日本改革
645年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645年,即为大化元年。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并诏书公布改新的内容,律令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