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世纪到18世纪期间，中国的瓷器对于欧洲人来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当年瓷器风靡一时，自然是带动了欧洲很多商人、工匠以及学者的研究。在欧洲，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研究者中国瓷器的制作秘密，然而白瓷的制造确实中国不传外的秘密。西方人破解瓷器的烧制配方，花了足足四个世纪。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成功的?

当时法国、英国，以及德意志的一些邦国，很多欧洲国家，都在积极地研究白瓷工艺。其中最关键的国家有三个，法国、萨克森，还有英国。法国人最早从中国探寻到了一些瓷器制作的蛛丝马迹，但最终攻克技术难关的是萨克森人，而英国人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升级。关于他们各自采取的方法，我们逐一来分析。

法国人的办法，主要是技术窃取和外交努力。

这个过程中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法国的耶稣教会传教士殷弘绪。这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的传教生涯历经康熙、雍正两朝，从地上到地下，前后历经四十多年，死后也葬在北京。1699年，殷弘绪经过漫长的旅程，走过了大半个地球之后，抵达广州，这一年是中国的康熙三十八年。

来到中国后，殷弘绪没有到北京之类的大城市去传教，而是去了景德镇所在的江西饶州，在饶州呆了7年。这期间他结交了江西巡抚郎廷极，因为这层关系，殷弘绪得以自由进出景德镇的大小作坊，逐渐掌握了窑场制造瓷器的工序和技术。

1721年和1722年，他两次将瓷器制作细节和购买的样本寄回欧洲。另外殷弘绪还设想通过外交努力，让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这两位他心目中的伟大君王建立友谊，从而分享技术，不过他这个想法也收效甚微。

殷弘绪流利的汉语能力、和当地人的亲近以及对窑场工人悲惨命运的关切，但以今天的标准而言，殷弘绪无疑是个工业间谍。不过，他并没有彻底弄懂瓷器制作中的一些关键细节。

德国人的做法，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民族性格，他们埋头做实验。那位用骑兵换花瓶的萨克森帝选侯奥古斯特二世，是瓷器研发的最主要推动者。他在德累斯顿建立了一座实验室，启用了一位名叫契恩豪斯的年轻数学家，来负责此事。

这位数学家研究了十多年，一无所获。而到了1701年，他的研究迎来了转折：这一年，出现了一个自称会炼金术的乡下男孩波特格。

炼金术是欧洲一种古老的迷信，认为有一种神秘的方法，能把不值钱的金属炼制成黄金，直到18世纪仍然有很多人相信，甚至大科学家牛顿晚年还研究过炼金术。所以这个男孩一出现，德意志的各路诸侯都急忙抢夺，最终奥古斯特二世得到了他，并且派给契恩豪斯做助手。

经过长期关押和实验室恶劣环境的折磨，这个男孩精神失常了，开始胡言乱语，说什么和什么配在一起能得到金子。虽然这些所谓秘方不可能真的有效，但是这些完全突破逻辑和常理的说法，反倒启发了契恩豪斯。他开始摆脱常规，尝试那些之前被认为不可能的方法，一个个做排除性试验。

到1706年，在契恩豪斯做白瓷的第18个年头，他试烧了一个简单的器皿，由红极黏土和石英做配方，结果，烧制时没有断裂，投入水桶里也没有开裂。就这样，他终于第一次烧制瓷器成功。又经过一年多的改良，1708年1月15日，契恩豪斯终于烧制出了第一个白瓷。

为了这一天，契恩豪斯花了20年，而波特格被关了8年。4月，奥古斯特二世下令建立瓷厂，这是西方第一座瓷厂。就在这年10月，契恩豪斯去世。波特格虽然没有炼出黄金，但他帮助契恩豪斯做出了像黄金一样珍贵的白瓷，所以这种瓷也被叫作“波特格瓷”。300多年后，德累斯顿竖起了波特格的雕像。

英国的白瓷制作，起步稍晚。

1726年，英国普利茅斯，一个叫威廉·库克沃西的青年药剂师学徒，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就收录了当年殷弘绪从景德镇发回欧洲的关于白瓷制造的书信。库克沃西的个人命运和英国的瓷器史在这一天改变了。

殷弘绪在书信中提到，高岭土和白墩子是最重要的两种原料，用中国工匠的话说，“瓷石犹如骨，高岭土犹如肌肉”。这里的瓷石，就是白墩子。

根据这个信息，库克沃西开始满世界寻找这两种材料。他不断打碎珍贵的白瓷盘子，来分解研究它的成分。他又到处转山，这里挖两下，那里挖两下。终于在英国康沃尔的一片花岗岩地区，他找到了类似白墩子的材质。然后，就是进行各种原料组合。

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又经过十几年的试验与钻研，1768年，库克沃西烧制成功了他的第一件白瓷酒杯。尽管非常粗糙简陋，但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件本土出产的瓷器。随后，库克沃西开办了自己的瓷厂。

由此，英国的普利茅斯，也成了可以比肩景德镇和德累斯顿的第三个世界瓷都。景德镇代表着瓷器的起源;德累斯顿，是欧洲人解开瓷器之谜的地方;普利茅斯，则标志着英国瓷器制造业的崛起。这三座城市，每一个都跟瓷器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节点性事件密切相关，堪称是瓷器圣地。

掌握了白瓷的秘密以后，在德国和英国，技术都迅速转化成了市场化的生产。

萨克森虽然一度独享瓷器工艺的秘密，不过新开的瓷厂总是不惜高薪去挖萨克森瓷厂的人才。奥古斯特二世也抵挡不了市场的力量。于是，萨克森研究出的白瓷秘密，很快就不再是秘密。而随着技术的解密，各个地方的匠人们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德国的瓷器工艺进展迅速。市场打破了德国造瓷器的秘密，给了最充足的资源配置。

在英国，库克沃西也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名叫韦奇伍德。他从库克沃西那里听说，美洲的印第安人领地上可能有优质的瓷土，便立刻派人收购几吨新瓷土，可能的话就把整座山买下来。他派去的人九死一生，终于从切罗基族印第安人手中，搞到5吨瓷土，带回了英国。

后来韦奇伍德，也开办了自己的瓷厂，并且以自己的名字作为品牌。韦奇伍德出品的瓷器在英国、俄国王室都大受欢迎，被誉为“王后御用陶瓷”。1812年，又首次推出骨瓷餐具，色泽纯白，晶莹透明，风靡世界。“韦奇伍德”也成了精致瓷器的代名词。

在库克沃西、韦奇伍德这些有恒心、有魄力的瓷器商人不断的彼此竞争中，英国瓷器的质量和产量，都很快就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前面说过，库克沃西烧制出英国史上第一只白瓷杯，是在1768年。仅仅过了42年，1810年，英国已经成为瓷器出口国。在18世纪末，英国人又发明了在瓷土中加入动物骨灰的骨瓷，色泽和质地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国白瓷。其中，前面说过的韦奇伍德品牌的骨瓷，直到今天还是瓷器界的顶级品牌。

而就在欧洲人模仿、超越我们的时候，作为瓷器原产地的中国，又是什么局面呢?

18世纪，中国正处在清代的鼎盛时期，皇权强盛，最出色的瓷器技术人才只能为皇宫服务。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一份雍正五年的瓷器督造官的奏疏，上面说：已督造了十五万零两千件瓷器，官窑出现了亏空，督造官员们不得不自己搭钱来维持。这年冬天景德镇阴冷多雨，为防瓷胎晾不干，官员们自己出钱建立了工棚等等。

雍正皇帝的批示，只有一行不带感情的字：“览，朕知道了，再议。”跟欧洲热火朝天的氛围相比，中国的瓷器行业呈现的，就是这么一幅冷冰冰的面貌。

接下来的19世纪，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遭逢种种不幸，瓷器行业也日渐萧条。这种萧条，在瓷器出口数据上体现得更直观：17世纪60年代，景德镇每年的外销瓷，价值达到360.5万到450.5万两白银，到18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5.4万两白银，折损了50%以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更是每况愈下。

而且除了国际市场份额被英国的新兴的瓷器出口国挤占之外，一些曾经引以为傲的技术也失传了。引用景德镇官窑给清廷的最后一次答复。当时是1911年，清王朝已经接近终点，风雨飘摇的清廷还在要求景德镇制作100只七尺红釉瓷盘。景德镇回复：我们已不再具备这种工艺，只能送上100只其他瓷盘。而在1955年，中国甚至需要从当时的东德请来技术工人，到景德镇来传授现代的制瓷工艺。

这个中国瓷器业的衰落过程，也让我们看到，再先进的工艺科技如果被垄断，只服务于社会顶层，就会逐渐失去活力，逐渐落伍。中国白瓷技术领先欧洲将近一千年。其中，最优秀的官窑人才只能服务于帝王家，工匠永远只是工匠，很难变成商人获取知识产权的利益。商人很难成为社会认可的科技专家，无法进入翰林院或英国式的皇家学会，获得新的智力援助和更高的社会荣誉。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工匠只能靠自己的天赋和上辈传承的经验守住技术，难以创新。

这段历史能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对竞争与创新这二者关系的认识。英国白瓷技术的创新，源于竞争环境迫使商人们必须引进更高质量的瓷土，研发更先进的工艺。今天我们鼓励创新，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鼓励竞争还是限制竞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白瓷的案例里，私人部门是塑造市场格局的最大力量。英国在短短42年内，从做出第一只粗糙的瓷杯，到成为瓷器出口国，这个过程，靠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规划，而是库克沃西、韦奇伍德等人的私人研发部门的努力。德国瓷器技术的突破，虽然源于奥古斯特二世的“瓷器病”，但最终也是市场的作用，实现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精美的中国白瓷，一度被欧洲人视为圣杯，同时也激发了法国、德国和英国人的雄心。他们备尝艰苦，最终掌握了白瓷的秘密。“圣杯”落到凡尘，中国白瓷很快在市场上就被欧洲制造替代。

这个模式我们很熟悉：先是引进、模仿外国工艺，然后专研、改良、量产，直到在市场上取而代之。200多年前欧洲人发现白瓷工艺秘密的故事，是一个欧洲摆脱对中国工艺依赖的故事。这就不免让人想到，今天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跟当年欧洲类似的境况，只是二者的角色互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