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汲郡（今河南卫辉）一带发生了一件怪事：先是盗墓贼挖到了一座500多年前的古墓，没隔几天官府也闻讯前来探宝。官府眼中的宝贝和平民百姓眼中的还不太一样：官府找的不是随墓主人下葬的金银珠宝，而是一捆一捆的竹简。官府的人从墓里搬出了装满数十车的竹简。晋武帝司马炎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整理这批竹简。要释都这些几百年前的古文字并非易事，加之部分竹简在历经几百年后已然损坏，所以整理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经过多年整理之后人们终于从这些竹简残片中整理出先秦古书约10余种共75篇。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前者对《史记》内容做了大量颠覆性的补充；后者描述了一个任性远游、与西王母饮酒唱和、乐而忘返的周穆王形象。其实《穆天子传》说白了就是周穆王的旅行日志，因此它最初被编校时的名字是《周王游行》。中国历史上以旅游出名的古人并不少见：两晋时期发明了登山鞋的谢灵运、明代穷游30年写了60万字游记的徐霞客……

不过周穆王堪称是3000多年前的中国自驾游第一人。周穆王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传说周穆王直到50岁才继承王位，可他竟在位五十五年活了105岁。周穆王继位后在内政上主要干了两件事情：一是重用人才；二是明确法纪。周穆王任命伯臩作为太仆正统领群官。周穆王告诫他要监督君王增修道德，慎重挑选贤良正直的官员，不要任用阿谀奉承的人。此外周穆王还重用祭公谋父、吕侯等贤才稳定了国内朝政。周穆王让吕侯担任司寇负责国内的刑罚。吕侯制定了在当时来说极为详尽的法律条文《吕刑》。

《吕刑》制定有墨、劓、膑、宫、大辟等五种刑法，各种细则多达3000条。《吕刑》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明确记载的第一部法典。《吕刑》的制定实际上标志着周王朝统治模式的转型：在此之前周王朝更多是通过礼乐道德治国，《吕刑》的颁布实际上标志着从“以德治国”向“以法治国”转型。这当然不是说在《吕刑》颁布之前就没有法治，也不是说《吕刑》颁布以后就再无德治。《吕刑》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明确记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然而这部法典实际上是将以前零星的习惯法整理成为系统的成文法。

在《吕刑》颁布以前周王朝同样也是有法治的，只不过当时更强调通过礼仪道德教化民众。《吕刑》颁布以后周王朝也并没完全抛弃礼乐制度，只不过开始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与礼乐制度配套结合。周穆王通过礼乐的教化作用和刑法的威慑作用稳定了国内秩序以后就开始组织军队对周围不听话的部落进行多次讨伐。周穆王在征伐四方之余还驾着八骏车横跨3万里耗时近两年前往昆仑山约会西王母。周穆王可谓是中国自驾游第一人，而他的旅行经历也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一段瑰丽的传说。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带着大批人马、礼物奔赴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河宗氏辖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周穆王此行的路线经学者考证应当是：从成周（今河南洛阳）出发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越磐石（今山西平定），然后沿着滹沱河北岸一路西行。在这一过程中周穆王率军与犬戎部族打了一仗，然后再通过现在的雁门关一带到达河宗部落居住的地方。周穆王一行在当地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当地人向他们献上了12匹骏马、10张豹皮。周穆王在这里休整了几天后带着礼物又上路了。

周穆王在河宗氏首领伯夭的引导下开始了神奇的西游行。一路上他和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部落打交道，见识了各种各样以前从未见过的植物、动物、奇观。在集齐马牛羊、乳酪、玉石等各式礼物后周穆王终于来到与中原相隔一万多里的西王母之邦。相传周穆王与西王母在瑶池之上宴饮唱和：西王母首先对周穆王不顾路途遥远前来访问友邦的行为表达了谢意，同时还表示希望周穆王今后能常来看看；周穆王则答应将在三年后再次来访。周穆王与西王母分别后继续向西北旷野行进。

周穆王一路上搜罗到的兽皮禽羽、贝带朱砂、彩色宝石等宝贝不计其数。《穆天子传》中说周穆王此行往返一共走了35000里。35000里如果按现在的一里来算约有15000公里。如果周穆王真走了这么远，那么他很可能最远已跨越中国西北到中亚的大草原抵达了欧洲。问题是以西周时代的国力和交通条件能支持周穆王的大队人马如此奔波吗？因此后来出现了一种观点：周穆王说的里是周代的“小里”（一里约等于77米）。这样周穆王所走的35000里换算成现在的里程大约是2700公里，那么他最远也就是在甘肃一带自驾了一圈。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周穆王的行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算是走得最远的人了。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回程穿越沙漠时因为没水喝差点渴死。还好随行人员中有人刺伤马脖子后取了一些马血给周穆王喝才救了他一命。周穆王在史书的记载中有很多优点：充满智慧、不好女色、威慑四方......后世对他唯一的诟病就是喜欢撇下大臣带着骏马豪车去全国各地玩自驾游。在《列子》、《左传》中都对这点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周穆王这个旅游控不去富庶繁华的地方玩，而是专门去草原、沙漠、森林地带玩自驾游。

从《穆天子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周穆王的旅行有时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周穆王一直坚持下来的呢？其实周穆王的旅行不仅满足了自己领略大好风光的需求，而且事实上他的旅行一直与各种军事、外交活动是相配套的。周穆王在远行前曾与威胁周朝西北边疆的犬戎部族多次交锋。周穆王的本意是想趁机消除犬戎的威胁，可最终他在与犬戎的战争中只得到四条白狼、四头白鹿。劳民伤财打了一仗却没实现既定的战略意图，所以后世对周穆王征讨犬戎的战争多持负面评价。

由于没能实现彻底消除犬戎隐患的既定战略意图，所以周穆王索性御驾亲征上前线和犬戎人作战。可犬戎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游牧民族，所以周穆王只能在茫茫草原、沙漠中不断寻找犬戎人的踪迹。周穆王在寻找犬戎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以前从未打过交道的部族，因此萌生了想要出去看看这个广阔世界的念头。周穆王的远游并非只是单纯的游玩，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扩大周王朝的“国际影响力”。周穆王希望能在远游的过程中发现更多以前周朝人所不知道的部族。

如果这些部族能成为自己对付犬戎人的盟友自然最好不过。即使这些部族不愿和自己联手对付犬戎，那么至少也能使周王朝的声威对这些部族形成影响。这和后来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其实是一样的动机。只不过汉武帝是派张骞出使，而周穆王似乎更热衷于玩自驾。周穆王在西行路上如愿以偿发现了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部族。周穆王和其中一些部族打过仗，但更多的时候还是通过贸易、外交等手段进行友好交流。周穆王和很多部族的首领一起吃饭、喝酒、听音乐。

周穆王其实是通过这些娱乐活动在无形中完成了扩张周王朝“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活动。一些部族甚至邀请周穆王今后多多造访，而周穆王也答应将在若干年后再次来访。过去我们的传统史书把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乃至新疆以西的中亚、西亚、欧洲等地的交往追溯到张骞通使西域，然而随着对《穆天子传》研究的深入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周穆王当年很有可能就到达过如今的新疆以及中亚地区。周穆王的这一旅途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后世无数文人都写过、画过、想象过周穆王的这次传奇之旅。

旅游只是周穆王的兴趣爱好，而不是周穆王毕生追求的梦想。周穆王的目标并不仅仅只是探索世界，而是希望把周王朝的声威传播到以前未知的世界。周穆王在西行的旅途中不仅收集了各种奇珍异宝，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众多部族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就在周穆王打算进一步探索西方更广阔的未知世界时周王朝东部的一场变故迫使他不得不终结了自己的西行之旅：正当周穆王在西方探索未知世界时位于周王朝东南方的徐国扯旗造反了。周穆王的司机造父赶紧驾驶着日行千里的宝马带着周穆王赶回去平叛。

这时徐国的国君徐偃王据说是当年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伯益的后代。据晋代张华《博物志》援引《徐偃王志》记载：徐偃王的生母本是徐国宫女。有一天这个宫女生下了一枚蛋。当时的徐国国君认为不吉利就命人把蛋扔到河边，却被一只名为“鹄苍”的神犬捡回了家。“鹄苍”的主人是一位孤寡老妇。蛋在老妇人的悉心照料下竟孵化出一名男婴。后来国君听说这一奇闻以后就把这个小男孩接入宫中收养。小孩长大后成为了徐国的国君，后来江淮一带的小诸侯国纷纷臣服于徐国的这位国君。

随着徐国的实力日渐强大起来以后也开始学着周王室一样称王了。徐偃王的身世传闻看似无稽之谈，不过这种卵生神话却广泛流传于东夷民族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东方民族普遍以神鸟作为图腾崇拜。早在西周初建时活跃在路东南的徐国就是兴兵反周的中坚力量、东夷集团的主力军。周公东征后徐国时服时叛并常与鲁国发生摩擦。徐国在与鲁国几番较量之后向南迁徙到今天皖东北、苏西北的淮河两岸一带定居。到了徐偃王在位时期他联合周边诸侯国对周王朝发动了一次强势攻击。

当时徐偃王从淮河一直打到了黄河边上，从而对周朝的东都洛邑构成了威胁。有多篇青铜器铭文都记载了当时双方的激烈交锋。周穆王伐徐的战役历时3年：周穆王除了动用王室直属的兵力以外还征调各诸侯国的部队投入前线。在如今河南叶县的一次战斗中周人一次性俘敌100人、缴获兵器135件、救回被徐国俘获的周朝百姓114人。最终战争以周王朝的胜利、徐偃王的失败告终。经此一役后周王朝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大体稳定下来。周穆王效仿前贤在涂山大会诸侯以宣示周天子的权威。

传说周穆王西游时，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有何依据？

西王母是真有其人，但绝非人们杜撰出来的是仙人，只是后世人们的传说跟猜测而已。

西王母另有名称叫苏毗，藏文的史书上记载的“苏毗”，他的意思是女皇，也是母系氏族的称呼，这是母系社会对头领的叫法，我们所知道的流传在印度和俄国的飞天舞蹈就是来源于西王母，中国的昆仑文化也在羌族这个地方得到了传播，推进了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繁荣，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羌戎在那个母系社会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经济上，他们是农业与养殖业相混合的现象，主要养殖羊，而且对金属的开采打造已经特别熟练了，曾经出现过的弯青铜刀还有缰绳，其中，而且陶器也是跟我们内蒙古地区出产的特别相似，青铜的刀具跟我们东北地区很像，他们都是居住在山洞里面的，而更加的证明西王母就是当时母系社会的统领，是真正存心的。

周穆王和西王母曾建见面并且还有贸易往来，就是卡拉苏克的文化最繁荣的时候的代表。《唐语林》记载，西王母还组织青年女子舞蹈队迎接客人。大通县上的孙家寨曾经出土的彩陶就有五人舞蹈的彩盆，就是马家窑文化。盆里面还有壁绘有三组五人连臂舞蹈图案，跳舞的人头上还有有装饰，尻尾也有饰物，整体踏舞，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文化的主人也是羌人，和西王母属于同一族系。

西王母所处的部落时代生产力和文化，跟周穆王时期是一样的，是可以做结盟贸易的。所以他们的见面也是真实的。

究竟是何物，竟能让身为天子的周穆王，远赴千里之外的瑶池？

关于玉石，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毫不夸张的说，5000年的华夏文明是玉石文化撑起了文化的脊梁。从考古角度来看，早在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中，玉器在部落中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延续到后来的夏、周、秦、汉等朝代，玉器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使到近代以来，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许多东亚国家也是十分重视玉器的，比如近期的日本天皇华换位事件中，日本国的三件神器之一，就有一件玉器，足可见玉器的重要性，谈及玉器，玉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一场寻玉之旅！

周穆王西巡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位汲郡人盗掘了战国魏襄王墓，意外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想要的是金珠宝贝，对于这些散乱的竹简，根本不以为意，竹简被点燃用来照明，墓中宝物也被悉数取走。官府听到消息，赶紧派人前往收书，可惜收来的又都是些烬简断札，多毁落残缺，仅得素丝竹简数十车，从汲郡运抵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杜预整理，校次第，寻考指归，翻印成当时文字，共十五部八十七卷。这批竹简皆为蝌蚪文写成，每简四十余字，记载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及三家分晋之事。后世人将这批竹简称为《竹书纪年》或《汲家书》，共七十五篇，其中有记周穆王西巡的《穆天子传》五篇。这位穆天子到底是真有其人，还是茫味难考的神话人物，至今依旧众说纷纭。

周穆王西巡壁画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穆王使造夫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从洛阳出发后，穆天子御驾西征，足迹所及，行程逾万里，远方诸国纷纷逢迎礼遇。他一路走，一路搜求各地宝贝奇珍，其中玉是他的重要目标。当移王来到河套之地的河宗国之后，大服带，夹佩奉壁，南面而祭河神。他将玉璧和牺牲沉入河水，虔诚祝祷。这时，河伯传下天语，直呼穆王之名，叫他从今往后不要忘记定时祭享的事情，又吩咐他去昆仑山看宝贝：“穆满，示女春山之瑶……乃至于昆仓之丘以观春山之瑶。”穆王遂一路向西北，经过赤鸟氏、容成氏等国。在辛西日，他登上昆仓峰，参观黄帝之宫殿，准备全套的牺牲，祭拜昆仓山。之后往北，驻跸珠泽湖，当地人向穆王献上稀世白玉。

周穆王会见西王母

在赤乌氏的地盘上穆王得到了象征天命所归的嘉禾（“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土”），他不禁感叹道：“赤乌氏，美人之地也，宝玉之所在也。”在容成氏境内的群玉之山，穆王收获了大量美玉（“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据后人考证，这个“群玉之山”在今天新疆莎车附近，名叫密尔俗山，以盛产美玉闻名于世，直到清朝，这里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美玉万斤。在一路收集了这些美丽的宝物之后，穆天子终于来到了西王母的土地上。他捧着白色的玉圭和黑色的玉檗觐见西王母，向她献上来自中原的丝绸。据《穆天子传》卷3的记载，“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主玄叶，以见西王母，好就锦组百纯，口组三百纯，王母再拜受之。”乙丑日，西王母设宴，与穆天子宴饮于瑶池之上。瑶池就是美玉之池，所以后世又将西王母称作“瑶母”。欢饮之际，西王母为穆天子吟通了一首情意绵绵的歌：

白云在天

丘陵自出。

道里悠远，

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

尚能复来？

壁画中的西域骏马

穆天子和之曰：

予归东土

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

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

将复而野。

当然这位穆天子兴师动众地西巡至昆仓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去寻找那位神秘的女神。他有着更为实际的动机。东亚大陆的玉文化传统始于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的兴隆注文化，对玉块、玉管、玉珠的使用早在八千年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在中原王朝看来，玉石是一种跟王权建构相关联的神圣象征物，因此对玉料的占有和垄断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了。也因此，西行的驱动力在于一种对玉的信仰，而绵延几千公里的走访和探寻，只是一个将玉石信仰加以“物化”的过程。

穆王八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