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民国时期，盗墓之风盛行于全国。不仅有军阀或官方组织的军盗与官盗，更有以个人或团伙为主体的民盗。

他们盗墓的原因各种各样，盗墓的手段匪夷所思，参与盗墓的人群更是涵盖了包括匪徒群盗、僧侣、守陵人、风鉴家、古玩商人、学生在内的个体，甚至就连当时的外国人也有不少参与到盗墓的过程之中，使得不少文物外流。

他们或是因为求财、或是因为社会动荡等因素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虽然当时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收效甚微。

一、盗墓之风的严重状况

1、官盗

晚清到民国初期发生的盗墓案频繁发生，并在民国中期达到高潮，到民国晚期开始减少。这一时期军盗与官盗记录虽然少，但所发生的都是大型盗墓案，影响最大的就是孙殿英盗清东陵。

孙殿英盗清东陵

除此之外，又有西北系军阀首领冯玉祥于1928年在豫盗掘袁项城陵坟。历任豫东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联军副司令、河南省省长的靳云鹗曾于1921-1923年挖掘河南新郑附近的以郑公大墓为代表的一批古墓葬；民国陕西境内的土著军阀党玉崐曾于1927年组织人马盗挖陕西省宝鸡市斗鸡台诸地古墓。

官盗方面，1932年，天津《大公报》曾刊载了皖北修筑淮堤的监工私掘凤阳古墓盗取珠宝事件。1933年，在安徽寿县朱家集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官员以“救荒”为名，授意朱鸿初、庞子平组织百余民工，盗挖朱家集境内的楚幽王墓。

2、民盗

自东陵盗案发生以后，盗墓之风甚炽，土匪结伙成群以盗墓为生，此类案件很多。1930年，豫西匪徒曾多次发掘古代帝王陵寝。自称盗陵匪的李大脚，带领匪徒，在当地土人的引导下，盗掘古墓。据闻其所盗之陵最多，获得珍贵古董不下三千件。

1934年，匪徒盗墓案到处发生，且以北方地区犹多。3月30日，密云县世为刘宅看守坟墓的张有成，发现坟墓被盗向主人报告。

“谓有大批盗墓匪将坟墓掘开，盗取殉葬之物，彼等持有枪支，为数不下百数十人，明目张胆，逐个前往挖掘，村人稍忤其意，即行开枪射击，现已将墓掘开三座，尸首外露，白骨狼藉，为状至惨……”《时报》

同年5月，又有玉田县多次被匪徒盗墓。

“日前城南公主坟夜间被盗未遂……而昨日又发生盗挖七墓一案，颇为惊人，缘城内住民李姓，户大族繁，明清历代均任显爵，其祖茔在城西坎上庄南，坟墓颇多，碣碑林立。日前竟被匪盗挖较贵者七座，殉葬珍品，悉数被盗。”

6月3号《大公报》又报道了一起盗墓事件：

“保定城东马家庄，有巨绅吴殿侯之墓，庞然巨冢，松柏参天，碑碣林立，二十九夜土匪数人，将古墓掘开，盗去珍品甚伙。”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盗墓以群盗为主，这些匪徒一般为数十人结伙，执械掘盗殉葬物品。另外，还有其他盗墓人群，如：

民国时期参与盗墓的各色人等

僧人：1936年7月2号，新闻报道了一则有关北平关帝庙住持僧人果通的盗墓案。该僧人俗姓郭斌，因染有鸦片，为穷所逼，与数人结伙，由民国二十一年秋间，开始盗墓，在通县、大兴、三河及市郊等处，作案数十起。

看坟人：看坟人勾结匪徒盗墓，1932年7月29日，平西距五台山附近的龙家村，有前清肃王豪格之墓，建筑极为宏壮，看坟人勾结挖墓匪徒将该古墓挖盗，所有殉葬物品，悉挖盗一空。

风鉴家：1936年，《大公报》曾多次报道有关风鉴家刘润斋的盗墓案。其借看风水之名，实为将茔墓地势，默记于胸，暗中与匪徒勾结实行盗墓。

“前步军统领乌恪谨，待伊甚厚，因令其代看风鉴，每年送刘洋一百五十元,三节更另外送钱，故刘对乌之祖茔情形极为熟识……又前内六区署长延庚，在北苑西羊坊有祖茔一座，延本世家，故茔中所葬之灵柩，殓物非常贵重。此茔地风鉴亦为刘某代看者，对于茔中一切事项，无不尽悉。刘乃勾结匪人盗掘，首先掘挖乌延二家茔地。俨如探囊取物。”

古玩商人：也有许多古玩商，想作发财的痴梦，便勾结不肖之徒，专作盗古墓的勾当，如1931年北平6月27日电，多尔衮墓被其七世孙中铨勾结古玩商及守坟人盗掘。

学生：1934年12月，《时报》《新闻报》《神州国医学报》等都曾载刊了《南通医科学生掘墓案》。

“城南公共体育场迤南一带，有义冢广约六十余亩，荒坟累累，为贫苦之人埋骨场所。本月中旬，有南通学院医科二年级学生沙义桂、严家嗣、黄奕、陈且、王世匡等，为制作人体骨骼，竟前往该义冢内，大举发掘，计被掘发男女坟墓三十余处。”

国人之外，洋人也参与盗墓。一些外国人来华以考古、考察、传教、探险等为理由，颇具有欺骗性。1928-1934年，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伙同美国人华尔纳，盗掘了包括洛阳金村等8座东周王陵在内的一批中国古代墓葬，其盗墓活动持续时间长达6年。此种事件，也曾散见于报纸中：

“彭山县属洞桥物地方，于上月杪突来外籍教士二人，一为英籍名陶然士，一为美籍，名葛维仪，在该处掘墓一座，取出古物五十二件，装入木船逃走。”

更有日本人，在武装占领中国土地的同时，公开以考古发掘为名在中国进行盗墓。

外国人参与盗墓

1935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调查辽庆陵；1938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由东京帝国大学等高等学术机构，以东亚考古学会名义派出各种“考古队”在中国境内进行盗掘等。

由上可知，民国时期盗墓之风，无论是次数、涉及地区还是盗墓群体，都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盗墓成风乃不争的事实。

二、盗墓之风的成因

民国时期的盗墓之风，以盗取财物、社会动荡为主要成因，这与古代厚葬风俗有很深的渊源。然而，由于我国历史悠久，社会生活多元复杂，表现在盗墓动机上，就不仅仅是为了谋财，有的是为了复仇，有的是为了泄愤，有的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等。

1、 谋财

民国时期，谋财获利是盗墓之风的主要成因，单纯的利益驱动刺激着盗墓者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

魏晋时有位古人曾说过，正是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刺激了盗墓者敛取财富的欲望，使得他们无视法律的严厉制裁、传统道德的无情唾弃，走上了发掘古墓之路。

民国时期，以谋财为利的盗墓事件各地到处发生，被挖者大多是古墓及官员坟墓。1934年，天津《大公报》记载了彰德唐驸马之墓被掘的状况，

“由内中盗出黄金凤冠一只、玉凤凰一只、黄金如意一只、玉如意一柄、珍珠被子一条……黄金烛阡等，共百余件，闻此批古物，值价约数百万元之巨。”

1935年，河北玉田县明代名臣边大寿之墓亦被人盗掘了，所损失的有御赐青龙剑一口，价值五十万元；避水云珠一颗，价值三十万元；此外尚有零星宝物，共值一百余万元。

在巨大的利益的驱使下，盗墓者们摒弃了一切道义与恐惧，铤而走险，唯利是图。除了获取金银珠宝、玉器古玩之外，有的盗墓者只是为了窃取砖石、木料、寿衣等以便建筑与出售。总之，谋财是盗墓的最主要促动因素。

2、 社会动荡

在民国时期，不只存在国内军阀混战，还有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社会动荡，因物价高昂，加以地方横征暴敛，于是大多数人被迫走上了盗墓之路。

在战争年代，不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盗墓都会成为其一种选择。如曹操在军中成立“摸金校尉”，同样的，民国时期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堪

有关记载很多，1939年，署名“泰山”者著文《盗墓奇闻》道：

“自中日事变起后，生活程度日以高昂，中下阶级之居沪者，固不胜担负，纷纷作返里之计……此中除富有者外，多平日赖力作糊口，一且失业，窘处乡间，生活问题当然大起恐慌，因此铤而走险之人甚多……一般穷极无聊者，乃垂青于枯骨，结合同志，物色较冷僻地方之坟墓，在深夜将其掘开，反尸倒骨，尽攫殉葬之金银以去。”

战争之外，导致社会动荡的因素还有灾荒。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豫西扶沟、西华等县，因去年天气干旱，田禾尽枯，致酿成巨灾，各县贫民结队，抢劫各村粮食，不但粮食抢劫一空，衣物亦无余。战争、灾荒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直接导致很多人为生活所迫，进而走上盗墓之路。

“凡新安葬之墓多被盗开，棺中衣物首饰，全行盗去云。”

3、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盗墓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引发盗墓之风，如泄愤、医学研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以及匪夷所思的原因——盗骸制炸药等。

民国时期的学生

泄愤：1930年，因马玉仁召集旧部土匪，在阜监各署大肆滋扰，商农损失不赀，营长周振中于进剿时阵亡，该营所部与被害人民，竟将马玉仁祖宗坟墓，悉数发掘以泄愤。

医学研究：1934年，新闻多次报道了医校学生盗掘荒墓尸骨事件，其目的为研究解剖。西洋各国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便利医学界研究。

“政府对于医学界所需要舍不得花钱去收买尸体，他们竟自己出马去盗，他们把所得的‘货物’，装扮成一个病者或是醉汉，抬着他们傲然过市，谁也想不到那是死尸。”

制炸药：1917年，浦东某镇一带被贼挖开偷盗的尸体不下二三十具，此种窃贼非仅盗窃棺中饰物，并盗窃尸骨以作配制炸药之用。

”1923年，图民人张顺贞之十五世祖名宦张中江公之坟茔，亦遭发掘，该窃贼等目的不专在于冢中所藏之明器及金银珠宝等，“兼取尸骸，采用内蕴之燐质，制造各种丸药，效力甚宏，得善价之故”。

盗掘墓葬的动机各有不同，原因也是千奇百怪，正是由于人们或贪婪、或憎恶、或愚昧的心理，才导致了“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现象。

三、盗墓成风的应对举措

面对盗墓之风的严重状况，中央和地方政府制订、颁布政策和法令，社会各界也争相呼吁，以抵制盗墓之风。

老照片：民国时期的政府

1、 政策为遏止盗墓狂潮，中央政府明令各县对盗墓案件，严惩不贷。

以1933年4月陕西为例，仅西安《新秦日报》《陕西国民日报》刊载诸如“咸阳小陵冢被掘，警方严加稽查”“长安保卫团奉谕缉拿要犯”“华县格毙盗墓贼犯”等消息就有10余条之多。

1934年11月8日，司法行政部“通饬平津各地法院，嗣后遇盗墓案件，应依律严予惩办，以辑枭风。”

1936年3月17日中央社电“蒋院长电令商震”称，“据内部报告，安阳一带，盗掘古墓之风，又复猖獗，且涉及中央研究院工作区域，请令该管区督察专员，严予制止等情，查盗掘古墓，本院迭令严究……仰该主席迅饬督察员，依法严究，归案惩办，并迅筹有效方法，防止再度发生，所有办理情形，并仰随时具报。”

1937年4月26日，“今政委会绥靖署特联衔通令冀察各机关，嗣后凡有事主及古玩商等勾结匪人盗墓，一经查实，一律即处死刑。”

面对严重的盗墓之风，政府部门采取了多种具体应对措施，予以奖惩。如奖励地方官员捕获盗墓贼，以此办法动员社会力量抵制盗墓。山西省政府对于缉获盗墓犯出力警士，指令给予二十元缉捕费予以补偿。

1943年，对于沪郊盗墓之风，上海市政当局切实查禁，“除细赏三千元，购缉盗墓人犯外，并分令所署协缉，以维法纪。”

又制定考核县长办法，督促缉办盗墓案犯，以山西为例：“查晋南一带劫墓案件层见迭出，各县县长率多视为故常，一报了事，对于缉捕赃犯漫不加意，甚至有讳案不报，希图卸责者，长此以往者，深恐已犯者逍遥法外，未犯者从而效尤，亟应严定县长考核办法，并令饬注意防范期收肃清之效。”

1934年11月16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议决通令各省府严禁盗掘古墓，并妥加保护。凡各地发现古物，应即呈报政府，交会保管，如该物与该地有特殊关系者，经许可得由地方政府保管。

也有非专业组织机构，担起了保护古墓的重担。1916年以探花吴荫培创办的吴中保墓会，专以保护名人古墓。1929年6月，苏州市工务局修建铁路时，曾发现古墓一处，该墓附近有张天师墓一所，于是民众咸起反对，吴中保墓会吴阴培闻讯，除派人前往殓查外，本人又多次履勘，拟函请工务局另划路线。

2、 法令

关于盗墓法令清朝已有，制订的非常之严，盗墓者处以凌刑，所以晚清时期盗墓案相形较少。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优待清室条例》中规定：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中华民国酢设卫兵加以保护。”

然而，民国政局动荡，长期军阀混战，这一条例很快就失效了。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为了遏制盗墓之风，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保存古物暂行办法》。

军阀割据

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对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设立及职责作出明确规定。1934年11月14日，北平军分会又拟定了惩治盗墓条例：

一、携凶器盗墓者，处无期徒刑；二、以盗墓为业者刑同；三、加暴行于故丁公然盗取者死刑；四、结伙三人以上，持枪盗墓者处死刑。

1936年，对于近来各地的盗墓案件，江西省政府发布法令：

“各县盗墓案件改属军法审判，县长及区保甲长并负缉犯交案之责，令仰遵照。”

民国时期有关严禁盗墓的法令条例的制定，有利于建立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反盗墓制度，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反盗墓活动的法治化、制度化。

3、 社会舆论

政策、法令之外，社会团体及士绅等也联合要求保存古墓，倡议禁止盗墓社会团体方面，1924年，上海同人会呼吁请禁止盗墓：

“浦东一带，凡上南川奉宝各邑境内，时常发生盗掘坟墓，窥掠葬物情事，此辈大率为江北崇明等处之客籍匪类……此等惨无人道之事，该匪等实属目无法纪，若不严刑拘办，不足以儆效尤。”

同年，政府批准商承所变卖广东流花桥至三元里地方五百余亩，内有回教先贤万葛素古墓及回族历代坟茔百万余穴，于是上海回教联合会、天津回教联合会等团体曾多次致电省长廖仲恺电请保护古墓。1934年11月7日，宁波旅沪同乡会昨电蒋委员长严禁盗掘坟墓，恳请“以戢匪风而安桑梓”。

乱世

各地士绅也相继呼吁禁止盗墓。1918年开封苍颉之古墓旁的古杨数株经村民私自伐卖后，学界赵君、青运、刘学纯等设法干涉保存古迹。

1934年，天津《大公报》曾报道洛阳当地士绅李子安等33人，为保护新旧坟墓起见，特联名具呈豫洛十区行政专员王次甫氏，请严缉劫墓犯，并恳转呈豫省府，另订惩治劫墓犯单行法规，以期除暴安幽，纠正风化。

社会舆论的争相倡议，对政府当局施加了一定压力，有利于督促盗墓案件的严厉缉办。

结语：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的盗墓成风、原因及对策。从中可知，社会动荡不安对盗墓成风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仍有大批的盗墓案件发生。

因此，维护社会安定，进而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是从跟本上解决盗墓成风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