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古代就有一种制度，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外国人的佩服，这项制度就是我们熟知的“科举制度”。很多外国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古代既解决了国家人才问题，又解决了平等问题的一种手段。因为科举考试没有门第之分，谁都可以通过这条路径成为朝廷的官员，使得自己的家族光宗耀祖。

发展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随着历史发展，统治阶层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得不面对人才问题。秦汉之前，国家统治者要用人，就实施分封制，由执政者把官位、土地及属民分给宗室、亲族及大臣，这就形成了我国古代春秋诸侯国分立的局面，后来这些分封的官员，割据一方成为霸主，破坏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秦汉之后，虽然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分封，但皇帝的儿子、亲族照样能分封。王朝要发展，总要有人才干活，亲族分封只是为防止异姓王作乱，这是刘邦的打法。那么刘邦建汉朝后，如何选拔人才，两汉时期实施的是察举和征辟，所谓的“察举”就是由大臣和地方官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人才，也叫“荐举”。所谓的“征辟”是指高官认为自己的属下或者门客有一定才能，就向皇帝推荐。虽然这种制度比分封制有进步，但时间长了必然造成任人唯亲的问题，谁都想推荐自己的人。因此东汉出现“朋党”也不足为怪了。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时，他也意识到人才选拔的弊病，因此曹操曾提出过“唯才是举”，曹丕即位后，为了实现曹操选拔人才的目标，曾在州、郡设中正官，主要考察人才，那时就把人才分为九品，按品级向各州县推荐。但这种选官分品，谁的门第高就是上品，就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所以曹操只是提出一个目标，真正有才能的人并未选拔上来。

到隋朝时，针对以前选官存在的问题，隋文帝施行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到了唐朝科举制有了进一步发展。科举制的优势在于杜绝士大夫阶层其后裔当官的问题，对普通百姓敞开当官的大门。不过老百姓读书的毕竟是少数，最初这种问题并未改观。

从考试内容看，隋朝注重策论，也就是针对经义及政事写成的论文。这是一种进步，否则没有衡量高低的标准。唐朝时重视明经、进士两科考试，明经考经学，进士考诗赋。明经内容从九经中出。所谓的“九经”就是三礼、三传、易、诗、书。

考试方法用贴括也叫“贴经”，我在之前文章介绍过，就是经文原文的填空题。而明经不要求写文章，只要求背诵写出经书的注释即可，可见唐朝科考要容易些。

唐朝科举考试方式使用时间长了，考生摸到了门道，只要将经文背诵熟练即可，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到了明清朝就流行起八股文写文章，既要引经据典，还要有解释，有自己的观点，这就相当于论文。虽然与唐朝有联系，但八股文成为真正科举考试的“重头”。

源头

那么谁发明的“八股文”?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古来有之，并非谁发明，只能从源头上找。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文体，考察是文字功底、理论功底。此项技能，并非明清独有，如果推算起来，是王安石推行的一种考试技能。都说“熙宁变法”失败了，但王安石力主的八股文却一直保持到清朝灭亡。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改革家，而且又是文学家，此人也通过科举考试而为官。他两次出任宋朝丞相，就是为宋神宗改革服务。王安石改革的内容很多，既有税，也有农田水利及军事建设等内容，同时在科举考试上，王安石认为宋朝沿用唐朝的制度，在科举考试上的诗赋，主要是讲究文辞并不实用。他向宋神宗建议应该复兴古代读经取士的方法，把诗赋取士改为经义文章取士，用文章来解释儒家经典，以文章的优劣决定选谁当官。

表面上看考经义文章是“复古”实际上是一次变革，当时王安石的建议，受到朝廷很多人争议。苏轼主张诗赋，只有王安石坚持经义。王安石毕竟是丞相，宋神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下诏书鼓励兴办学习，教授经学，对唐朝的贴经、诗赋取士进行了批评，认为“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按理说，宋神宗说话了应该好施，但在宋朝对待文臣太宽容了，苏轼依然坚持他的立场不放，还与王安石进行一番议论。此议论对后来的八股文影响很大。

苏轼认为：“得人之首，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保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校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而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欲变经生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诗赋、论策均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介石，使复、石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宋史)。

为什么要把苏轼这段话原文拿出来?因为苏轼说的有理有据，如果宋神宗听了苏轼的话，根本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八股文。天下科举考试也不会那么难了。

王安石不亏为大家，他反对置学立师，反对用经书束缚人才的思想。他认为天下的人才，并不一定通过学校读书，可根据他的真才实学录用。

苏轼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但受到前世影响太深。与王安石的思想还有一定差距，王安石提倡兴学、立师、授经，就是“化民成俗”。当宋神宗问王安石对苏轼有何意见时，王安石说：“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王安石以丞相之位说这番话当然要比苏轼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他的意见的确符合宋神宗的要求，因此，王、苏之争，最终王安石的建议得到宋神宗及大多数大臣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八股文的源头是王安石，但此源头总被历史遗忘。

弊病

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了宋朝多选拔一些人才，但王安石却不知道他的这一措施，其实是毁坏了人才。王安石在后来实施中他有所感触，他曾后悔的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陈师道《谈丛》所记载)

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改革，为明清八股取士开辟了道路。八股文内容主要是释义儒家学说，与王安石的理念是相同的。因此从宋神宗变革科举考试一直到清朝，以经义文章取士一直没变。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后，文章成为考取功名的主要手段，宋至清都没变，变的只是文章的形式和八股花样，也称为八股程式。

宋朝科举考试的经义文章保存下来的很少，不过《四库提要》提到张才叔(张庭坚)的《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是当时八股文典范之作。

张庭坚这篇经文出自于《尚书·微子》，这里所说的“靖”是谋划的意思，题目就是说殷纣王昏乱残暴，他的同母兄弟微子，他的两位叔叔箕子、比士，各有其志，用不同办法表示忠于先王。微子出走，后来降于周，封于宋。箕子成为奴隶，比干被杀。 这三人被儒家所推崇。

从内容上看，宋朝人经义文章的程式化已经形成，与明清时的八股文并没有多少区别，宋人在文章结构上，以及破题、入题等程式化文字，文字更为散式，没有多少约束。此后明清八股文就不一样了。

宋朝推行八股文时，当时一些考生为取悦考官，常常写一些争奇斗艳的文字，而且还大量使用对偶排比句。清朝人钱大昕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人习于排偶，文气疏畅，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梁章钜在《制义从话》中曾列举了宋朝人用排偶的文章。在这里不做过多的举例。但宋朝的经义文章一出现，特别是排偶舒畅的文字出现，就为明清时的八股文奠定了方向。

八股文很难写，特别是写出华丽文章，让皇帝和考官喜欢更难，需要有很深的儒学之功，而且有较强的古文驾驭能力才能写成。因此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很难，写不好八股文想被录取，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