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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霍安治
铁路界有名言：“只要国家能建设铁路，铁路自能建设国家。”民国初年，铁路建设的伟大力量，在陕西特别突出。
民初陕西“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连年兵灾匪患，经济破产，庐舍为墟。1928年至1930年间，连续三年奇旱，赤地千里，全省人口1000余万里饿毙250万，可说是全国最苦难的修罗场。
1930年初秋，陕西总算下雨，结束三年大旱。水利专家李仪祉负责灾后重建，只见陕西商贸停摆，工业空白，农业生产濒临毁灭。“陕民岌岌乎达十室九空之境。农林事业殆已达万分疲荼，不可振作之时期矣。”李仪祉悲愤地记载了1931年上任之初亲见的惨景。
只有铁路才能救陕西。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陇海铁路全速向陕西展筑。1931年12月打开潼关天险，1934年12月抵达西安。1937年7月抗战军兴，陇海铁路于同月展筑至陇山前的宝鸡城。短短六年的赶工筑路，激发出不可思议的建设力量。1930年时“疲荼不可振作”的陕西，于1937年已然经济起飞，跃为抗战时期重要工业基地，更带动甘肃、宁夏与青海各省建设，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大后方。
陇海铁路点棉成金创造陕西经济奇迹的陇海铁路，是清末最重要的救国工程，铺设却一波三折，拖延长达30年。
清廷的铁路政策眼光宏远。铁路建在富庶沿海，只是锦上添花，唯有不计成本向闭塞内地展筑，才能激发出民族复兴的巨大动能。因此，清廷锐意兴建南北向纵贯冀豫鄂三省的京汉铁路，果然带起华北内陆经济。京汉路修到黄河边，清廷着手展筑与京汉铁路交错的东西向“培养线”，以京汉铁路培养新铁路。于山西修筑正太铁路，于豫北收购英商修筑的道清铁路。在黄河南岸，则修建连接开封府与河南府（洛阳）的新干线。这段接通两个府城的“汴洛铁路”，就是陇海铁路的第一段。
陇海铁路函谷关隧道，左为古函谷关。
正太路与道清路沿线的主要物产是煤矿，营运方向明确。汴洛铁路却没有特别物产，兴建之初的发展战略并不清晰。没想到，这条摸着石头渡河的培养线，暗藏着足以振兴大西北的神奇宝藏。
开封与洛阳之间的郑州，原是个不起眼小城。汴洛路为了省钱，就地使用京汉路的郑州车站。南北向与东西向两大干线于同一个车站交会，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商机。
郑州棉行老人张学厚，回忆规模曾为全国第一的郑州棉市，那完全是铁路的产物。“铁路通车初期，西路棉商和少数棉农，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出售。后来有些以经纪为生的人，见棉花生意有利可图，便几人结伙，手中拿杆秤，为买卖双方摄合，收取佣金。后来棉商增多，来郑出售棉花的人，络绎不绝。有些商人就在火车站附近搭起席棚，成立小型花行，这就是郑州最初的棉花市场。”
豫西至陕西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雨量不多，适合种棉花。但这里交通不便，老百姓种了棉花也无法卖，因为棉业是非常笨重的生意。
棉业分为花、纱、布三阶段。棉“花”去籽成为皮棉，纺棉成“纱”，织纱成“布”。花纱布的重量都是十分可观的。棉花与棉纱的包装，以“大包”计算。棉花1大包是250公斤，粗棉纱1大包约为400磅（181.6公斤）。棉布以疋计算，16磅36寸粗纱平纹布1疋40码，重量约622磅（282公斤）。
花纱布太沉重，运输依赖船运，不宜陆运。当时人力运输的标准是挑夫一挑30公斤，手推车一车推货100公斤。若以兽力驮运，一头大骡子驮载量约85公斤，骆驼150公斤。换言之，无论人力与兽力，都无法一次运输一大包棉花、棉纱或一疋布。只有双马大车积载量为320公斤，才能勉强胜任。
棉商拨起算盘，铁路以外的各种陆运方式都要赔钱。在洛阳，棉市平乐镇集散棉区皮棉，人力或兽力运棉花距离大致在20公里以内，平均运费是每担棉花2角3分。装火车铁运上海，距离超过1100公里，每担运费1元6角，人力运价是铁路运价的11倍。
若是远离水运与铁路的地区，花纱布的陆路运费是天价。陕西与邻省甘肃产棉少，花纱布依赖豫鄂两省供应，缺乏水运之利，只好走昂贵的旱路。棉布织成短匹（约窄幅机织布1/7），由湖北装船起运，循汉水而上，转丹江到龙驹寨，下船改由骆驼驮运，翻越秦岭到关中平原的棉布集散市场三原城，分销陕甘各地。
长途骆驼运费使棉布在陕西成了奢侈品，在甘肃更几乎与同重白银等价。当地文史记载在甘肃买布的辛酸：“每百斤麦子仅值制钱一千文，而一斤棉花就需制钱七八百文……农民终年耕作所入，置不到一件棉衣。一件棉衣穿二三十年并非罕事。”
100斤小麦约近1亩旱地的年收成，而一套棉衣裤所需棉花约2斤。换言之，2亩地的收入，才能换一套新衣裤。民初考察西北的大员们，对陕甘的第一印象，常是男人赤身下田，女眷多人轮穿一条裤子。
讽刺的是，视棉布如奢侈品的陕西，其实最适合种棉花。关中平原是冲积砂壤“白咸土”。棉业有俗语“无咸不成花”，由关中到洛阳都适合种棉花。更可喜的是，在咸土上种出来的棉花纤维长，可以纺成细纱。
中国土棉的纤维多在1.5厘米以下，只能纺粗纱。欧美日洋布使用纤维长度超过3厘米的美国棉，才能纺细纱。以棉纺术语来说，中国土布是20支以下粗布，洋布是20支至120支细布。20支以下是牛仔裤质感，20到60支是衬衫质感，60支以上棉布达到内衣质感。清末民初洋棉倾销，主要原因就是国内种不出长纤棉花，土布大多是10支手感。
陇海铁路潼西全段通车纪念
在关中平原“白咸土”种出来的棉花，正是国内急缺的长纤上品。在关中平原棉市渭南，以美棉改良的“固市花”纤维短至15/16吋，长至1到1/16吋之间，可纺32支至42支纱。省城旁的咸阳棉市，“大王店花”长15/16吋到1吋，可纺32支至42支纱，较差的“泾阳花”长29/32到15/16吋，最差也能纺到28支纱。
只要将陕西棉运到郑州，就是足以与洋棉抗衡的上好原料。官商士绅争相上疏，要求清廷向陕西展筑铁路。只是好事多磨，由洛阳到西安，短短400公里的铁路建设，竟拖了25年。
陕西的救命铁路铁路十分昂贵。汴洛铁路资金是于欧美债市发行债票筹措的，短短185公里的平原铁路，建设经费高达3778万法郎（约大洋1900万元）。第二段洛阳至潼关的洛潼铁路，改募国内资金商办，但筹款太少，向西展筑74公里至渑池，就因经费耗尽停工。1915年，北洋交通部发行短期国内公债500万元，由渑池继续展筑91公里到观音堂镇，再次款尽停工。
清末民初财政窘困，民间资本不足，建造铁路只能借外债。交通部再次发行1.5亿法郎债票，却因一次大战停摆。直到一战结束债票上市，工程才能继续。1924年展筑至陕州城，适逢第二次直奉战争全国大乱，外债停付本息，外国资本止步，一拖又是6年。
工程虽然受挫，但是铁路已经激发出陕棉的潜力。1915年9月陇海铁路展筑至观音堂镇，距离吞吐陕西货物的水旱码头陕州只有50公里，打破了豫陕交通僵局。
千百年来，陕西货物由渭河码头交口镇集货入黄河，最远只能到陕州，因为陕州以东是“激石云回，澴波怒溢”的三门天险，航道中断，必须改换昂贵的驼运。陇海铁路通到观音堂，驼运距离大幅减少到50公里，陕棉输出成本大减，引发种棉热，陕棉转运生意使小小观音堂镇跃升为年吞吐数十万吨货物的繁华大埠。本地商人乔紫亭追忆了观音堂的风华岁月：“车站有转运公司、车场、骆驼场、小车店几十家。街上人群熙熙攘攘，真是盛极一时。”
1924年6月陇海铁路展筑至陕州城，观音堂应声没落。转运公司与骆驼场全部迁到陕州，陕棉输出更兴旺，全省棉田面积打破100万亩。1926年，陇海铁路向西展筑到灵宝，距离陕西大门潼关只剩72公里。
陕棉使郑州跃升为全国第一大棉市。沿海华洋纱厂赶到郑州办庄购棉，年成交量30余万大包，交易额6000余万大洋。商界戏称郑州有两头老虎，一头是鸦片业“黑老虎”，一头则是棉花业“白老虎”。好景不长，陕州通车之时，陕西军阀混战。1928年起又遭三年大旱。1928年陕西棉田面积128万余亩、产量26万余担，1929年剧减为18.5万亩、3.3万余担。
陕灾于1929年达到高峰。“全陕无处非灾区，除沿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皆满目荒凉，尽是不毛之地”。更糟的是，旱灾向东延展到河南，豫麦产量大减，无力救济陕甘。此时，只有利用铁路转运沿海各省粮食到陕西，才能拯救百万生灵。南京铁道部全力筹款，于灾情最惨的1929年向陕西展筑陇海铁路，但就在这年盛夏，西北军全军入陕，毁了陇海铁路。
负责抢通灵宝至潼关段铁路的陇海铁路工程局长凌鸿勋，晚年追忆西北军对铁路的破坏时犹有余恨：“孙良诚的军队从山东撤退，经过津浦铁路，到了徐州转入陇海铁路西开之后，惟恐中央军在后追上，于是乎就把沿路的桥梁炸毁好几座，最惨的是把郑州以西的黑石关最大的一座洛河桥炸断了。孙良诚的军队到达陇海铁路的通车终点灵宝，军车已不能再开，就把一列一列的军车，包括机车和车厢，推落黄河岸边。”
为了勘查线路，凌鸿勋于1929年10月冒险进潼关。他见到关中平原“赤地千里，棉花高只两三寸便干枯了”，途中“除了杮子外，再也无法买到其他东西解渴充饥。当我们削下杮子皮时，马上就有人跑上来捡着吃”。到了西安，“街上饿莩横陈”。他拜会西北军主帅宋哲元，“本应该在省府拜访他的，没想到却在检阅军队的地点见到”。凌鸿勋见情况不妙，赶紧逃出陕西，西北军随后通电宣战，这仗一打就是一整年。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凌鸿勋马上动工抢建灵宝到潼关线，于1931年12月通车。陕州以西丘陵地带坡度起伏大，凌鸿勋架起数十米高的高架钢桥跨越山丘，这是中国第一段使用高架桥的铁道。遇到高架桥翻不过的山，只能打隧道，全线长短隧道20余座，硖石驿隧道长达1779公尺，刷新关内铁路隧道长度纪录。
铁路一通，陕西就得救了。1932年至1933年的旱情依然严重，但铁路运粮入陕，解除饥荒危机。更可喜的是，铁路带来了笨重的挖渠机械与材料，发动泾惠渠工程。
开凿泾惠渠，并不止是单纯挖渠而已。泾惠渠的水源由泾水筑拦河堰截流而来，必须抵抗夏汛15米高的滚水压力，以混凝土浇筑，总闸使用3扇笨重钢门。再以大型打钻机凿石穿山，打通359米长的引水洞。沉重的混凝土、钢门与大型机具，都依靠铁路运输。1930年11月，陇海铁路恢复通车至灵宝，最艰巨的引水洞工程于3个月之后开工，只费1年4个月就完工放水。泾惠渠只是破题，在铁路帮助下，南京政府展开“关中八惠”建设，大半关中平原得以战胜旱灾。
现代灞桥：陇海铁路潼西段灞河钢梁桥。
罕为人知的是，1930年初秋虽然下了雨，但陕西旱情又持续了两年。1932年，农业专家何庆云入陕考察，见到关中平原依然苦旱。他目光所及：“凤翔至兴平一带，两旁赤地满里，虽间有高粱黍稷及荞麦等物，短者寸余，高者二尺，收获之款恐难如种。沿途所经村镇，人烟均极稀少，房屋坍破不堪。各上缺乏衣食之灾民，其跪立道旁求钱惨状，尤觉可怜。”灌溉区却全无旱状，“豆棉玉米密茂，而无荒凉气象。”
铁路抵御了旱灾，开通了商路，更进一步带来资金与工业，使陕西甩脱千年穷困，一步站上经济起飞的起跑线。
陕西经济起飞闯过了潼关天险，陇海铁路火速展筑，于1934年底抵达西安，又马不停蹄向入甘要点宝鸡城延展。陕棉随着铁路一飞冲天，带起奔腾澎湃的经济动能。
1933年，陇海铁路展筑到距离潼关70公里的水旱码头渭南城，接上渭河。渭南跃升为陕西最大棉市，每年集散棉花30余万担。沿海纱厂到渭南设庄购棉，现金滚滚流动，中国、交通、金城与上海商业银行赶来设点。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适时禁种鸦片，化罂粟田为棉田。中国银行也对棉农伸出援手，于1934年开办农村贷款，引发火爆种棉热潮。
1930年陕西棉田面积128万亩，1933年破200万亩，1934年劲增至364万亩。更可喜的是，铁路带来的南京政府大力推广的美棉新种“斯字棉”，大幅提高亩产。渭南土产“茧花棉”亩产皮棉15到20斤，改种“斯字棉”，亩产飙增到40到50斤，而且是可纺32到50支纱的长纤品种。
到了1936年，陕西种棉面积达到424万亩，年产量93万余担。吞吐豫陕两省棉花的郑州，每年输出棉花270万担，占全国总产量16%，铁运上海只需一周。豫陕棉产，主导了国内花纱布价格升降。
陕棉为老百姓创造财富，更带来工业建设。棉花工业的起步是轧棉籽的轧花厂，以及将皮棉压轧成250公斤重铁杋包的打包厂。上海商人到渭南连开两家打包厂与1家轧花厂，点燃工业之火。
随着铁路展筑，棉花的建设力量向西深入。下一个因铁路发家的城市是咸阳，铁路一通，咸阳跃升为年集散量34.6万担的陕西最大棉市，中国银行重金建设咸阳打包厂。
棉花工业的下一步，是纺织厂与面粉厂。纺织厂将棉花加工成纱与布，面粉厂则需要纺织厂大量织造的面粉袋，因此纺织业老板常开面粉厂。济南成通纱厂老板苗星垣先驰得点，于1934年在西安建立成丰面粉公司，打响陕西工业建设第一炮。
陕西原本没有机制面粉业，因棉致富的老百姓立即爱上成丰公司的“梅蝠双鹿牌”面粉，销售畅旺，引来面粉业创业热。西安于五年之内新建十余个面粉厂。1935年，石家庄大兴纱厂老板石凤翔到西安建立大华纱厂，“雁塔牌细布”风行陕甘宁青，一气打破千百年来陕甘高价购买湖北布的僵局。
陕西经济成长强劲，引发银行界建设大西北的雄心。1936年，中国银行推出“三十万锭纱厂”计划，决定在内陆棉产区投资兴建纺织厂，减少棉花转运沿海的成本，以抵御日本棉货倾销。天津中国银行副理束云章主持建厂大计，以西安、保定与郑州三城为顶点，划出棉业“小三角网”，筹划于保定、西安与安阳兴建新纱厂。
在此同时，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更全面的开发计划，以铁路界元老刘景山主持，推动沿海资金投入西北建设。刘景山邀请上海商业银行老板陈光甫到西北参观，他回忆这趟旅行：“我们两人走遍陕西的最穷困乡村，观察植棉是否有前途，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开始提倡植棉。到了抗战前夕，陕西宝鸡的棉花可以上场了，奠定了发展纺织工业的基础。”
上海商银建立了完备的棉农产销贷款体系，首先推动棉区成立产销合作社。棉花播种时，经合作社对棉农放给生产贷款，收花时交合作社轧花，就能预支七成价款。银行另与转运公司谈优惠运费，运交协力纱厂收购。由生产、加工到运销一气呵成，银行赚钱，棉农发财，更坚定了沿海工商界对西北发展的信心。
陇海铁路于1937年7月展筑到宝鸡，同月抗战军兴，沿海工商企业与资金技术向大后方撤退。这时，朝气蓬勃的陕西成为内迁上选。
抗战工业基地抗战时内迁陕西的工厂、企业家与技术人员，都是业界翘楚。他们以不可思议的效率建设关中平原。
纺织业的龙头申新纱厂，将位于汉口的申新四厂与福新第五面粉厂，迁到宝鸡十里铺。宝鸡原是个穷县，铁路通车前县城居民仅2000余人，最具规模的工业是一个手工榨油坊。申新建厂引发产业群聚效应，原本茅草遍野的十里铺一连建起3个纱厂、2个面粉厂与2个燃料酒精厂，另有数十家小布厂扎堆，得到“秦宝工业区”美称。
规模更大的企业集团，闻风而来。1940年，中国银行成立雍兴实业公司，于宝鸡蔡家坡兴建纱厂，进而建立产业聚落。雍兴利用川陕公路车运布匹入川，拥有数百辆卡车，于是自建汽车修配厂与2个燃料酒精厂。纱厂机械必须自力维修，雍兴自建西北机器厂，不但能维修机器，更是全国第一个能自行量产整套机械纺纱设备的机械厂。机械缺皮带，雍兴自建长安制革厂；文员缺书写纸，雍兴自建长安印刷厂；发电机缺煤，雍兴自办陇县煤矿。行有余力，雍兴又办厂自制盐酸与味精，更向甘肃进发，于兰州办化工厂、面粉厂、毛织厂与机器厂。
棉区富庶，工业发达，关中平原内需旺盛。省城西安兴起民生工业建厂潮，建起火柴、电池、纸烟、肥皂、毛巾、化工、制药与铁工厂。
这些工厂都是克难兴业的奇迹。中国工业底子差，大部分工业用原材料与机器依赖进口。抗战海道中断，企业家发挥克难精神，工厂没有动力机，就搜集汽车引擎与火车头去改造发电机；缺乏机油，就用菜油；无法进口钢铁，就以废钢轨造机器。
陕西克难创业成功，激起甘宁青邻省建立工业的雄心。兰州建立以毛纺为主的产业聚落，天水兴起面粉与火柴厂，青海军头马步芳办“八大工厂”，宁夏军头马鸿逵也办起织布厂与面粉厂。战争理应破坏经济建设，西北各省却在抗战期间逆势崛起。
抗战期间，陕西共有四个大型纱厂，纱锭9万枚，成为大后方第一大棉纱生产基地，引起军方注意。军政部西北军需局，征召厂商织造军布。各大纺织厂1500台布机全开，仍赶不上300万大军的需求。军需局改变策略，鼓励小型织布厂织军布，引发关中平原创业热。
在宝鸡，代织军布的小布厂多达300家，大多只拥有2到3部织布机。但积少成多，小工厂的织机总量多达2000部，从业员工3000余人。行业老人刘保荣回忆：“当时十里铺、玉涧堡、益间镇等地，到处可闻机织声。”
在西安，小作坊合作成立“联合公司”接军布生意，共成立64家织布厂，共有织机1400余部。战前只有农村手工业的临潼，军布生意促成8家小型织布厂创业，共有织布机100余台。在咸阳，一位小学教员刘晓岚向县合作社贷到创业基金，购买布机办家庭织布作坊。不到半年，军布订单就使他的家庭作坊发展成拥有纺纱机50余台、织布机30余台与员工近百人的小型工厂。
一部织布机每月织造20支粗纱14磅军布30匹，匹长40码，相当于300套军装用布。仅宝鸡与西安两地织布机，月产量就相当于100万套军装，有力支援抗战，更深化了关中平原的工业建设。
“过去谈西安业者，除旧式手工业之生产尚可略举外，余则无足重轻。若与东南各省新兴工业相较，更觉瞠乎其后。”陕西省银行战时调查西安工业发展之际感慨系之，“陇海铁路由潼关经西安展至宝鸡，陕省运输渐称便利，工业随之而兴。同时国人高倡开发西北，当局乃厘定开发陕省之大计。经数年之擘画经营，市况日趋繁荣，新兴工业渐呈蓬勃。抗战军兴，新式工业日呈兴旺之象。”
干旱给陕西带来哪些灾难？
由于长时间的干旱使得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没了保障，就连一直给予供给的山西也遭到了干旱的影响。所以，从干旱一开始，陕北人民就陷入了断粮的困境，干渴、饥饿，无情地吞噬着质朴的生命。75万人口的地区，到1929年5月，只剩下了30万人。
更让灾民恐慌、畏惧的是：1930年，陕西境内出现了漫山遍野、不可胜数的“五色怪鼠”。这些满身五色斑斓的老鼠行动迅速凶猛，大的有猫狸这么大，小的也有家常老鼠大小。这些“怪鼠”什么都不怕，有时还会成群结队出来作怪，数量多得竟让行人无法下脚。它们不仅猖獗地抢夺人们的口粮，而且还引发了致命的鼠疫，许多灾民在老鼠来去之后，就染上了怪病，最后会口吐黄水直至喷血而亡。直到1931年的12月份，这场疫患才勉强得到控制。
当灾荒步入到第二个年头，也就是1929年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成立了赈务会，发放了200多万元的赈济款。但是，这些资金对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600多万灾民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人们生活依旧困苦不堪。再加上长期以来，国民党政府指派的各种苛捐杂税也没有因灾荒而得到减免，反倒提前预征了三年，另外还有军队、土匪的霸道抢劫，更是给陕西灾民们的生活撒了一把盐，人们更是痛苦不堪，几欲求死。三年的大旱大荒，在史料中记下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全陕西因旱灾死亡250多万人，有600多万人流离失所，40余万人逃荒他乡，这些数字让人心痛，也因此让人铭记。
1931年6月10日，在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地区还发生了一场致死人数高达十三四万人的虎疫（即霍乱）大流行。直到1932年，陕西省内仍有不少地区还在遭受旱灾、雹灾、水灾和蝗灾的侵袭。
陕西境内的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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