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五大道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箱尸案”：

贵妇董玉贞离奇失踪，丈夫悲痛之下登报求助，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一只猫的异常举动成了关键线索，让木箱碎尸得以重见天日，也让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

办案过程

1947年10月30日，一则寻人启事被登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吸引了民众的注意。报纸如是记载道：

“李董玉贞，年35岁(系已故董师长政国之长女)，于36年10月25日下午5时，由十区大理53号乘三轮车外出至今未回，遍找无踪，如有知其下落者请赐信，备有重谢，绝不失言。李允之谨启。”

失踪者名叫董玉贞，寻找者是她的丈夫李允之。他们两人都颇有身份，董是国民党中将师长之女，李是开滦矿务局董事之子，警方捏了一把汗，马不停蹄地展开查案工作。

在接受调查时，李允之声称自己当天给了妻子买貂皮大衣的钱，且帮她叫了三轮车，妻子可能是在车上露财而被谋财害命了。

李允之痛心疾首地说：“我要是用车送她回家就好了，就不会发生意外了，我真后悔呀！”并且塞给警察一大笔钱，道：“请你们一定把那图财害命的车夫找到，我一定重金酬谢。”

因此，警方把怀疑的目光放在了三轮车夫身上，虽然查案屡次未果，没有实证，但时间不等人，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警方计划以三轮车夫图财害命的名义结案。

然而，失踪者的妹妹董玉芝来到了警察局，告发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人——姐夫李允之。

在董玉芝的坚持之下，警方重新开始调查案件，但她空口无凭，找不到证据，无法给李允之定罪。

况且，李允之积极登报寻人、上报警方，言辞之恳切，神貌之哀痛，在社会上为自己树立起了受害人的形象，难以攻破防线。

就在这时，受到寻人启事和家猫异常行为的启示，美国人芮乐及时报案，打破了僵局。

据芮乐所说，先前，友人施美丽、李允之以搬家为由请求他保管一个沉重的柳条箱。由于箱子有股挥之不去的腥臭味，芮乐疑惑地问道：“这箱子好像有股怪味呀？”

施美丽回答道：“我家的懒猫，在上面撒了一泡尿。”芮乐因此放下了疑心，将箱子搬到库房存放。

这一“箱尸案”让人津津乐道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一只猫成为了破案的关键线索。芮乐家里养了只小猫，因为他工作繁忙，不能经常陪伴妻子。

在接受友人请求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芮乐养的猫经常会跑到库房，围着箱子胡乱转，时而用猫爪挠箱子，制造出尖锐的噪音，爪子也沾上了血痕。

芮乐和妻子察觉到不对劲，连忙请求警方的帮助。警方赶到芮乐家的库房，撬开了被封锁两层的箱子，里面赫然是一具女性的碎尸。

董玉芝根据死者身体特征，辨认出了女尸正是自己的姐姐，检验医师接着做了更具体的查验，得出结论：“李董玉贞系生前被钝器击伤，身死后，将头刃落，用火焚烧，两腿死后被锯支离，放入木柳箱内。”

人证物证俱全，李允之、施美丽无可辩驳，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让真相终于被世人所知，也让一桩爱恨纠缠的故事浮出了水面。

当初，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李允之与董玉贞成婚。婚后，两人育有二儿二女，看似天作之合的背后，其实藏着李允之的沾花惹草。

江山难改，本性难移，李允之在结婚后也难改花心的老毛病，而董玉贞素来强势，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对丈夫的红颜知己见一个打一个。碍于妻子的娘家势力，李允之只好一一用钱财了断。

关键性的变化出现在董师长重病缠身时，眼看妻子娘家权势减弱，李允之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李允之在外与一名中德混血美女陷入爱河，这位混血美女叫做施美丽，她用美貌与人格魅力折服了年长她十岁的李允之。

在董师长去世两个多月后，李允之决定先斩后奏，与施美丽来到北平郊外的一个私人教堂，通过宗教仪式秘密“结婚”，并在天津大理道另筑爱巢。

董玉贞知道后，愤怒地闯进大理道53号，三人争吵一触即发，将门窗、家具砸得稀巴烂。

在张律师的斡旋之下，失去父亲撑腰的董玉贞只好同意分居协议，从此，李允之要继续负责董玉贞及其母亲、子女们的生活费用，董玉贞不得干涉李允之与施美丽的二人世界。

李允之负心薄义，既违背协议，经常不按时提供生活费，还限制董玉贞的自由，稍有忤逆就拳脚相向，殴打至董的小手指断裂。他的残暴行径为后来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董玉贞看到施美丽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貂皮大衣，醋意横生，要求李允之也为她买一件。

第二天早上，董玉贞来到李和施两人住的小洋楼，让李允之随她一起去买大衣，李允之百般不愿，一直拖延到中午。

下午1时，董、李两人又发生了口角，董玉贞情急之下对着李允之掷酒瓶与榔头，激怒了李允之，他反手夺下榔头，在施美丽的协助下，连击董的头部十余下，董气绝而死。

为了掩人耳目，李允之在下午5时故意高喊：“玉贞真好！”紧接着买了一个旅行用柳条箱，当晚强装镇定地如约应酬。

按照施美丽交代的犯罪经过，李、施两人“锯下董的头，用报纸裹好，放在一边；又锯下董的两条大腿，将人头丢在壁炉里焚烧，待使人不能辨认时才取出，连同身、腿一起放入柳条箱内，又洒上樟脑粉。”

次日，他们把箱子转移到芮乐家，开始散布三轮车夫图财害命之说，李允之更是打起了悲情牌以迷惑警方。

此案水落石出后，社会上一片哗然。罪犯祸水东引，企图瞒天过海，若非小猫带来的关键线索，警方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真凶。再往深处想，我们会发现，这一案件有着不少耐人寻味的点。

论及这一“箱尸案”得以轰动津门的原因，不谈涉案人员的身份是不可能的，董、李两人分别是军二代与富二代，施是中德混血。

刨除他们不寻常的外在身份，深入他们的内在关系，三人无非是发妻、丈夫、妾，原配遭出轨的丈夫与美艳的恶妾残杀，无疑让人不寒而栗。

这就出现了一个疑问，1912年不是把“一夫一妻制”写进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吗？为什么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会有妾的存在？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民国婚姻司法和立法间的脱节。

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思想文化水平较低，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占据了古代婚姻的主体。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女权意识逐渐觉醒，提倡男女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在民国初期被固定下来。

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按照“妾之问题，毋庸规定”的立法原则，颁布了民法《亲属编》，意在保护一夫一妻制，让长期存在于中国婚姻生活中的“妾”，在法律层面荡然无存。

因此，理论上，民国时期的已婚男性若爱上了其他女性，可以和原配离婚，但不能在尚未离婚的情况下和新欢结婚，否则就会犯重婚罪。

然而，民国的司法解释却为“妾”做出了辩护，默认了纳妾的合法性。

民国二十年院字第七三五号解释称：“妾虽为现民法所不规定，惟妾与家长既以永久公共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依民法第一一二三第三项之规定，应视为家属”。

按照这一逻辑，妾不属于妻子，娶妾和婚姻不能画上等号，娶妾也就没有犯重婚罪。立法初衷与实际判决相冲突，在这一背景下，民国一夫一妻制名存实亡。

了解了民国婚姻背景，再观这一案件，我们会发现婚姻司法的漏洞难辞其咎。民国允许离婚，但李允之在另坠爱河后却没有和原配离婚，可能是因为觉得离婚并不光彩，也可能是因为不想财产被瓜分。

正巧司法存在漏洞，李允之选择和施美丽秘密“结婚”，用分居协议打发董玉贞，既守住了家产，又抱得美人归。

若不离婚则不能娶新欢为妾，李允之和董玉贞一刀两断，后者所遭受的家暴、残杀或许都不会发生。

从女性独立看此案发生的深层原因

关于这一惨案，李、施两人罪责难逃，不过董玉贞自身也存在着不良因素。

毫无疑问，董玉贞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丈夫并非良人，流连万千花丛，不把她放在心上，到最后甚至失手杀害了她。

说到底，她的悲剧来源于独立性的缺乏：

一是在父母之命下嫁给李允之，婚姻不由自主；

二是婚后赶走李允之身边的莺莺燕燕，倚仗的是娘家的势力；

三是在丈夫出轨后不想着离婚反而争风吃醋，惨遭家暴还指望着丈夫提供生活费。

因此，董师长健在之时，李允之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对董玉贞相敬如宾；董师长重病之日，李允之的心开始不安分，越来越不把董玉贞放在眼里；董师长去世之后，李允之彻底卸下了顾虑，另筑爱巢，仅仅因为争吵便杀害了董玉贞。

董玉贞外表强势，不肯服软，实际上就像一枝柔弱的菟丝花，一生都在靠父亲、靠丈夫，却从未靠自己。她独立性的缺乏，要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考量。

封建社会把女性当成男性附庸品，用最严苛的标准来约束女性，认为女性要讲三从四德，不得再嫁。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民国的女性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董玉贞所处的时代正是如此，部分女性已经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但也有诸多女性还被束缚在枷锁里，即便是那些已经意识到独立重要性的女性，在现实中也难以真正独立。

这就来到了鲁迅思考过的一个问题，即娜拉走后会怎样，他的结论是：“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因为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未拥有与男性相等的社会势力，女性难以真正得到解放。

董玉贞出生在权势显赫的军人家庭，是不愁吃穿的千金小姐，嫁给富商之子后，是悠闲的阔太太，但她始终缺乏独立的经济权，因此只能依附于人。

此案兼具身份特殊的涉案人员、出人意料的反转、立下大功的小猫，无怪乎闹得沸沸扬扬，引起极大关注。

从民国法律、女性独立角度来深挖此案，对完善司法解释、创造女性独立的社会土壤而言，大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