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早已经是不可触摸到的过去了，我们所能知道的，都是被写进史书里保留下来的事件。然而，历史虽然真实发生过，史书却是人为写下来的，其中的真真假假，或许我们仍旧难以辨别。那么，古时候的那些史官们，他们是如何写史的呢?古代的历史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帝王与史官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1.史官与帝王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 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2.史官怎样记载历史?

如何记载历史是史官的工作，而根本不是皇帝可能干预的了的，史官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要对皇帝负责，他只需要对事实负责，而皇帝更没有权力对史书进行修改。

正是为了保证这一点，古代史官并不是由皇帝任命，而是采取世袭制度的，就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的史官职务并不是由汉武帝封给他的，而是他由其父亲太史公那里世袭下来的。古代史官的世袭制保证了史官的人事权力不受执政者干预，史官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处于王权控制范围之外，所以古代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

据说当年曾经有一个人去投奔赵鞅子，赵鞅子因为有事就让那个人等了很久，后来赵鞅子见到那个人，问那个人会做什么?来人说，我没有什么本事，我只会每天跟着你，把你每天所做的丑事都记录下来。赵鞅子连忙为自己的失礼向这个人道歉，西洋楼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史官之类的人。

史官独立，当权者不能干涉史官的工作，但这并不表示当权者不会对秉笔直书的史官进行打击报复，事实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史官文化独立恰恰是由无数史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加以捍卫的，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王允杀蔡邑之外，最为有名的则是“崔杼弑君”的故事，齐国的权臣崔杼弑杀了自己的君主齐庄公，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死了齐太史，齐太史的儿子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之，齐太史的弟弟又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他，最后齐太史的小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于无奈，只得放弃了。每每读到此处时，西洋楼都不觉的会泪流满面，以崔杼当时的势力连国君都能够杀死，但却不能迫使史官为其隐埋罪行，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可歌可泣由此可见一斑了。

3.李世民

但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情况最终没有能够保持下去，而破坏这一制度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曾经被无数人称赞的一代贤君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因是在玄武门靠搞兵变上的台，所以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在他通过科举制度成功的使“天下英雄入吾扣中”以后，就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史官独立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摧残。

首先是对初唐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篡改，随后是把史官纳入了皇帝的管理范畴，最后是规定官方修史，史书的记载与编修归官方负责，民间修史不在允许，自此以后中国所有的正史被强行纳入“国家主旋律”的指导之下。

从中国政治发展来看，史官独立制度被破坏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必然，因为到了这个时期，封建君主的权力已经日益强大，他们已经不能在允许史官还如同司马迁一样对自己品头论足。但中国的历史也由此而变得沉重，因为我们已经很难在区分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就如同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面所写的那段：“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个婊子，谁有权有势谁就可以弄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