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清王朝灭亡后，整个国家便进入了整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各路军阀互不相让，谁也不服谁。在当年北洋军阀，北伐军，皖系军阀等等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大的军阀。在北伐军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北伐军最终胜利。在很多人的严重都认为北伐军之所以能战胜北洋军阀，原因是在兵力以及武器方面都要更加的占优势一些，然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据西方军史学者 Philip S. Jowett所著《痛苦的和平：1928至1937年中国冲突》一书考证，北伐军在开战之初(1926年7月)约10万人，1926年底发展到26.4万人，1927年春才壮大至70万之众。

反观与之对阵的北洋各路军阀，当时则拥有70万至100万雄厚兵力且装备精良。可以说，在1926年7至9月与吴佩孚部作战以及此后对孙传芳部作战的多数时间里，北伐军前线兵力都不占优，甚至处于明显劣势。

比如两湖战场初期，吴佩孚仅在湖南就部署了10万部队，而北伐军仅3个军、约5万人入湘，其中担负主攻任务的更是只有3万多人，相比对手堪称“以寡敌众”。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北伐军看起来有7个军、约10万人，兵力貌似不少，但开战初期除第4军(以粤军第1师为老班底)、新桂系第7军外，其余5个军大多畏敌情绪严重，认为北洋军阀特别是吴佩孚的部队“久经训练，精锐无比”，甚至扬言“北洋军队不可战胜”。再加上这些部队(来自湖南、云南和广东其他地区)普遍存在“客军”心理，因此对出兵都消极观望，暗自保存实力。

于是乎，第4军发扬主人翁精神，自告奋勇愿为北伐先驱，以叶挺独立团为前锋率先入湘作战。在湘南地区，叶挺独立团以1敌6，一口气打败了对手6个团，取得北伐首战大捷。

1926年10月初在江西王家铺，因连续作战而减员至7000人的第7军与孙传芳2个师遭遇，面对3倍于己的强敌，李宗仁号令全军置之死地而后生，并在兵力占劣势的情况下对敌人发起主动进攻和大胆包抄，最终将之击退。

上述2则经典逆袭战例，都是北伐军在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辉煌胜利。可见，北伐军获胜(特别是在两湖主战场)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其战斗力远超各路军阀，否则的话人马再多、武器再好也是乌合之众。

贺胜桥之战打响前，吴佩孚亲率精锐从北京赶赴前线督战，前者倒是集结了10万大军，并配属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野炮及200多挺重机枪，实力数倍于担任主攻的北伐军第4、7军。但结果呢?尽管北洋军依托险要地形和占优势的兵力、火力死守抗拒，却依然没能挡住北伐军的奋勇猛攻。

情急之下，吴佩孚把自己的卫队、宪兵、军官团和学员队都派到贺胜桥头督战，甚至不惜杀掉10余名溃退下来的旅长、团长震慑败军。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求生心切的溃兵竟然向督战队发起冲锋，迫使吴佩孚仓皇乘火车逃走。贺胜桥之役，吴佩孚精锐主力3万余人被歼，北伐军威名一时间传遍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军的强悍战力，早在北伐开始前的1925年东征就已初现峥嵘。当时，以黄埔军校2个教导团为主力、只有约3000人的右路军因训练有素、士气高昂，成为了整个东征部队的“拳头”和“尖刀”。

棉湖之战中，由200多名黄埔军校教官(担任团营长)及毕业生(担任连排长)为骨干组成的教导第1团陷入援兵未到、孤军作战的极端危险困境，却靠着顽强意志，仅凭1000余人的劣势兵力与10倍于己的敌人拼杀竟日，最终坚持到了教导2团来援，从而一举扭转战局。

在攻击陈炯明老巢惠州的门户淡水城时，黄埔军校教导团又派出10名营连级军官带领100名士兵组成敢死队，拼命冲到城下搭起人梯攀上城头。夺取淡水后，教导2团又用1个连击退了大股敌军的反扑。如此能征惯战的军队，放眼当时的中国恐怕找不出第2支。

虽然张作霖的奉军、吴佩孚的直军中也有一些比较能打的精锐部队，但其与广东革命军/北伐军有若干重大区别——首先是上述军阀的建军、治军方式很老套，维持内部关系仍靠沿袭自湘淮军和北洋时代的封建礼教、高官厚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师生同学、姻亲幕僚、同乡门客、结义拜把子等“旧办法”。

而且在军阀部队里，除了升官发财、争权夺利、个人享受之外也没什么理想，当官的吃空饷“喝兵血”，传统募兵制的弊端与严厉体罚和森严等级关系决定了普通士兵很难跟军官一条心。至于发动群众、鼓舞民心士气等宣传工作，军阀更是比广东革命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广东政府在东征前，就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士兵逃亡惩处赏罚条例》，为严肃军纪，蒋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一个临阵脱逃的亲戚(时任教导2团某部连长)当场正法。

等到北伐时，广东革命政府更是“大军未动，宣传先行”，通过公开宣讲、贴标语口号、组织游行等方式广泛动员民众支援北伐。史载，当时整个广州都进入了“近似癫狂的革命氛围”，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社会地位与阶层，几乎所有人都不分昼夜地在空前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四面八方送来的牙刷、牙粉、草鞋、雨具、被服、粮秣、设备器材堆积如山。

广大海外华侨也组织了会员总数约100万人的524个“北伐后援会”，截至1926年底捐助军饷已达100万银元。古巴、秘鲁和澳大利亚的华工干脆采取月捐方式，固定拿出每月工资的30%汇给国内支援北伐。

全球华侨团体还通过报纸、贺电、庆祝大会、公开演讲、编排戏剧等方式，积极营造支持北伐、反对外国干涉的舆论氛围。成千上万的华侨热血青年更是直接回国参军或在战地服务，比如叶挺独立团8连连长、归国华侨李海涛就牺牲在武昌城下。

北伐军内部同样高度重视政治教育，广东政府派专人前往桂系部队宣扬革命，桂系主力第7军很快形成了官兵互相激励、战斗目标明确、求战意志旺盛的良好临战状态，由于官兵争先恐后要求参加北伐，第7军第8旅第15团竟然第一个赶到衡阳，成为北伐军中最早集结到位的部队。

号称“铁军”的北伐军第4军，战前的动员教育工作更是出色。以“铁军”叶挺独立团为例，该部坚持每天上下午讲一次军政课，晚上点名训话。而且要求各连队必须官兵同吃一锅饭，一起娱乐同唱军歌，并通过“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活动，杜绝旧军队贪污军饷、打骂士兵的军阀恶习，让普通士兵认识到“参加革命军是光荣的”，从而消除其为便于开小差(这也是旧军队毛病之一)而报假名、假籍贯的顾虑。

因为有理想、有信仰，再加上求胜心切、上下齐心，叶挺独立团才会打起仗来敢于刺刀见红、悍不畏死。有资料显示，截至1927年初该部已牺牲近千人(占全团约半数)，而第4军其余各团平均阵亡数也在380人左右。

在第4军楷模作用的带动下，北伐军其他部队也通过加强政工事务，有效提振了战斗力和军心士气。在江西战场上(打击孙传芳部)，入赣参战的北伐军最多时有6个军、10余万人，而官兵牺牲超过1.5万，其中营连以下基层军官阵亡率高达75%，近半数团长也以身殉职。

黄埔一期学员、时任第1军某部营长的李默庵就曾回忆当年参加北伐战争的情景，他说“那时我们作战，想的很简单，要么战死沙场，英名流芳，要么建立功勋，晋升加级。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也鼓舞着我们的作战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