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曾国潘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曾国潘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当时的晚晴时期社会局势是很动荡，但是还是有一群想着利用自己微力量改变社会的人，曾国潘便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当时的曾国潘。其实，曾国潘一直都是就任很大的职位的。当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为何随身携带一张2万两银票?到底是为什么呢?

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当年12月，曾国藩进京觐见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并于次年初出正式赴任。在进京前，曾国藩随身携带了一张面额为2万两银子的银票。对于一个年俸为180两银子的一品大员来说，2万两银子无疑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随身携带这么多银子?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给京城的官员们送钱，即“别敬”。

曾国藩作为一名地方封疆大吏，为什么要给京官送钱?这就涉及到清朝官场的一个潜规则了。

我们知道，清朝学习明朝，对官员实行“低俸禄制度”。所有的官员俸禄都很低。如前所述，一品大员的年俸只有180两银子，二品大员的年俸只有155两银子，三品以下就更不消说。特别是京官，他们没有养廉银，全靠年俸过日子，往往入不敷出，苦不堪言。养家糊口?不存在的。

相比而言，总督、巡抚等地方封疆大吏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封疆大吏不但能正大光明地拿养廉银，还有各种灰色收入。养廉银远超年俸，总督级别能拿到16000两银子，巡抚也能拿到13000两银子。灰色收入就更多了。据统计，清朝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地方封疆大吏，每年的灰色收入大约为18万两银子。

这样一来，京官和封疆大吏的收入差别就堪称巨大了。为了平衡京官的情绪，联络京官的感情，构建关系网，封疆大吏总会定时、不定时地给京官送钱。送钱，总得有个理由啊?夏天送钱，就叫“冰敬”;冬天送钱，就叫“炭敬”;过年时送钱，就叫“年敬”;其余节庆时送钱，就叫“节敬”;封疆大吏进京述职或离京赴任，就叫“别敬”。

除了给京官本人送钱，还得给京官的家属甚至门房、仆人送钱。于是，给夫人送的钱叫“妆敬”，给正在读书孩子送的钱叫“文仪”，给门房送的钱叫“门敬”，给仆人送的钱叫“跟敬”。

许多京官就是靠地方封疆大吏所送各种“敬”，才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当然，这种钱也不是白拿的。京官位居权力中枢，自然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封疆大吏多说好话。这种影响力关系到封疆大吏的官帽子和命运前程，不容小觑。因此，京官和封疆大吏通过各种“敬”，形成了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曾国藩在出京担任地方封疆大吏之前，在京城当了13年京官，深知京官的酸甜苦辣。当年，曾国藩当京官时，眼巴巴地指望地方官们送点钱来过日子。曾国藩仅是一名从四品的侍讲学士，位低权轻，别人送礼的机会不多，有没有纯属看运气。1841年底，曾国藩没有收到“炭敬”，只好在家书中诉苦：“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没了“炭敬”，曾国藩就傻眼了，不得不找人借钱过年。

1842年，曾国藩的仆人陈升，嫌弃主人家太穷，跟主人吵了一架就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事情是小事，但给曾国藩很大的刺激。曾国藩还写了一首《傲奴》诗：“今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你看，主人手里没钱，连仆人都瞧不起，表现得比主人还要傲慢。

后来，曾国藩出任封疆大吏后，有了钱，总是会想方设法给京官送钱。曾国藩的日记里，多次出现“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等字样，显示出他很在意这种事情，务必亲力亲为。

一次，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了送钱的事情：“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一口气送了14000多两银子，曾国藩还觉得不够多，大有惭愧之意。

正因为此，在用钱方面，曾国藩从不与京官斤斤计较。

1868年，由于捻军已被消灭，太平天国战事基本平息，曾国藩应该将历年来的军费开支汇总，经由户部审核后，交给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报销。明眼人一看即知，最关键的环节是户部。而要想户部“高抬贵手”，审核时稍微宽松一点，就要按照潜规则缴纳“部费”。根据李鸿章打听的结果，曾国藩所报军费为3000万两银子，“部费”需要40万两银子。

40万两银子实在太多了。曾国藩托人找关系，向户部“讨价还价”。户部最终做出让步，只要8万两银子。

可就在这时候，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批复，鉴于曾国藩做出的卓越贡献，允许历年军费开支免于报销。军费开支免于报销，8万两银子的“部费”似乎就可以省下了。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照常支付了8万两银子的“部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