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之后的朝代，丞相一般都是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官职，那丞相和宰相又是一个意思么?到了宋朝，就没有丞相这个职务了，而宰相也不能说完全就是丞相，宰相的权利没有丞相那么大，相当于是说把丞相拆分成了几个官职，不让丞相对于皇帝的威胁实在太大了。不过宰相似乎又显得有点拿不上台面，可能有时候地位还不如知府。那知府和宰相在宋朝分别是几品官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一起来看看吧。

常有人问：宋朝的知府、知州是几品官?其实我们很难说它们究竟是何品阶。来看一个例子：

熙宁七年(1075)十二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为密州知州，他的官职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是苏轼的官，从七品上(元丰改制后为正八品);直史馆是苏轼的馆职;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的差遣。此时苏轼是从七品官。

过了一年多，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轼的官职结衔已变成“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知州事、骑都尉、借紫”。差遣还是原来的差遣(知密州)，馆职也是原来的馆职(直史馆);不过苏轼的本官已从太常博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还获授“骑都尉”的勋级，获得“借紫”的服章待遇(元丰改制前，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改制后，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朝廷有时会特许品秩较低的官员穿紫色或绯色官服，此即借紫、借绯)。

你看，同一个人(苏轼)，同一份职务(密州知州)，品秩却不一样：熙宁七年的苏轼只是七品官;到了熙宁九年，则升为六品官了。

从理论上说，一品大员与九品芝麻官都可以成为宋朝的州郡行政长官。事实上也是如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单：

熙宁六年(1073)，韩琦以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的身份判相州，为正一品官;咸平四年(1001)，张齐贤以尚书右仆射判永兴军，为从二品官;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为正三品官;嘉祐五年(1060)，韩绛以右谏议大夫知蔡州，为正四品下;元丰六年(1083)，蒲宗孟以中大夫知汝州，中大夫为元丰改制后的寄禄官，正五品;崇宁元年(1102)，朝奉大夫、知蔡州欧阳棐管勾崇道观，朝奉大夫为从六品;元丰八年(1085)，朝奉郎吴安持权知滑州，朝奉郎为正七品;嘉定十年(1217)，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事，奉议郎为正八品。

你看，宋朝知州的品秩，从正八品到正一品，都有。这是宋朝知州与明清知府的一大不同之处。

那么作为政府领袖的宋朝宰相，又是几品官呢?

也是很难说。

清代学者钱大昕论及唐朝差遣制度时说：“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 宋代在元丰改制之前，宰相制度亦延续中唐以降之差遣制：自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正四品)以上，皆可通过获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权发遣枢密院公事”等差遣的方式上台执政，比如熙宁二年(1069)，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而谏议大夫仅仅是正四品官;同年，宋神宗升授三朝元老富弼为司空兼侍中(正一品)，但富弼辞谢不受，改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正宰相，而左仆射则是从二品官。

说到这里，我想告诉你，其实我的本意并非要考据宋代宰相与州郡长官的品阶，而是想说明，在宋朝，不管是什么资历的官员，都可以担任州郡行政长官;四品以上官员，都有机会成为执政的正副宰相。

按宋朝任官惯例，凡寄禄官(本官)高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行”;高于二品及以上者，叫做“判”;凡寄禄官(本官)低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守”;低于二品者叫做“试”;再低者叫做“权发遣”。举个例子说，一品大员转任节度州长官，一般称为“判某州(府)”;八品官担任知州，通常就是“权发遣某州(府)事”。

行、判、守、试、权发遣的制度安排，可以让一名资历极浅的七八品小官也有机会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亦可以让一位德高望重的前宰相转任知府或知州。这两类情况在宋朝都可谓是家常便饭：张奎、范祥、吴安持、岳珂、傅崧卿等宋史留名的才俊，都曾以七八品小官的身份当上知州;吕蒙正、张齐贤、冯拯、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章惇、韩缜等名臣，都有过从宰相、副宰相位子退下来出知外郡的经历——请注意，他们并不是被贬官，而是换了一份差遣(职事官)，品秩没有降低。

而在其他王朝，我们很难看到有哪一位宰相(包括明代的内阁首辅、清代的军机大臣)调离相位后转任地方官，除非是因为犯下过错被贬了职。可以说，其他王朝的文官系统是线性的，官员循资从低层向高层晋升;宋王朝的文官系统则是环形的，州郡长官可以转任宰相，宰相也可以转任州郡长官。

这是宋代官制的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