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只不过有的人错误很小，有的人犯的错却很大，大到了使他成为死囚的地步，不可挽回。我们也经常能够在一些影视剧中看到执行死刑的情节，但是好像历朝历代都没什么区别变化，实际上，死囚的待遇每朝每代都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在宋朝。宋朝可以说是对待死囚最好的朝代，那么宋朝又是怎么做的呢?

在现代，对死囚犯讲人道主义已经基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在冰岛这个国家，是没有死刑犯的，且他们的最高判期是22年。死刑犯除了没有自由以外，在监狱里基本享受着五星级的待遇。这就让我们很不理解，实在是做的有点过了，这不是变相地鼓励人们犯罪吗?

在宋代，死囚犯自然是享受不了这样的权利，但即便是被砍头，也是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做法称为“临终关怀”，那么宋人是怎么做的呢?

“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诗。因为这首诗，他的作者宋祁还得了一个“红杏尚书”的雅称。不过我们今天说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宋玘。他的父亲宋玘是个大法官，他每次执行死刑的时候，都会拿着最终判决书大声向囚犯宣读：“尔罪应死，尽诏家人，使之相见。”说完以后还为死囚犯安排了“最后的晚餐”，让他吃饱了好上路，莫要做个饿死鬼。那么死囚犯听了以后什么感受呢?史书记载，“囚皆叩颡感泣”，把这些死囚犯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那么这么做就完了吗?等到处死犯人以后，宋玘又请来一些僧人为他们超度亡灵。因此，常州的死囚犯都非常感激宋玘，对他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这些死囚犯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我们知道，在我国古代，死囚犯一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别说死囚犯了，就是你犯了一点罪，也就不会把你当人看了，这种所谓的逻辑就是“犯人不是人”。如果了解这个情况，你就会明白宋玘是多么的开明、厚道。

那么，我们在这里单单举宋玘的例子，除了证明他有很高的道德以外，似乎没有证据证明宋代也普遍实行这样的“临终关怀”。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翻阅宋朝的典籍，一探究竟。

在宋代的《元丰令》、《天圣令》里，还真有这样的规定。这套制度包括七个层面：

一、处决囚犯之前，“仍先给酒食”，这个似乎没说么说的，历朝历代的都这样做;

二、“听亲戚辞诀”，就是犯人能和家属临终前见上一边，互诉衷肠;

三、“示以犯状”，公开审判，让犯人充分享有知情权，不做个胡涂鬼、屈死鬼;

四、“不得掩塞其口”，允许犯人有表达权，如果觉得不服宣判，可以当即申诉;

五、如果死囚“翻异，或其家属称冤”，必须终止死刑的执行，须要快马加鞭提交到上级部门请求裁决;

六、囚犯执行死刑一般选在黄昏时刻，并允许家属第二天前来领取尸体，官府不得阻挠;

七、“诸死囚，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这就是说没有家属来认领尸体的囚犯由官府负责安葬。

从这些规章制度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宋人对于判决死刑犯的审慎。因为，人命大于天，一旦判错，性命就无法挽回了。那么，这种制度是宋朝独创的吗?当然不是，这种优良传统一直都有，只不过到了宋代才真正将其发扬光大。如《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末后行刑。”另外也有官府为无人收尸的死囚犯进行掩埋的做法。只不过到了五代时，“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视人命如草芥，也就自然不会有这种“临终关怀”了。

经历了“五姓十三君”的乱世局面后，宋人意识到人命的可贵姓。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老百姓普遍不愿意打仗，朝廷也自然珍视生命，除了不轻易打仗以外，就是在刑事判决时尽量没有冤案。此外“不得掩塞其口”尤其值得称道，在武则天时代，处决犯人正好是要掩塞其口的。而宋人这么做，无疑是拨乱反正，让犯人享有“临刑称冤”的权利。

这种“临刑称冤”也不是凭空而来。早在宋代之前，古人就有“恤刑慎杀”的司法理念。

我们的祖先极为重视人命，认为“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正因为人命关天，才不能乱杀一人，正如《尚书》里所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已经和我们今天的司法理念很接近了，如在我国刑法里有所谓的“疑罪从无”原则。

《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古人正是受了这个思想的影响，所以即便是证据确凿，对犯人处以死刑，也认为这毕竟夺去的是一条人命。对于死刑犯的处决，古人表现出很大的敬畏之心，一般只允许“秋后问斩”。因为四时各有自己的规律，春夏是生长的季节，秋季是肃杀的季节。

那么，虽然是在制度上规定了“临终关怀”，究竟有没有执行呢?根据文献记载，宋朝时，还真有官员没有履行这一制度。有些州县“以纸钱厚蒙其首”，甚至还有一群官员围绕着囚犯“传呼鼓噪”，致使其不仅无法喊冤，同时也耽误了和家人的临终道别。朝廷了解了此类情况以后，便派官员前去着手调查。

殿中侍御史林旦就接手了这一任务，他在临行前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也就是认为此举是治标不治本的，不会有任何显著的成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套制度虽然很好，但有些官员对之置若罔闻，并没有很好的执行。可是话又说回来，不怕问题不存在，就怕问题不解决。正是有见于此，林旦向朝廷提出建议，“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最后，哲宗皇帝对林旦大加赞赏，同意了他的建议。认为只要严格执行这个制度，积累很多年的弊端自可迎刃而解。

我们今天来看宋代的这套“临终关怀”，依然觉得极为人道，充满温情。尤其是宋玘处决囚犯以后，还要请僧人为他们超度亡灵。犯人虽然犯了罪，但他只不过是犯了罪的人而已，依然还是人，绝对不能把他们不当人看。一个罪犯犯了罪，他受到的惩罚其实是双重的，除了法律的惩罚以外，他还有良知的拷问。而相比于前者，后者的惩罚更为严重，因为后者是诛心之痛，这也正是《罪与罚》想要说明的。

“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我们再读这一句话，就会更理解宋人的“临终关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