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458年

生肖

狗

干支

戊戌

又名

南朝宋大明二年

458年纪年

北魏太安四年

高昌北凉承平十六年

458年本年年表

中国大事件

敦煌风光公元441年，北魏灭北凉，守将西逃，并且迁走了万余户人家。敦煌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破坏。

公元441年，仇池主杨难当攻占葭萌（今四川昭化），俘刘宋晋寿太守申坦，又攻涪城（今四川绵阳），获雍州流民7千余家还仇池。

太平真君一年（公元441年），废除民间神庙，把信佛看成迷信，并将从凉州请到平城担任太子晃的老师沙门玄高和尚书韩万德之师慧崇处死。

《赭白马赋》作于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赋中对马的形体、神态、速度都有形象的描写：

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超摅绝夫尘辙，驱骛迅于灭没。简伟塞门，献状绎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睨影高鸣，将超中折，分驰回场，角壮永埒。别辈越群，綯练夐绝。

沈约塑像《宋书》是有关南朝宋（公元420年～公元479年）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是梁朝的沈约，有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中国东南部浙江德清西）人，在宋、齐、梁三朝任官。

宋武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惠胜十七八岁，请求出家。家里见她很有慧根，认为这是件很大的功德，并不加以阻止，顺从了她的意愿意。

公元441年，李宝奉调敦煌任太守，带走10部音乐、3部舞蹈、11件乐器，以及30余名伊吾艺人，这中间最著名的是伊州乐，在敦煌最为流行。

尼姑光静，俗姓胡，名叫道婢，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东迁人。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五月，光静年事已高，不幸生病，卧倒床上。

公元441年，申坦在葭萌城破被俘。

尼众普照，本姓董，名叫徐悲，渤海安陵人。普照从小志节清励，十七岁那年披剃出家，居住在南皮张国寺里，精勤苦修。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十二月，普照终于积劳成疾，并且病情日渐加深。然而，普照对于这些，并不理会，反而笃情深信，不改初衷，从早到夜，专意祈诚。由于病重，无法下地，普照就在枕头上面向佛叩着，按时忏悔，完全和平时的作息修持一样。此外，普照还以超出常人的毅力，每天念诵《法华经》三卷，周围尼众看她如此精诚，无不为之虔敬动容。

欧洲大事件

阿提拉公元441年，匈人铁骑先后攻陷了马古斯，费米拉孔（Viminacium），辛吉度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及塞尔曼（Sirmium）等城市，直至翌年狄奥多西二世从北非调回他的军队，以及发行新金币支付军费，才暂时遏止了阿提拉的攻势。在此之后，他认为已有足够力量对抗阿提拉，便拒绝了匈人的要求。

阿提拉约公元441年率军从多瑙河中游渡河南下，进攻拜占庭帝国。

圣帕特里克将基督教带入了爱尔兰，圣帕特里克时期的遗迹在爱尔兰随处可见。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梅奥郡（County Mayo）的克罗帕特里克山峰（Croagh Patrick）公元441年圣帕特里克曾在那里绝食了四十天。

公元441年，统治着从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草原的匈奴人首领阿提拉，向东罗马宣战。

公元441年的一天，阿提拉建立匈奴国，担任了单于。

Senchus Mor是从公元441年到17世纪末期间11个世纪以来爱尔兰所一直沿用的法律，尽管在这期间英格兰国王一直要废除它，引入英格兰法律。

458年大事

（1）春，正月，丙午朔，魏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故禁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

（1）春季，正月，丙午朔（初一），北魏颁布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一律斩首；遇到喜事、丧事的时候，暂时可以开禁，但一定要有日期限制。北魏国主因为士民、百姓常常由于酗酒而导致相互殴打，或者借着喝酒而在一起议论国家政事，因此，颁布了禁酒令。北魏朝廷又增加了内外候官，监察各曹、州、镇，有时，内外侯官还换上平民百姓穿的家常衣服，混杂在政府、寺庙等地，以此来寻找文武百官是否有什么过失，一旦发现，有关部门就会严加追究、盘查，抓起来，严刑拷打，逼招口供。文武百官接受贿赂赃物，布匹达到两丈，即予斩首。又增加七十九章法律条文。

（2）乙卯，魏主如广宁温泉宫，遂巡平州；庚午，至黄山宫；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戊寅，南如信都，畋于广川。（2）乙卯（初十），北魏国主前往广宁温泉宫，顺便巡查平州。庚午（二十五日），抵达黄山宫。二月，丙子（初二），登临碣石山，在山上远眺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戊寅（初四），又南下前往信都。再到广川狩猎。

（3）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3）乙酉（十一日），刘宋朝廷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4）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4）丙戌（十二日），刘宋建平宣简王刘宏因为病重，免去了尚书令。三月，丁未（初三），刘宏去世。

（5）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5）丙辰（十二日），北魏文成帝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生性乖巧善变，他又游说文成帝大肆兴筑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时开始兴建城池街市，兴建时他一定让人利用农闲的时节。何况，我们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朝会时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足可以用来登高远眺。况且，纵然要扩大建设工程，也应该慢慢进行，不能仓猝行事。现在核算一下，要抽调民差役二万人，而羸老、病弱供应饭食的，又得增加一倍，预期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现在是动用四万人，劳力和费用是无法计算的。这是陛下您所应该留心的事。”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劝谏。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有什么事做得不适当时，他就立刻请求晋见。文成帝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他商谈。有时，二人从早到晚相谈，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各位大臣不知他们谈些什么。有时，高允说话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文成帝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他始终对高允很好。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劝谏，而偏偏私下在隐蔽之处劝谏？这难道不是不想让他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吗？至于说臣子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主有了什么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显示他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一名忠君之臣所应该做的事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时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能说是忠心吗？”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小，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全都做了大官，被封为侯，部下们官至刺史、有二千石俸禄的人也有几十成百名了，可是，高允还仍然为著作郎，二十七年从来没有升过官。文成帝对各大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边侍侯，却不过是白白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劝谏过我一句话。而只是在看到我心情高兴时，要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全都没有什么功劳，却做了王公。高允仅用一枝笔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了，他的贡献不小，可他仍然不过是个郎官，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提升高允为中书令。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优待，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当天，文成帝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竭力推辞，但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很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上曾经称赞汉代卓茂、刘宽的为人，心地狭窄的人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和高允相处为官四十年了，从未看见他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为此，我才知道古人古事都不是假的。高允内心文采光明，外表温和柔顺，他说话时总是慢腾腾的，就好像不会表达一样。从前，司徒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博才多学，是一代俊杰，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点儿刚毅的风骨。’我也认为是这样，直到崔浩犯了罪，不过是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可是，皇上亲自审问时，崔浩吓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也都吓得爬在地上，汗流浃背，个个都面无人色。只有高允一人站在那里详细陈说事件的经过，进一步阐述是非曲直，表达清晰而有条理，阐明的事理清楚有深度，且声音高亢、洪亮，连皇上听着都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为他捏着一把汗的，这种行为，不是刚毅的风骨又是什么呢？在宗爱正好高升，把持着大权的时候，其威风凛凛，震撼四海。宗爱曾经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论事，王公以下的官员，全都小步前行到宗爱面前，向宗爱叩拜，只有高允一人走上台阶，只对宗爱长揖了一下。从这件事上看，汉汲黯可以躺在床上会见卫青，行对等的礼节，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亮节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看错了他的内在品德，而崔浩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气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对鲍叔牙的死感到万分悲痛的真正原因啊！”

（6）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6）乙丑（二十一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7）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7）夏季，四月，甲申（十一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8）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臣属。六月，戊寅（初六），吏部尚书分设两名，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一官位。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待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当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官职的选授很被天下人看重，和侍中没有两样崐。后来，这一官职的工作清闲松散，所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现在，孝武帝打算提高它的地位，所以，他任用当时很有名望的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担当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地位重要，而常侍工作清闲、无关紧要，如果仅仅是在名称上更改一下，而不是加强实际权力，尽管是皇上想要提高它的地位，人心又怎么能够改变过来呢？”不久，散骑常侍的地位再度降低，而吏部的尊贵，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谦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裴子野论曰：选用适当的人任某一官职，是件很困难的事，前代君王早已说过，这已经很久了。按周朝的礼仪来说，从学校开始就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他的家乡加以评论，把评论的结果告诉给各个州郡的六事，再由六事把这些人的姓名呈报给朝廷。在汉王朝时代，各个州郡搜集一些有才能有功劳人的情况，再由五府任命他们为辅佐。三公前来具体考察他们工作的得失，尚书把考察结果呈报给天子。一个人才，经过了这么多道的审查，因此，为官者能够称职，人尽其才，很少把事情做坏。魏、晋时代不是这样，选用官员的失误特别多。有些人长着一副忠厚诚恳的面孔，但内心却是阴险狡猾得很，就好像那万丈深渊一样难以摸透。即或是听其言、观其行，恐怕也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何况现在千千万万的为官者，只靠偶尔见过一面的印象，就要决定是晋升还是削免；成百的僚属的任用，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从此，投机钻营的恶劣风气猖獗，不能遏止。为了能升官进爵满足自已的贪欲，就用尽一切手段去谄媚、渎职枉法，廉耻之风荡然无存，官吏们不再有谨慎宽厚的操行。贪官污吏作恶多端，致使国家政局混乱腐败，不能再加约束。纵使是舜帝面南主持朝政，让龙作尚书，要想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更何况后代那些为官的人呢。如今，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已无法再回到周、汉时代了。仅仅是朝三暮四更改名称，这岂不是变本加厉吗？

（9）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9）丙申（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到松山狩猎。庚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南彭城民高、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10）刘宋南彭城平民高、和尚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语言胡言乱语，煽动人心，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秘密勾结，阴谋叛乱，拥护高作皇帝。事情被发觉，甲辰（初二），全被抓起来处死，同时受牵连被斩首的人有几十个。为此，孝武帝颁下诏令，清除所有和尚，并公布各种禁令，严格执行株连制度。除了能严守戒规、苦心修行的高僧外，其余的都要还俗。可是，有很多尼姑经常出入深宫，这项规定竟然执行不了。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反，上因诬僧达与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赐死。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伶俐，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个人却是放荡行事，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曾提拔他做仆射，官位在颜竣、刘延孙二人之上，因此，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地，认为当世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一二年的功夫，他就能升为宰相。不久，他却被贬为护军将军，所以，心里郁郁不得志，几次上书请求到外地任职。孝武帝很不高兴，从此以后慢慢把他崐降级，五年之间，连贬七次，最后，又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心怀不满和怨恨，每次写给孝武帝的奏章，言辞之间多有不平，又特别喜欢指责朝政的弊端，孝武帝早已积着一股怨气。偏巧，皇太后路氏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他直接就坐到了王僧达的床上，王僧达下令把床扔出去，路太后因此非常恼怒，把孝武帝叫来让他一定把王僧达杀了。这时，正赶上高谋反，孝武帝顺势陷害王僧达与高是同谋。八月，丙戌（十五日），逮捕了王僧达交付廷尉，命他自杀。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沈约论曰：所谓君子与小人不过是分别对一类人物的通称。走正路，就是君子；不走正路，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起于屠夫渔夫之中做了周朝的太师，傅说放下筑屋垒墙的工作，做了殷朝的宰相。从下层中发现被埋没的人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是否有才能。直到两汉时期，这个道理还没有改变：胡广出身于世代务农的农夫家里，他却能高升到公相的位置；黄宪也不过是个兽医的儿子，名声竟也威震京师。并不像后代把人分成士族和庶族两等。魏武帝开始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依此来评价人才的优劣，却不是用来评价家世的高低贵贱，但是地方的都正俗人们却为了个人利益，随波逐流，他们依仗着自己门第的高贵、出身的显赫，以此高踞于别人之上，并由此而形成了习惯，最后竟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法规。周、汉的方法，是有才智的人役使愚昧无知的人。魏、晋以后则是出身高贵、地位高贵的人驱使出身卑贱的人。士族与庶族的不同品类就有明显的区别了。

裴子野论曰：古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途；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华轻躁，使其生自寒宗，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荫，召祸宜哉。

裴子野论曰：古代，只要是有道德讲仁义的人，都会受到尊敬，不管他的出身地位是贩夫还是走卒。如果这个人品质低劣，即使他出身世族，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名公高位的人的子孙们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虽然士族和庶族有所区别，但却没有什么豪华与凡素的对立。从晋代以来，这一潮流渐渐改变，出身草野荒泽的寒士，还可以在清正的仕途中得到显贵。到了晋末，就专门注意人的门第出身了。从此，三公的儿子瞧不起一般官宦人家；朝中官员的子孙，更看不起地方官吏的后代。彼此之间相互傲慢骄矜，争比高低，斤斤计较。只看出身门第，而不问贤德才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种身负才华，却又性情轻狂骄躁的人，即使让他们生在寒门之家，也仍然要遭到覆亡摧折，何况他们还要仗恃着自己出身显贵的特权，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11）九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11）九月，乙巳（初四），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2）丙寅，魏大赦。

（12）丙寅（二十五日），北魏实行大赦。

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阴山，会雨雪，魏主欲还，太尉尉眷曰：“今动大众以威北狄，去都不远而车驾遽还，虏必疑我有内难。将士虽寒，不可不进。”魏主从之，辛卯，军于车仑山。

冬季，十月，甲戌（初四），北魏国主向北巡察，想要讨伐柔然，走到阴山，正赶上下大雪，北魏国主打算回去。太尉尉眷说：“现在，我们发动全军去威震北狄，离开都城还没有多远，却要突然班师回朝，蛮虏们一定怀疑我们国内发生了动乱。将士们虽然感到寒冷，但却不能不继续前进。”北魏国主接受了劝告。辛卯（二十一日），北魏大军屯扎在车仑山。

（13）积射将军殷孝祖筑两城于清水之东。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拒破之。孝祖，羡之曾孙也。上遣虎贲主庞孟虬救清口，崐青、冀二州剌史颜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助之，败魏兵于沙沟。师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会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击魏兵，屡破之，斩魏将窟公等数人。十一月，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助封敕文寇青州，颜师伯御之，辅国将军焦度刺豹子坠马，获其铠具装，手杀数十人。度，本南安氐也。

（13）刘宋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岸建造了两座城池。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向那里发动进攻，清口镇将、振威将军傅乾爱率军抵抗，大败封敕文。殷孝祖是殷羡的曾孙。孝武帝派遣虎贲主庞孟虬援助清口，青州、冀州刺史颜师伯派遣中兵参军苟思达也赶来相助，在沙沟大败北魏大军。颜师伯是颜竣的族兄。孝武帝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和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会师，一起抗击北魏大军，他们几次大败敌军，并斩了北魏大将窟公等几人。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人率领三万骑兵援助封敕文，入侵青州，刘宋颜师伯抵御，辅国将军焦度刺中皮豹子，皮豹子从马背上摔下，焦度抢到皮豹子的铠甲、长矛等全套装备，亲手杀死几十人。焦度本来是南安氐人。

（14）魏主自将骑十万、车十五万两击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遁，其别部乌朱驾颓等帅数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纪功而还。

（14）北魏国主亲自统率十万骑兵、十五万辆战车，进攻柔然国。他们穿过大沙漠，旌旗飘扬，绵延千里。柔然国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远远逃走。其支派乌朱驾颓等人率领几千个帐落向北魏投降。北魏国主文成帝在柔然国刻石记下战功，然后班师回朝。

（15）初，上在江州，山阴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典签；及即位，皆以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是岁，三典签并以初举兵预密谋，赐爵县男；闲已卒，追赐之。

（15）当初，孝武帝在江州时，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担任典签，待孝武帝登基做了皇帝后，就把这三人全都任命为南台侍御史兼任中书通事事人。这一年，这三位典签官都因为最初起兵讨伐刘劭时参预了密谋，而被赐为县级男爵。蔡闲已经去世，被追赠给这一爵位。

时上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猎文史，为上所知，亦以为中书通呈舍人。凡选授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同外杂事，多委明宝。三人权重当时；而法兴、明宝大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幅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

当时，孝武帝亲自上朝处理政务，而不信任手下大臣。他的心腹、耳目不能无所寄托。戴法兴非常熟悉古代历史和当代政治，平时一直受到孝武帝的亲近和厚待。鲁郡人巢尚之出身寒门，他通览文史，深受孝武帝的赏识，也任命他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官员的遴选、免职、赏赐、诛杀等重大事情，孝武帝都要和戴法兴、巢尚之商量讨论，宫廷内外事务大都委托戴明宝处理。在当时，三人权力重大，超过所有人。但戴法兴、戴明宝大肆收受贿赂，凡是他们推荐上的官员，从来没有不通过的。天下趋炎附势的人都集中到他们那里争相巴结，家门外像闹市一样人来人往，他们的家产也都积累到了千金。

吏部尚书顾觊之独不降意于法兴等。蔡光宗与觊之善，兼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觊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应恭己守道；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

吏部尚书顾觊之偏偏不巴结戴法兴等人，侍中蔡兴宗和顾觊之关系不错，但他嫌顾觊之风骨气节太硬，顾觊之说：“辛毗有句话：‘孙资、刘放顶多让我当不上三公罢了。’”顾觊之自己经常认为：“人的天赋才能和人的命运好坏，上天都是有定分的，不是靠才智、聪慧就能够改变的，所以，人只应该恭良克己、严守正道。但是，愚蠢的人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一味地胡思乱想，总想能侥幸得到这些。结果白白地使自己在正直的道路上走偏了，而对自己的得与失并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按照这种想法，他命令自己的侄子顾原撰写了《定命论》，用以解释、阐明自己的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