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元首，纳粹党也是他一手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希特勒开始对政治有了浓烈的兴趣，从此走上了政治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被其他的国家实行了经济限制，是德国的经济一路下滑，半数以上的德国人处以失业状态。而希特勒的出现却挽救了这一切，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就将德国带出了贫穷的沼泽，是德国变成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一战”后至“二战”期间的所有美国驻德记者里，没有人比西格瑞德·舒尔茨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她1893年生在芝加哥，父母是挪威人，从8岁起，她的大部分少年时光都在欧洲度过。父亲是位成功的肖像画家，主要在巴黎工作，所以西格瑞德从小上的是法语学校。后来父亲受命前往符腾堡王国 为国王和王后画像，她又跟过去上了几个月的德语学校。这段经历不仅教会了她德语，也让她很早就洞悉了当地的人情做派。

舒尔茨回忆道：“那时还很少有外国画家能被邀请到德国宫廷作画，那些德国小女孩也在尽力对我示好。但是很明显，‘不是德国人’这一点本身就是个缺陷。任何没能在德国文化和‘日耳曼效率’面前感到目眩神迷和自惭形秽的外国人，充其量就是个被同情的对象。”

舒尔茨在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后来随父母迁居柏林。在那里，身居战败国的舒尔茨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从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争，她和父母就必须以“敌国侨民”的身份每天向警局报告，不过好在她还可以在柏林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一战”余波未尽，《芝加哥论坛报》已聘她为柏林站记者，与理查德?亨利?利特搭档，她的语言能力给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从1919年初她与利特合作、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起，她还展现出杰出的报道能力。

舒尔茨和利特一道采访了几十名德国军官，想要了解他们在德国战败后的感受。大部分人满腔怨愤，但没有谁能盖过一名“尖酸愠怒的，穿一身蓝色海军制服的小男人，他名叫雷德尔”，舒尔茨写道。这名德国军官还告诉两位记者：“你们美国人用不着骄傲。用不了25年，我们两国还会开战。那时候赢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准备要充分得多。”

美国记者们不以为忤——他们的反应恰恰相反。“我清楚地记得1919年的那一天，我们都为一心想要复仇的小雷德尔深感惋惜。”舒尔茨在笔记中写道：“他把战败这事看得太严重。我们感觉到他正在被仇恨吞噬。”

1926年，舒尔茨成为《芝加哥论坛报》中欧分社的首席记者，直至1941年，她一直扎根柏林。战后，一波又一波的美国记者团接踵而至，团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舒尔茨对于德国的了解和对故事的执着探询一直让他们印象深刻。她在“二战”期间写作出版了《德国将卷土重来》(Germany Will Try It Again)一书。在书中回顾自身经历时，舒尔茨认为，其实雷德尔的同胞们都怀着与他相同的仇恨以及对复仇的渴望。

当然，那时舒尔茨已经看到了这股民族仇恨带来的后果，但也有人据此质疑书中的某些描述是否经过事后润饰。不过仅就她对雷德尔的这段采访回顾而言，她只是在末尾稍加渲染，以示其预言精准：“将近23年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而此时统领德国海军的，正是帝国元帅埃里克?雷德尔博士。”

市面上关于“一战”到“二战”期间旅居英法的美国人的书籍比比皆是，甚至不乏对美国人在苏联生活的记述。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舒尔茨和她的同事在内，还鲜有作者会关注那些在希特勒当权以及打造“第三帝国”时期在德国生活、工作或旅行的美国人。事实上，这群人经常为世人所遗忘。或许像乔治?凯南这样的外交家还能被人们记得，但那和他们的驻德经历没什么瓜葛。就拿乔治?凯南来说，他传记中的大部分笔墨都用来描述他如何构建出令自己声名大噪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被战后连续几届美国总统采纳为对付苏联的长期策略，相形之下，他在德国的经历就黯然失色了。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

因此，美国人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魏玛共和国的垮台、纳粹的骤然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爆都发生在一个陌生而隔绝的国度。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问，有哪些美国人亲历过这些事件，他们对此如何看待和报道——不论其立场是出于工作职责还是普通的好奇看客，而这些报道对于美国人看待当时的德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今，人们都普遍认为希特勒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而他所奉行的政策也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大部分人都觉得很难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在德国生活或者过境的美国记者、外交官、演艺人员、社会学家、学生以及其他各色人士居然没能立刻看清并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毕竟，他们坐在最前排的席位，可以从最优越的视野注视这起20世纪最戏剧化的事件。其中一些人不仅远远观察过希特勒，还和他有过近距离的会晤和交谈，目睹他从一个慕尼黑的街头煽动者变成后来权倾柏林的独裁者。对这些人来说，希特勒不是某个抽象的邪恶化身，而是一名真实生活里的政客。一些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他，也有些人等到他上台之后才开始留意。即便是那些没机会接触到他的人，也亲眼看见了他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

不过这些人对德国和希特勒的解读也大相径庭。他们中有人亲眼见过希特勒，认为他代表着一股原始力量，并拥有某种能够煽动德国人民情绪、激起他们愤怒的神秘能力;有人认为希特勒只是政坛上一个来去匆匆的丑角;也有人在初始阶段对希特勒本人及其作为怀抱同情，甚至一度拥护;还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本能的担忧，随即迅速转为全面的警觉，他们意识到希特勒对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其实不仅美国人不了解是什么成就了希特勒，又是什么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德国人也一样。奥特?施特哈瑟是希特勒早年的追随者，后与其分道扬镳并逃离德国。他回忆起1927年纽伦堡纳粹大会期间与几名纳粹高官共进的一次晚餐，当时，显然还没人完整地读过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这几名高官一致同意，通读过这本书的人可以获得免单的优惠。“结果没人读过《我的奋斗》，所以大家都得自己买单。”施特哈瑟告诉我们。

回顾过去，历史的一步步演变总显得无法规避，而对目睹了这段演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各自的判断也基于多种不同的因素：他们自身的倾向，他们看到的事实片断，并且有时他们只看到自己想看的那部分情节，而忽略那些暗示着相反事实的信号。

舒尔茨着重援引雷德尔在1919年的言论，为的是强化自己后来的论点，即一旦美国与德国再次开战，希特勒的行动就可坐实为战败国民族仇恨激化的必然结果。而另一些美国人则喜欢沉浸于“一战”后美国受到的热烈追捧，他们相信这场战争已经向人们索取了高昂的代价，所以必将留下一记深刻的教训。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竞争对手《每日新闻报》的驻柏林站记者，他回忆说，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在德的美国人都怀有一种合理的希望，认为德国战败后的屈辱、通胀以及其内部的混乱会让大部分德国人认识到再谋称霸欧洲是个愚妄想法。”

像舒尔茨和莫勒这样的记者，还有像凯南这样的外交官以及他的几个同事都不是甫出国门的新人，他们都曾在欧洲各国求学和工作。相比之下，这段时期来德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未经历练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免会被左右，行动也会受到影响。战后的德国不管在政治还是两性行为上，都处在一种旧世界的刻板与战后新世界的极端主义交融的状态，他们也时时为此心醉、震撼并着迷。

正因为美国的角色很特殊，所以在德国的美国人也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美国也是“一战”的参与国，但在后期才加入战争。大部分美国人都极不情愿被卷入到一场新的欧洲世界的冲突中来，因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在德的美国人则被归入一个不同于其他战胜国国民的类别。人们觉得他们的立场几近中立，远不像法国人那样复仇心切，不论就个体还是总体而言，他们更愿意给战败的德国人民质疑的权利。作为旁观者，他们可以跳出来，从这些欧洲大陆上的竞争对手以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就像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在德的美国人也喜欢享受特权阶级的生活，他们目睹着这里的物质匮乏、暴力陡增，却往往都能独善其身。他们彼此间密切交往，一起庆祝感恩节和其他节日，享受旅居异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关注身边大事。当时的美联社驻德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就曾不经意间提起这段在“美属殖民地”的生活，还有美国记者间“甚至是在那些存在激烈竞争的记者之间”的“令人羡慕的友情”。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之间也常常会爆发冲突，原因是对希特勒和纳粹以及对德国的军备建设可能带来的隐患意见不合;他们相互间的妒忌憎恶也不算少见。相比今天的各类使馆，那时的美国驻柏林大使馆还是个相当寒酸的前哨基地，超负荷工作的职员们和他们的配偶常常因为政治观点和其他琐碎的小事争吵不休。政府任命的大使与专业的外事人员以及武官之间也常有摩擦。如果再算上某位大使女儿的丑闻，真凑足了一台好戏。当然这些事在任何一个外交机构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城里那无处不在的紧张氛围中，它们被不自觉地放大了。

相比之下，那时驻柏林的美国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今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最多达到过50名。在当时的美国，除了纽约和华盛顿，还有大批市属通讯社、报业公司和日报社向海外派遣记者，并放任他们追踪各自的新闻。无线电广播员也很快加入了这场媒体混战。

作为一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闻周刊》的驻外记者，再反观当下媒体行业的整体衰退，我深感自己曾有幸生活在这个行当的黄金时代。但我的那些前辈们在柏林的生活还要有声有色得多。比方说，腓特烈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的交汇口是闹市区的显赫地段，那里有家著名的克兰茨勒咖啡馆，莫勒就在它楼上设立了一个《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新办事处。从此，这儿就以美国访客的二楼接待站而闻名，人们可以过来聊聊天，读读美国报纸，偶尔还能指挥一下办事处的秘书。这里不仅仅是家新闻社，几乎已经成了个小使馆。

有许多家喻户晓的美国名人也曾顺道造访新德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辛克莱?刘易斯，建筑学家菲利普?约翰逊，广播员爱德华?默罗，前总统赫伯特?胡佛，黑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当然还有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说来奇怪，对于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说，在那时探访这个神秘的暗黑世界也并非什么壮举。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1938年曾和他牛津大学的几个同学一起周游欧洲，也顺道走访了德国，他说：“人们都忘记了那时候去德国转一趟有多简单，比去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容易多了。”

我对这段历史一向很感兴趣，一直想了解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如何在最短时期内做到了对德国的绝对掌控，并将它一步步带进毁灭的深渊。这段历史对包括我家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的父母在波兰长大，父亲曾加入波兰陆军并参战，之后他逃到西部，加入了英国指挥下的波兰部队。战后我在爱丁堡出生，随后父母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开始了新生活，所以我从小就是美国籍，而不是波兰籍。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曾两次到过德国，第一次是冷战结束前最后几年中的波恩之行，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去柏林。我常常写到关于德国人如何对待纳粹历史遗产的问题，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在那个戏剧性的时代在柏林工作的美国人知之甚少。当然也有例外，我和我的同事都认识威廉?夏勒，他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德国统一后，阿德隆饭店经过重建后再次开业，夏勒、多萝西?汤普森以及其他明星记者们经常来此小聚。但我很少探究他们的个人历史。

后来我为了写这本书去和他们接触，才发现他们的故事里饱含丰厚的脉络，不仅让我了解到那个动荡时代里、在漩涡中心的德国工作和旅行的真实景况，也让我得以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通过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自己以一种少见的、强烈而直接的方式重新经历了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只要有可能，我希望尽量和读者分享这些第一手资料，分享这些受访者的视角——不论是回忆录、笔记、信件，还是那零星几位尚在人世的目击者的采访记录。

书里有些故事原先发表过，不过早已被遗忘;有些没发表的手稿和信件存在各地的档案室和图书馆里;还有一些保管在作者的子女手中。拿年轻的外交官雅各布?比姆来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任职于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他的儿子亚历克斯是我在莫斯科时认识的朋友，我们那会儿都是驻俄记者，他向我提供了一份他父亲尚未出版的手稿的副本。而书中很多关于在德生活的精彩描述则来自凯瑟琳(凯)?史密斯的私人手稿，她的丈夫杜鲁门?史密斯上尉是第一位会见希特勒的美国官员，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武官。

有一点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中的各位见证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件会将德国导向何方。确切来说，制定犹太人大屠杀详尽计划的万湖会议远在1942年1月20日才召开;德国陆军才刚刚开始在东线战场遭遇第一次严重溃败;而此时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和希特勒对美宣战，遗留在德国的美国人正在大批撤出。当然，美国人有大量机会目睹或耳闻纳粹政权对犹太人以及任何所谓敌对分子的大肆迫害，他们亲历了“二战”初期希特勒的节节胜利，也读到过有关大屠杀的早期报道。其中不少美国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远见，也有一些人畏缩不前，转移视线，个别人甚至公开倒戈，与纳粹为伍。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和大屠杀前夕在德的美国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和经历。作为记者，我有幸参与报道了近代的几个大事件，例如苏联解体和中欧剧变，我明白要在一段颠簸的历史时期厘清风云变幻，并就置身其中的人们该如何行动提出正确的道德指引，有多么困难。即便身处风暴中心，你还是可以继续惯常的生活，只是时不时地需要自欺欺人，尽管种种畸形、荒谬和不公正的事儿都一眼可辨。

我不会急着给这些在希特勒的土地上生活的美国人下任何定论，我的重点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假如有可能，我想让这些故事自己来说话。对这群美国人的历史评价，他们的是与非，他们的道德罗盘是完全精准还是彻底失衡，都应该从他们的自身经历出发，而不是由我们凭事后聪明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