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给人留下过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他让美国人重新相信“美国梦”、他毫不避讳自己与包括玛丽莲·梦露在内的众多女性的“花边新闻”，更是因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遭遇刺杀。

虽然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奥斯瓦尔德很快被捕，可他却在被押往监狱的途中被枪杀，让案件再次蒙上了阴影。至今，肯尼迪遇刺案仍有许多未解的谜题，这也让这起案件充满了“阴谋论”。

现场情况显示，在肯尼迪遇刺现场，曾出现过一名神秘的老太太的，她表情淡定、举止诡异，而且还很快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尽管FBI曾专门对她进行调查，但仍是一无所获。哪怕到今天，FBI都不知道这名老太太到底是谁，在现场做了些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总统遇刺

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第35任总统，他就任总统时不过43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在总统任期内，肯尼迪奉行“新边疆”政策，扩大社会福利、发展教育事业，还对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野心勃勃的总统。

当然，也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肯尼迪的诸多花边新闻——尤其是他与玛丽莲·梦露的绯闻。

据说，肯尼迪还没当总统时，就与玛丽莲·梦露有一段私情，在1962年白宫举行的肯尼迪生日晚宴上，玛丽莲·梦露还为肯尼迪献唱一曲，两人毫不避讳地进行“亲密”举动，让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汗”。

还有消息称，玛丽莲·梦露曾打电话给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挑衅般地声称肯尼迪要娶她，而对此，杰奎琳表示“太好了，那你来当第一夫人吧”。

当然，肯尼迪并没有“傻”到与杰奎琳离婚去娶一个女明星，但这些花边新闻无疑更让人津津乐道。

不过，也许很多人留意到，肯尼迪身上背负了“双重诅咒”。一方面，约翰·肯尼迪身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身上笼罩着“肯尼迪诅咒”，这个家族的成员大多有着不幸的命运，屡屡遭遇飞来横祸，不是重伤就是死亡，要不然就是丑闻缠身。

另外一方面，作为1960年当选的总统，肯尼迪身上还笼罩着特科抹人对于美国总统的诅咒：自哈里森之后，每隔20年就会有一个美国总统死在任期上。

不幸的是，不管最终是哪个诅咒“应验”了，结果还是一样的：肯尼迪死在了自己的任上。

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和夫人杰奎琳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德克萨斯州，原计划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将宣布自己将会参与1964年的总统大选。

11月22日一早，肯尼迪还在自己下榻的酒店外发表了演讲，谁也没想到，这成为了肯尼迪生前最后的演讲。

这天中午，肯尼迪抵达拉夫机场，并按计划在达拉斯进行巡游，他特意拒绝为车辆安装防弹玻璃，乘坐着敞篷车在达拉斯的繁华地区穿行，其目的就是与现场群众进行“最大程度”的接触。

当天中午12：30，车队经过迪利广场时，肯尼迪不幸遇刺，第二枚子弹甚至打飞了他的头盖骨。现场照片清晰地记录下了肯尼迪遇刺的过程，还拍到了杰奎琳惊慌失措地爬向车后部，试图去捡一块肯尼迪的头盖骨的举动，现场惨不忍睹。

当天下午，医院就宣布了肯尼迪的死讯，随后，美国CBS正式向全美播报了这一消息，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总统，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了自己的任期上。

而最令人们关注的是，尽管美国很快抓到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但这起总统遇刺案并没有随之水落石出，反而更加迷雾重重，阴谋论也是喧嚣尘上，至今仍未散去。

阴谋论喧嚣尘上的总统遇刺案

1963年11月22日下午13时50分，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被逮捕。根据美国方面的调查，奥斯瓦尔德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还曾旅居苏联。

不过，在回到美国后，奥斯瓦尔德生活不如意，就对美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不满，于是决定刺杀总统肯尼迪。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同谋，背后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但这起总统遇刺案中的种种疑点，还是让这起案件蒙上了阴谋论的阴影。

例如，在案发17天后，美国FBI提交了一份报告给沃伦委员会（即J.F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的总统委员会），声称凶手一共射出了3颗子弹，第1颗射中了肯尼迪的背部，第2颗射中了康纳利州长，第3颗则射中了肯尼迪的头部，导致其死亡，而且，这3颗子弹都是由奥斯瓦尔德射出的。

可根据后来的调查，沃伦委员会认为这3颗子弹中，1颗射偏，1颗从肯尼迪的背部射入、喉咙穿出，继而才射中了康纳利州州长，最后才是致命的第3颗子弹。

这样一来，疑点就出现了。不少人认为，根据沃伦委员会的结论，就意味着这颗直径6.5毫米的步枪子弹从教科书仓库大厦窗口射出后，要穿过15层衣物布料、7层皮肤、多处人体器官，再击碎康纳利州长的桡骨、射入他的左腿，最终子弹还只有尾部的一点点变形，显然有点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可是，达拉斯市民普鲁德所录到的、完整刺杀过程的现场录像却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可靠性”。

录像显示，肯尼迪第一次中枪是在210-225帧画面之间，而康纳利州长被射伤则是在240帧之前，中间间隔大约只有30帧。

FBI的模拟实验显示，凶手所用的枪支要连射两发子弹最少需要41-42帧的片长，这意味着奥斯瓦尔德不可能在30帧之内就射出2颗子弹。

只是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的质疑，不少目击者还提出现场至少有4声枪响，这样才能完美解释7处伤口的来源。而如果奥斯瓦尔德只射出了3发子弹，那么“第四枪”的来源就很可疑了。由此，又延伸出了“凶手他人说”的质疑。

这些人认为，奥斯瓦尔德并不是真凶，真正策划刺杀的肯尼迪的可能是美国CIA和美国军界的“鹰派”成员，也可能是“黑手党”。还有人提出了“卡斯特罗谋杀说”等阴谋论，声称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对此“知情”。

由于肯尼迪遇刺案的全部案件资料要在2038年才能解密，所以哪怕到了2013年，仍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制造肯尼迪刺杀案的“不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而有多名凶手”。

而在奥斯瓦尔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酒馆老板杰克·鲁比枪杀之后，关于这起案件的阴谋论就更多了。

尽管鲁比曾声称因为他是肯尼迪的粉丝，是为了给肯尼迪“报仇”才杀了奥斯瓦尔德的，可FBI后来的调查显示，在刺杀案当天，鲁比根本没有去到现场，错过了一个近距离与肯尼迪总统的机会，不符合一个“粉丝”的所作所为。

另外，在肯尼迪遇刺后的3年内，有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到1993年为止，共有115名相关证人遇到了各种堪称离奇的事件，不是自杀，就是被杀，这也让整个肯尼迪遇刺案蒙上了更深层的阴谋论阴影。

而最令人们感到奇怪的是，在肯尼迪遇刺的现场，曾经出现过一名“神秘”的老太太，她表情淡定、行为怪异，在事发后不久就离开了现场，消失无踪，就连FBI都没有再找到她。人们对她的身份有着更多的猜测，有人认为她是凶手的同伙，还有人认为她才是真凶。

出现在现场的神秘“头巾女士”

在肯尼迪遇刺之后，现场一片大乱，普通群众惊慌失措，不是四处乱跑，就是被吓得躺在了地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正常普通人遇到此类事件的第一反应。

可偏偏在围观人群中有一名神秘的“头巾女士”十分淡定，她不仅没有四处逃跑，还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根据现场的视频和照片来看，这名女士看起来年纪较大，她戴着一条粉红色的头巾，穿着一件棕色的风衣，还戴着墨镜。

在事件发生时，这名女士距离肯尼迪的车辆很近，手里还拿着一台摄影机，看起来虽然像是一个普通的围观群众。

但她的举止可一点都不普通。首先，在枪声响起后，人人都在四处逃窜，就算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也面露紧张，并开始了警戒，但这位女士却始终十分淡定。

在事发后，这位女士还继续留在现场拍摄视频，拍完后才从容地穿越迪利广场附近的艾尔姆大街，离开现场。

FBI在调查中发现了这位神秘的女士，并因为其过于淡定的怪异举动将她列为了“头号嫌疑人”进行调查。毕竟，有专家在分析了视频后，认为这位女士与杀手肯定有所联系。

另外，根据FBI方面的说法，最低限度上，FBI也希望她能够交出自己所拍摄的录像，毕竟她当时离肯尼迪那么近，说不定在她拍摄的画面中有更多的线索。

可这位女士在穿越艾尔姆大街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FBI千方百计地寻找，也没有找到她的下落。

后来，FBI公开了相关影像，并称她为“头巾女士”，向全美征集线索，也是收获甚微。

据说，曾经有一位达拉斯的电影商人曾向调查人员报告，有一名妇女曾拿着一张照片给他看，这张照片有点模糊，但拍摄的角度和“头巾女士”一致，两人有可能是同一人，或者当时她们站得很近。

如果说给电影商照片的真的是“头巾女士”，那么这可能就是“头巾女士”最后一次现身了。

可惜的是，这名电影商能够提供的线索不多，FBI最终也没能查到“头巾女士”的下落。

关于“头巾女士”的身份，美国民间一直有很多猜测。

有人认为，她是一名记者，见过大风大浪，所以才能如此淡定。但这种说法显然也有漏洞，如果她真的是一名记者，那么拍到了如此珍贵的影像，肯定要择机公开，这绝对是一个记者的“光辉时刻”。

可时至今日，“头巾女士”所拍摄的影像都没有公开，显然，她可能并非是记者。

有人认为，“头巾女士”是奥斯瓦尔德或者是“其他凶手”的帮凶或者是同伙。他们觉得，“头巾女士”如此淡定，肯定是事先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她头上的头巾，可以为狙击手提供风速参照，也可以为自己提供掩护。而她进行拍摄，就是为了记录当时“胜利”的时刻。

还有人认为，“头巾女士”就是凶手，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男扮女装”，目的就是为了“享受”现场这一刻。

可这一切都是猜测，因为至今为止，人们仍然没能找到任何关于这位“头巾女士”的有效线索，既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更不知道她当时的淡定是因为什么。

不过，到了1970年，突然有名叫做弗利·奥利弗的歌手跳出来表示自己就是那名“头巾女士”，此事一度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可FBI在调查后发现，奥利弗的供词前言不搭后语，既与事实不符，还错漏百出，显然，她当时根本不可能在场。

事后，奥利弗才承认，自己就是为了博取关注，才自导自演了这出闹剧。

此后，再也没有与“头巾女士”的相关线索出现，快60年过去了，至今为止“头巾女士”除了在当时的影像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之外，没有一丝其他线索，她到底是谁、又为什么如此淡定，也就成为了一个谜团。

这么多年过去，也许“头巾女士”早已离开了人世，人们也不太可能再找到她了，她所留下的谜团，可能会变成永久的谜，也可能会随着相关资料的解密而得到一定的解答，但只有时间才能知道答案了，现在我们也只能等待。

为何肯尼迪之死迷雾重重？

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巡视时被人刺杀，半小时后在医院身亡。今年是肯尼迪遭暗杀40周年，特别的年份又引来人们特别的感想。几十年里，人们对肯尼迪被刺的原因，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没有多少人相信美国官方当时的结论：刺杀肯尼迪是奥斯瓦尔德的“单独”行动。今天，人们的疑问并没有随时光流逝而有所减弱。
肯尼迪之死：未解的谜团
当我们把时间镜头拉回到40年前的那个时刻时，不得不说：人们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那一起“意外”看起来的确不太像是“意外”。
似乎是一个预告，就在肯尼迪遭暗杀的当天，他所视察的城市所出版的《达拉斯晨报》曾刊出过一个整版的广告，就像通知什么人的去世那样，这则广告四周被围上了黑框，而且有一个挖苦性的通栏大标题《欢迎光临达拉斯，总统先生!》，内容是向肯尼迪提出的12个问题，这些问题要求他为监禁和监视成千上万在美国的古巴人负责，还质问他正在向越南杀害美国人的共产党士兵出售粮食，并明白地暗示，总统与美国共产党人达成了秘密协议。据说，在肯尼迪遇害的那天早上，他和他的夫人杰奎琳都曾阅读过这张报纸。第二天早晨，全美国的报纸都画出了黑框。
在肯尼迪遇刺后，继任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亲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彻查此案。这个由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主席的委员会，后来被习惯称之为沃伦委员会。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取证，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全收入了《总统特别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案的调查报告》(又叫《沃伦报告》)中。
报告中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事件为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个单干，与其他人和任何组织无关。自沃伦报告出台伊始，它就一直面临无尽的责难，而把肯尼迪遇刺案炒得最热闹的，则当数1993年由好莱坞大腕导演奥利弗·斯通，根据上世纪60年代美国部检察长吉姆·加里森的反调查报告拍摄的电影《肯尼迪》。
斯通把焦点对准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他认为这一集团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者，而起因则与越南战争有关。这个由五角大楼的鹰派、武器制造商和石油商、特工部门的极右翼分子等组成的利益同盟，“想让自己置身于一个战争经济的体系之中”，他们所期望的越南战争却没有得到肯尼迪的支持。后者对美国的海外战争一直持矛盾态度，1963年10月11日，即在遇刺前一个多月，他曾签署了《第26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决定在1963年底将1000名美国军事顾问从越南撤出。而在即将展开的争取连任计划中，肯尼迪有意要排斥副总统约翰逊，并打算于次年从越南撤军。这自然与军工集团的利益相违背，他们一心希望在与“共产主义世界”的持续紧张中获利，肯尼迪不能“代表”他们，于是便为他们所不容。
斯通的电影为肯尼迪之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他的说法构成了那些形形色色解释中的一个。有人总结了一下，自肯尼迪去世以来，世人对他被刺原因的猜测，至少有8种之多。如，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干的，刺杀的原因显然是肯尼迪在猪湾行动中拒绝提供足够的空中援助以及制止所有旨在消灭卡斯特罗的行动；是古巴的阴谋，刺杀的原因是通过“猪湾事件”和“导弹危机”，肯尼迪成了卡斯特罗的死对头；是中央情报局的变节行为，因为在猪湾惨败后，肯尼迪于1961年免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职务，并削弱了中央情报局的职能，这导致其内部“鹰派”头目和一些将军的怨恨；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下的毒手，理由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与肯尼迪兄弟深有嫌隙，肯尼迪想让胡佛提前退休，此举严重得罪了胡佛；是美国极右翼势力所为，德州石油商、欧洲移民、国家安全部门、古巴流亡者、白俄君主主义者和美国反卡斯特罗政权志愿人士等，他们报怨总统对共产党人过于温和，因此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串通一气，联手设计了暗杀行动，并销毁了这个阴谋的所有证据，以中止肯尼迪的内政、外交政策，嫁祸苏联与共产主义世界；人们还把怀疑的眼光盯上了时任副总统、并在肯尼迪被杀两小时后宣誓成为第36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身上，认为曾在1960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败给了肯尼迪的约翰逊，和德州石油大亨哈罗德森·汉特，共同导演了这起大谋杀。政治世家，屡遭横祸肯尼迪之死只是一个家族命运的一块浮冰，在这块浮冰背后，是整座冰山。
当我们把视野稍微拉长，从约翰·肯尼迪身上转移到他所处的亲族关系时，一个家族及其神话与悲剧，也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肯尼迪家族曾号称美国第一家族，这个由爱尔兰移民后裔、天主教信仰者组成的家族已经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曾感叹，美国如果也有莎士比亚，其著作中必有一部肯尼迪家族史。
荣耀的背后总是悲剧。美国著名作家费茨杰拉德曾说：“你说出一个英雄的名字，我就可以给你讲一个悲剧的故事。”而有着200年历史的肯尼迪家族无疑能验证此说。
肯尼迪家族充满了伤感，没有人能够真正解释肯尼迪家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家庭成员遭遇不测，比利时的一家报纸说：“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就是一长串讣告，身为肯尼迪家族一员，你就不要指望躺在床上静静地死去。”排列这个家族的悲剧让人触目惊心：
1944年，约瑟夫的儿子、年仅29岁的海军飞行员小约瑟夫·肯尼迪在二战期间死于一起飞机坠毁事件。
1948年，约瑟夫的女儿凯瑟琳·肯尼迪在其夫于诺曼底战役中牺牲后，也在法国一起飞机坠毁事件中罹难。
1963年，约瑟夫的次子、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1963年，约翰的儿子派屈克因呼吸系统疾病夭折。
1968年，约瑟夫的儿子、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在参加总统竞选时在洛杉矶遭枪杀身亡。
1984年，罗伯特之子戴维因过量吸服海洛因致死。
1997年，罗伯特的另一个儿子迈克尔在科罗拉多滑雪时受伤，翌日在医院不治身亡。
1999年，约翰·肯尼迪之子、有“美国最性感男人”之称小约翰驾驶的飞机在长岛外海域失事坠毁。
一个家族的不幸自然有其不可抗拒的宿命，有人把这种宿命归结为他们对政治的狂热、对冒险的孜孜不倦，这是对的，然而，两位优秀家族成员的相继遭遇政治谋杀，则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不幸，而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不幸。
复杂的六十年代与罗伯特·肯尼迪之死“第一人的突然身亡
使情势急转直下
他人为君高处不胜寒
为时已晚也太年轻
威胁来自海上和陆地”
这是一首关于一位意欲改变国家现状却为时已晚的年轻统帅的命运的预言诗，出自法国巫师诺查丹玛斯所作的《诸世纪》，后人把它解释美国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政治命运。诗中，“为时已晚”是指肯尼迪上台后的主张无法令已经近乎癫狂的政客们冷静下来，“威胁来自海上和陆地”暗示当时苏联无论是在本上还是在其核潜艇上都已将核导弹对准了美国，“突然身亡”暗示了肯尼迪遇刺。
巫师的预言是真是假无关紧要，但人们对这几句诗的解释却意味深长。肯尼迪之死及其家族的命运，也只有放到个人和家族所处的国家的制度与精神状态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关系上。除了上文提到的已成火山的古巴问题之外，上任之初的肯尼迪，还全盘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把越南问题放在了外交政策的关键性位置，认为印度支那是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地区。然而，随着对国际政治认识的加深，肯尼迪后来从原先的立场上后撤了，他不再赞成继续与苏联关系紧张，不想出兵支援“解放”古巴，也不主张投入美国军队在越南打一场反共之战。他在对外政策上的改变激怒了那些反共斗士，也得罪了靠战争发财的军工利益集团。
这种复杂性更体现在当时的美国国内状况上。上世纪50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在美国各地纷起云涌，南方一些州长及白人种族主义者露骨地主张种族隔离，肯尼迪虽然在竞选时赢得了他们的一些支持，但当民权运动快要威胁到美国的国内安全时，肯尼迪兄弟最终采取了同情黑人运动的立场。在越来越多的黑人认同肯尼迪兄弟时，越来越多的右翼白人种族主义者逐渐对肯尼迪怀恨在心。
肯尼迪兄弟之死，当然与他们深深地卷入了美国政治的内核密切相关。肯尼迪兄弟的反种族歧视立场不能见容于白人种族主义者，而罗伯特在总统竞选中对中东问题的表态、他的亲犹太人而反阿拉伯人的做法，则惹怒了阿拉伯激进主义者；还有他早年在司法法工作时，曾加入恶名昭著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专门迫害共产党人、亲共嫌疑分子和自由主义人士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也长久让许多自由主义进步人士，难以原谅他当时的行为；他当司法部长期间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较劲、对有组织犯罪的严厉打击，则不仅获罪于了一些政府核心部长与政客，还获罪于了黑手党、三K党等势力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所在这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和组织，一起为他的被杀，编织起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他终于没有逃脱这张杀人之网。
何时谜能解？
在肯尼迪遇害40周年之际，又传来一条关于他的新消息：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10月27日说，为了彻底调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该公司利用电脑完成了原景再现，并“无可置疑地”证实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确是单独作案。
但人们很难相信这个结论。我们不知道在1963年及其后的调查中，围绕肯尼迪到底发生了什么。1963年，约翰逊总统作出命令，禁止在2039年之前发表肯尼迪总统被害案的最重要的文件和照片。也许，只有到2039年，等关于肯尼迪的那些档案解秘之后，才可能一见分晓。
肯尼迪的遗孀----后来曾嫁于希腊船王的杰奎琳·肯尼迪在夫君被刺杀后曾悲切地说：“失去的东西不可能有所替代。”在她最悲伤的日子里，小叔子罗伯特·肯尼迪成了她的知心朋友，给了她最大的勇气和安慰。然而，1968年6月那个黑色的日子，罗伯特也步哥哥的后尘被人暗杀。杰奎琳对一位友人说：“我痛恨这个国家，我蔑视美国，我再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也只有像她这样亲历了险恶、亲眼看到被杀者鲜血的人，才会深昧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残忍与野蛮！
距离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已经40年过去了，然而这场惊天谋杀案的真相至今仍迷雾重重。有调查显示，在过去40年里，关于肯尼迪遇刺的内幕至少有36种不同的版本，但至今没有一种版本真正令人信服，没有一种说法被证明属实。然而据《纽约时报》报道，谋杀案中最大一个谜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否有同谋——将在一年之内解开。
报道称，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利用一部数字扫描仪器对肯尼迪遇刺时唯一的声音记录进行重现。这个录音是通过遇刺现场一辆警察摩托车上的麦克风录下来的。几十年来，科学家对这一现场录音进行了反复研究，但由于音带很不清楚，很难分清哪些是枪声，哪些是噪音，始终没有得出最后结论。
而美国政府1964就此案公布的官方调查报告“华伦报告”认定奥斯瓦尔德是肯尼迪遇刺时唯一的凶手，他从得克萨斯图书大楼向肯尼迪开了3枪。但15年后，美国众议院调查委员会重新对此案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称，当时刺客共向肯尼迪开了4枪，其中3枪来自图书大楼，另外一枪则来自另一个地点，这一结论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奥斯瓦尔德是单独作案的怀疑。
1979年，美国国会对警方录音电话机上的当年现场录音进行了调查，吃惊地发现当时共有四声枪响！经过在肯尼迪遇刺现场进行实验，有证据表明第一、第二和第四枪都是从图书馆图书存放处传来的，而第三枪则是从附近的小山坡上发出的。
但是3年以后，美国国家科学会经过声学分析，做出结论，认为所谓的“第三声枪响”不过是静电噪声，或者是其他噪音。从此，就再也没有进行这种调查
录音带由于无数次播放已经遭受了破坏。在1990年成为美国国家档案财产时，技术人员建议停止通过物理手段继续分析录音数据。这给揭开肯尼迪遇刺之谜带来了挑战，不过，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个难题将被解开。
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保管员瓦芬（Waffen）讲，利用数字分析技术不仅可以捕捉到声音，还可以清除一些杂音，从而更好地辨认枪声，科学家们对这些声音研究了近30年，但是一直存在分歧，而今天的技术将帮助人们解开谜底。
今年6月，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管顾问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国家档案馆有责任帮助还原历史真相，因此同意让伯克利试验室的哈勃和法捷耶夫从事这项工作，他们两人曾利用数字光纤复原爱迪生圆筒留声机的声音。
这两名科学家将扫描录音带的凹槽，制成声音模式数字图像。一旦这项工作完成，科学家们将得到非常清楚的录音资料，这也将帮助搞清凶手开了多少枪。人们期待着这一曾让政府官员、侦探和历史学家迷惑不解的历史谜团尽快解开

约翰·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与质疑

案发17天后，联邦调查局完成了第一份完整的官方调查报告，并提交给沃伦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在报告中陈述，案发时，凶手共射出了3颗子弹，第一颗射中肯尼迪总统的背部，第二颗射中了康纳利州长，第三颗子弹直接射中肯尼迪总统的头部，并致死。这份调查报告还认为这三颗子弹都是奥斯瓦尔德射出。
后来人们发现，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特工得到的一份尸检报告。这份尸检报告中显示，第一颗子弹只射入肯尼迪总统的背部数英寸深处，并陷入其中，没有穿出。当联邦调查局完成调查报告后，他们才收到了官方的正式尸检报告，这份报告表明，子弹从肯尼迪总统的背部射入，并从他的喉咙部位穿出。
刺杀肯尼迪的疑凶奥斯瓦尔德被人枪杀后，约翰逊总统亲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彻底调查这一谋杀案件，这个委员会全部由得克萨斯人组成，美国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的调查结果全部收入了《总统特别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调查报告》中，这个具有51本之多的报告也叫做《沃伦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封存了起来，要在75年后，即公元2038年，待所有与本案有关联的人全部死后，才能公诸于世，这使得肯尼迪遇刺一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965年9月25日，经过10个多月的调查，沃伦委员会新闻媒介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沃伦报告》（全文： ），宣称枪击肯尼迪是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没有任何更深的政治背景。结论一经公布，一些民间机构宣布要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但这一案件仍然未有进展。
2008年2月18日，达拉斯县地方检察官克雷格·沃特金斯在记者会上出示了12个装满鲁比行刺一案档案和物证的箱子。这些箱子一直储存在达拉斯法庭11楼一间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这批重要物证和档案包括：此案负责人、前达拉斯县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的私人信件，鲁比的一个手枪皮套和手枪上的指节钢套，几张鲁比夜总会的会员卡，几件疑似属于鲁比和奥斯瓦尔德的衣物等。
其中有一份奥斯瓦尔德和鲁比之间的谈话记录抄本。该抄本显示，肯尼迪遇刺前约2个月，1963年10月4日，奥斯瓦尔德在鲁比的夜总会中与后者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们当时讨论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希望借此阻止肯尼迪的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针对黑手党的严打议程。位于肯尼迪当年遇刺现场附近的“六楼博物馆”馆长加利·麦克指出：“档案上早有记载，奥斯瓦尔德（1963年）10月4日晚上呆在得克萨斯州艾温市，与妻子在一起。”换句话说，奥斯瓦尔德当晚并未前往达拉斯市会晤鲁比。沃特金斯的首席助理摩尔女士则认为，这些谈话抄本可能是前检察官亨利·韦德撰写的一部电影脚本，因为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韦德和电影制片人合作时签订的合约。不过，该电影从未被制作完成。联邦调查局（FBI）对这份谈话抄本进行鉴定，结论是伪造。 沃伦委员会认为，奥斯瓦尔德系独自作案，不存在其他任何同谋；杰克·鲁比也是独自作案，枪杀了奥斯瓦尔德。沃伦委员会报告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都一致地认为刺杀现场只射出了三颗子弹。但沃伦委员会认为这三颗子弹中，一颗子弹射偏，一颗子弹从肯尼迪的背部射入，并从喉咙射出，继而射中康纳利州长，致命的第三颗子弹直接击中肯尼迪总统头部。
争论由此产生，很多人质疑刺杀现场射击的子弹的数量。因为如果接受沃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就意味着一颗长3厘米、直径6.5毫米的步枪子弹，在从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厦6层窗口射出后，先是穿透肯尼迪总统的脖颈，然后再射穿康纳利州长的胸部和手腕，最后射入州长的大腿里，共造成7处伤口。它穿过了15层衣物、7层皮肤、38厘米厚的人体器官，以及总统的上衣领结和4英寸肋骨的阻碍，并彻底击碎了康纳利州长的桡骨，最终射入他的左腿。在帕克兰医院承载州长的担架上，这颗子弹被发现，而且外壳完整，只是在尾部有一点点变形。沃伦委员会尝试对这颗子弹的运行轨迹进行解释，并逐步衍生出广为人知的“一颗子弹”理论（Single-bullet Theory）。
该理论最有力的证据来自达拉斯市民泽普鲁德的录像，这是现在唯一可以得到的记录整个刺杀过程的最完整录像。从录像中可以看出，肯尼迪总统第一次中枪是在第210帧和225帧之间，而康纳利州长在第240帧之前被射伤，之间最长间隔不超过30帧。联邦调查局的射手们，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犯罪嫌疑人奥斯瓦尔德所使用的曼利舍·卡尔卡诺M91/38栓动步枪“在精准定位情况下，连发两颗子弹之间的最短时间间隔大约为2.25秒”。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测算，泽普鲁德这段录像中每秒的时间折合为18.3帧，2.25秒也就是41帧至42帧。因此，奥斯瓦尔德不可能在30帧连发两颗子弹。
通过对伤口的研究，沃伦委员会也试图从理论上证明一颗子弹造成7处伤口的可能性。他们假设子弹从教科书仓库大厦的6层射出58米后，以与水平线呈19°的角度击穿肯尼迪的第六块颈椎骨。在肯尼迪总统脊柱右下方51毫米处，子弹留下了一个4×7毫米的伤口，伤口四周是棕红色和黑色的血瘀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擦拭轮”。根据尸检报告，子弹在总统体内造成第一节胸椎的损伤，但是由子弹击中所致，还是由于子弹的冲击力造成还无定论。子弹从肯尼迪右肺叶上方擦过，没有造成穿透。紧接着子弹穿过总统的脖子，从喉结下方射出。总统衬衫衣领上的痕迹，证明了子弹是从后背射入，而不是从喉咙射入。在整个过程中，子弹的速度从射出时的560-610m/s（即米每秒），降到了518m/s。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总统当时还佩戴了领结，子弹打掉领结后，速度迅速降为457m/s，方向也发生偏离。
子弹很快穿越了肯尼迪总统和康纳利州长之间64.77厘米的距离，并从州长右侧腋下射入，留下一个8×15毫米的椭圆形伤口。伤口的形状充分表明，子弹是以很小的角度斜向划入。在州长胸腔内，子弹碎裂，彻底破坏了他的第五条肋骨，事后遗留在州长体内的大量金属残片也佐证了这一点。子弹的主体从州长右乳头下方飞出，留下一条50毫米的伤口。随后子弹射穿康纳利州长的衬衫和外套，出口恰好是在外套右侧翻领的最下方。很快，子弹以274m/s的速度再次进入康纳利的体内。这次是从外侧射入他的右手腕，并击碎了他的右手桡骨。子弹从康纳利州长手心方向射出，此时，子弹的速度已经降至122m/s。子弹没有停止，继而射入了州长左大腿前端，留下一条将近10毫米的外伤，并最终留在州长康纳利左腿的肌肉里。
对于这种解释，沃伦委员会表示，他们“从专家那里获得了有力的证据”。但他们也坦言，委员会内部“对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同意见”，这种理论并不足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根据常识判断，按照正常的坐姿，肯尼迪总统和康纳利州长身上的7处伤口并非是在一条直线上。难道这颗神奇的子弹，不仅具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还可以在空中变换方向？所以“一发子弹”理论也被称为“魔术子弹”理论。
沃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疑点重重，罗伯特·肯尼迪曾在私下里表示沃伦报告“做工低劣”。最被诟病的是报告中的目击者证词，绝大多数证词都是在委员会成员未过半的情况下作出的，全部94份证词只有一个是在委员会全体在场的情况下作出，但这些证词最终都被委员会采信。
包括一些目击者在内的人，声称案发现场至少有4颗子弹被射出。只有这样，才能更完美地解释这7处伤口的来源。联邦调查局的试验已经证明，嫌疑人奥斯瓦尔德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发4弹，如果这些证人所说的属实，那就意味一个可怕的结局——还有一个凶手在逍遥法外，并且刺杀并不是奥斯瓦尔德个人行为，而是团伙作案、分工合作、交叉射击——一场事先谋划好的阴谋。
还有一种理论也试图证明第二名枪手的存在，从泽普鲁德的影片中能看到，肯尼迪被最后一发子弹击中头部以后，身体明显地向左后方仰倒。许多人据此认为，这颗致命的子弹从他右前方的草坡飞来，而不是从他后上方的教科书仓库大楼射出。不过创伤弹道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大脑受创的时刻，神经反射会使背部肌肉收缩，因此不影响子弹从后方射来的结论。
“水门事件”爆发后，参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史称“彻奇委员会”）对政府的情报活动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彻奇委员会发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上存在着重大缺陷，而与此案有紧密关联的证据并没有被提交给沃伦委员会；更为重要的发现是，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时，曾被胡佛干涉，也收到了来自“不知名的政府要员”的压力，因此不得不草草结束调查。彻奇委员会的调查在美国人中惊起了一阵波澜，这意味着，很有可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肯尼迪遇刺案中达成一致，封锁了部分重要信息。
面对着公众的不断质疑，到1976年，国会成立关于约翰·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的特别调查委员会（HSCA）。在肯尼迪事件上，HSCA于1979年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奥斯瓦尔德为刺杀总统的凶手，他共射击了三颗子弹，第二和第三发命中总统，第三发杀死了总统；但声学研究表明，案发现场至少有两名凶手的可能性非常大；肯尼迪总统很有可能是死于一场阴谋，但阴谋的内容，HSCA无法确定；美国司法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沃伦委员会都曾企图掩盖一些信息；HSCA认同“一颗子弹”理论。HSCA对美国特勤局的行动也挑出了不少毛病，比如肯尼迪在达拉斯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特勤局收集到的信息没有被充分分析、调查和使用；高速公路上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去保护肯尼迪以防刺客。
对刺杀现场射击的次数，HSCA对现场178名目击证人进行了调查。HSCA发现，目击者对于子弹数量的记忆确实说法不一。但其中132人声称听到3声枪响，当然，也有个别的认为听到了2声、4声或更多。
HSCA后来又提出一种可能：在案发现场，共射击了四颗子弹；新增的这颗子弹来源于隐藏在迪利广场草坡上的枪手。这个推测的证据来源于一部电话录音带，这个录音当时在案发现场附近，被携带在一位骑着摩托车的警官身上。不过，这颗子弹射失了，尽管没有给肯尼迪和康纳利带来伤害，但存在第二名枪手的可能性并没有被封死。
HSCA利用声学手段，对比录音带中的波峰，进而对现场的枪声进行了判别。他们认为，录音带中的第1、2、4次波峰正是从仓库大楼射出的枪声。而第3次波峰，有一半的可能性是发自草坪上的枪声。随后，两名来自皇后学院的声学分析家通过对录音带BBN数据的分析，认为“他们对草坪上发出的枪声有95%以上把握”。当然，反对意见很快也随之而来，有人说第3次波峰其实是摩托的马达声或汽笛声，甚至有人就此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整个案件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在《信息自由法案》和《肯尼迪档案法案》推动下，1992年，98%的沃伦委员会档案都已开放。剩余的肯尼迪遇剌案相关档案将于2017年开放。但不包括肯尼迪的尸检照片和X光照片，它们是由肯尼迪家族附加了限制条件于1966年捐给海军档案库的。有少数几件证物失落或被毁了，如轿车在11月24日被清洗了，奥斯瓦尔德的服役档案在1973年被毁了，康纳利的衣服洗了，帽子和手链不见了。
然而，民间对于肯尼迪遇刺案的探索从未停止。探索频道的特别节目《未解的历史：刺杀肯尼迪——不可思议的子弹之外另有悬疑》试图尽可能再现事件发生时的情景。组织者在实验中使用了弹道学研究用人体明胶，其中嵌入了一组类似人类骨骼的物质材料。研究显示，如果子弹在击穿骨骼之前，经由类棉纱质地的物质，得到了一段距离的缓冲，那么还是有可能大体维持形态不变的。
接下来，实验者精确仿照事发现场肯尼迪和康纳利两人的相对位置，放置了两个用于弹道试验及解剖学研究的材料制成的人体模特，它们是用兽皮、明胶以及内置的类骨骼质地注模做成的。一名射术精良的枪手使用与在书库找到的那款枪型号相同的步枪，在等距于书库大楼6层位置的地方射击。弹匣里的弹药是1963年时西部弹药公司（Western Cartridge Company）为卡尔卡诺步枪装备的同一批次6.5x52mm子弹。在高速摄影的追踪下，那颗出膛的子弹几乎完全复制了事件现场受害者负伤时子弹的轨迹。唯一的差别在于，实验中，子弹动能不足，未能穿透康纳利的人体模型代表其大腿的那个部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子弹在实验中额外击中了模型的另一根“肋骨”，也就是说，模型被击碎了两根肋骨，而康纳利只有一根肋骨受伤。此外，子弹的变形程度也略甚于CE 399号证物子弹，这恐怕还是击碎“两根肋骨”所致。问题是，仅仅一枪，而且子弹大体维持原状，就制造出了与刺杀现场两名受害者所有伤处相同的结果。
1993年，一个名叫戴尔·梅尔斯（Dale Myers）的电脑动画师启动了一个为期10年的计划，试图以3D电脑动画形式完整呈现11月22日肯尼迪遇袭现场。他的成果展现在美国广播公司（ABC）2003年的纪录片《肯尼迪刺杀案揭秘》（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Beyond Conspiracy）之中，并赢得了艾美奖。
为了制作动画，梅尔斯通过拍摄照片、搜集影像等手段进行采样，并绘制了动画设计蓝图，以期精准重现惨案现场。一个评估机构指出，梅尔斯的作品之于人们再睹暗杀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言，达到了以“全方位的视野，实现历史时空重置的几何完整性”的高度；可以确信，其作品“在完备与细致程度上已然超越了对历史做出公正而准确的描述的要求”。
在这部纪录片中，梅尔斯对泽普鲁德的录像进行了局部检视，证实了关于那唯一一颗子弹的理论。他特别留意到录像中有一处鲜少有人察觉的异常现象。在迪利广场（Dealey Plaza），当肯尼迪的座驾从街牌背后驶出时，那一瞬间——也就是泽普鲁德录像的223与224帧所示——康纳利州长外套的右襟看上去似乎是被一股不知来自何方的力量“突然掀了起来”。据梅尔斯判断，正是那一刻，肯尼迪与康纳利两人同时被奥斯瓦尔德那支步枪打出的那一颗子弹射中了。他还指出，泽普鲁德录像的225至230帧显示，肯尼迪的身影从街牌背后闪出时，他与康纳利同时表现出被子弹击中的痛苦反应。
2013年7月，美国一家电视台根据一名警察对案件的分析和相关书籍，制作了一部融合了记录与戏剧元素的影片。片中暗示，夺走肯尼迪性命的子弹中，有一颗可能是由是特工发射。据澳大利亚一名已经退休的警察麦克劳伦的研究和美国作家梅宁格的相关书籍，美国ReelzChannel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片中暗示，导致肯尼迪丧命的子弹实际上可能来自中情局特工乔治。澳大利亚警察马克花了四年的时间分析、调查证据。他认为，肯尼迪有可能是死于意外。他说，当时，疑凶奥斯华开了第一枪，坐在后面一辆车的中情局特工乔治用配给的枪支还击，因为对武器不熟悉，加上车子颠簸子弹射偏，打中肯尼迪。 围绕这一案件，美国舆论提出了各种假设。有人认为，这是一起美国中情局和军界中“鹰派”共同策划的政变阴谋；另一些人认为暗杀行动是“黑手党”所为。还有人将肯尼迪的死与玛丽莲·梦露的自杀搅到了一起。
2013年美联社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当局捕获的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独自作案，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相信制造肯尼迪遇刺案的“不是一人、而是多人”。舆论产生了许多关于此案的阴谋论猜想。有“黑帮说”、“中情局说”、“胡佛说”等多种阴谋论。
约翰逊谋杀说
曾经担任尼克松秘书和私人助手的罗·斯通披露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观点，尼克松对斯通和其他秘书多次说过，他确信谋杀肯尼迪的幕后主使正是在肯尼迪遇刺后宣誓就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甚至有一次，尼克松告诉斯通，“我和林登·约翰逊的区别是，虽然我们两人都想当总统，但我并没有为此杀人。”
2003年，法国一家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威廉·雷蒙和贝尔纳·尼古拉在经过长达三年的调查后认定：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幕后指使正是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电视台还播出了他们制作的纪录片。
据这个纪录片中叙述，1960年总统大选时，肯尼迪与约翰逊曾为谁能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争得不可开交，由此播下不和的种子。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后，约翰逊虽然当了他的副手，却始终生活在压力之下。约翰逊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当地石油大亨源源不断充实他的秘密金库。这些钱一部分用来挥霍，更多则用做贿赂。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早就对约翰逊进行调查，一些涉及得克萨斯石油大亨的贪污大案，已经隐约露出约翰逊的身影。另外，肯尼迪决定进行财政改革，向国会提交议案准备大幅削减得克萨斯石油大亨在税收上享受的优待。该议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使这些石油巨头失去上亿美元的利润，也将影响到约翰逊的秘密金库。1963年年底，快被肯尼迪兄弟逼到绝路的约翰逊不惜铤而走险，借助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密切关系，一手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刺杀肯尼迪事件。
2013年11月美国媒体曝光了当时军方与白宫通讯录音——“请给我有关总统的所有信息。这是情况分析室，我从美联社的公报看到，肯尼迪总统很明显是头部中弹，他脸朝下倒在车后排的座位上，头上有血，肯尼迪夫人一边哭喊着‘哦，不’，一边扶着他的头。”
在军方的通话中，对一些重要人物使用了代码，例如下面的这段通话中所说的志愿者是指肯尼迪遇刺后，随即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我们在等待飞机起飞前的宣誓就职。”
“是志愿者吗？”
“是的，长官。”
卡斯特罗谋杀说
美国中情局一名退休人员在其一本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书中披露，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对肯尼迪的暗杀事先是知情的。他指出自暗杀发生以来关于卡斯特罗可能涉及当时刺杀案的传言从未中断过，因为肯尼迪是其强硬的反对者。布赖恩·拉特尔是20世纪60年代是中情局古巴分析人员，还曾是CIA驻拉美情报总监，他在新书中指出，他确信卡斯特罗至少事先知道将会发生刺杀事件。其信息来自对前古巴情报官员的采访，有美国机密文件作为支撑。但他表示，他没有证据显示是卡斯特罗命令了此次刺杀或者奥斯瓦尔德是受卡斯特罗控制。拉特尔同时表示，卡斯特罗是希望肯尼迪死的，因为他害怕肯尼迪，“在他的意识里，他可能只是自我防卫。”
卡斯特罗曾否认涉肯尼迪遇刺案。
JIM MARR所作的文章称""肯尼迪被刺杀后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这种巧合的概率为10万万亿分之一。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杀。"然而经查证所有死亡者中,有的与暗杀或总统的关系相当远,如它包括了新奥尔良市长,空军一号的勤务员和肯尼迪的情妇(全都对暗杀经过毫不知情),而当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去信给伦敦周日时报询问如何得出10万万亿的机率时,编辑部回答说是搞错了,他们错以为计算的是参加了沃伦调查委员会的人员在三年内死亡18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