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一直众说纷纭，为“金学”研究中的第一悬案。自清康熙间谢颐提出作者应是王世贞以来，各个研究者已提出了70余位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

如王世贞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王稚登说、赵南星说、李渔说、卢楠说、冯梦龙说、丁纯父子说、汤显祖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等，不一而足。其广有影响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王世贞说

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十二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记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

1979年朱星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并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江苏省太仓市，曾在山东做官，具有运用江苏太仓与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

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1987年至1990年，周钧韬《金瓶梅新探》《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连发三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1999年，许建平《金学考论》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进一步申述“王世贞说”。2002年，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李时珍曾经将自己编写的《本草纲目》交给王世贞，以求王世贞给予修改意见，《本草纲目》中写有一味世人从未了解的药材，而之前为没有人听说过这味药材的名字。在《金瓶梅》中出现了这味药材，而书写成之时，《本草纲目》还未问世。

贾三近说

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记载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屠隆说

黄霖首倡此说。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此说得到戴松岳的支持。戴松岳在《风流才子屠隆》认为，“学术界研究《金瓶梅》后普遍认为：此书作者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甚至有点玩世不恭，并好叙男女情欲、熟悉小说戏曲乃至游戏文学等，屠隆在众作者的人选中最符合这些条件。”

此外，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万历年间的版本为戴松岳的论点提供了实物佐证，也是最关键的论据，“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兰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而这个明贤里就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经查家谱，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李开先说

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

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70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

日本汉学家日下翠《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8月28日，西门庆的生日是7月28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

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徐渭说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

《金瓶梅新证》首先对小说中佛教、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对《〈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

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

潘承玉还作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的关系，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王稚登说

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王稚登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他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蔡荣名说

浙江学者陈明达撰文指出，《金瓶梅》作者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他的长篇论文《〈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以翔实的证据，考证出蔡荣名是《金瓶梅》真正的作者。他从八个方面考证：（一）书中大量独特的黄岩方言证实只有黄岩人才能写得出来。（二）蔡荣名的出身、经历和秉性符合写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诗钞》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三）王世贞鼎力相助蔡荣名完成写作《金瓶梅》。王世贞诗“袖携天台石，吐作弇山云”。“两年两扣先生门，沾沾所见惬所闻”及蔡荣名《弇山行》证实，《金瓶梅》初稿是蔡荣名的，也是蔡荣名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

（四）世贞“袖携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为此，爰馨平日所蕴者，著斯传”；《金瓶梅》36回955页：蔡道：“学生蔡蕴，贱号一泉，”“泉”，水源也，黄岩话“水、书”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蕴书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书稿出处，证实笑笑生就是蔡荣名。（五）“兰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贞诗“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兰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贞诗“沾沾所见惬所闻”中的“沾沾”；（六）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欣欣”的第二个含义是“欣欣向荣”，所以，整个署名隐含“荣名闲里书之于轩”。

（七）《金瓶梅》跋中的“钜公”指张居正。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张居正，必须让作者隐姓埋名，所以托名“兰陵笑笑生”。（八）历来许多学者不解的疑惑在蔡荣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凤城”“芙蓉亭”等的出处。

陈明达的研究成果引起海外汉学界和媒体的重视。美国、香港等报刊发表了陈明达的论文。

赵南星说

最先提出此说的乃清人宫伟谬，见《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廷闻州世说》。赵南星是山东高邑人，明代万历进士，系东林党重要人物。《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发表王勉《赵南星与明代俗文学兼论〈金瓶梅〉作者问题》一文，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赵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吴昌期、徐新周、王义华等人协助下完成”的观点。该文主要从《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和书前的“开场词”入手，认为它们和赵南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主张赵南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合适的人”。

李渔说

此说先见于清代康熙年间刊刻的《第一奇书》在兹堂刊本题“李笠翁先生著”。李笠翁，即李渔（1611—1679），浙江兰溪人，清初文学家、戏曲理论家。因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图后下半页有“回道人题”的字样，正是李渔的化名。

卢楠说

此说见《金瓶梅》满文译本序。该书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谷旦序：“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卢楠，明代文学家，字少楩，大名浚县人，太学生，明末广五子之一，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贞的高足，富有才华，极为熟悉浚县、临清一带的社会风情、市民生活，具有创作《金瓶梅》的条件。王汝梅教授在《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卢楠说，然无确证。

冯梦龙说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魏子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祭头巾文》一文，在冯梦龙所编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有“金陵游客”冯梦龙写《头巾赋》的记录，所以，《开卷一笑》和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古今笑林》《智囊补》等著作后，认为文句“不惟有其语态雷同处，且有引言惯用语”，可以“肯定《金瓶梅词话》是冯梦龙参与的改写本，连‘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

陈昌恒则从考索冯梦龙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冯梦龙的化名。三篇序跋，署名、尾语不同，但实为一文，倘排比研究，则构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论文。同时具体论证了冯氏创作《金瓶梅》的三个阶段。

另有些学者指出，“崇祯本”《金瓶梅词话》亦宜出自冯梦龙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和成书过程的研究中，冯梦龙的特殊作用，应值得注意。专家们认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积型的一种集体创作，但并不否定曾经有人系统整理或最后修定，而且这个最后修定，也难以确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后，又经同时或不同时代的人对作品进行较大的或最后的修定、写定。

同时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还必须从三个框框里跳出来才能比较科学地去探讨：第一，“嘉靖间”；第二，“山东人”；第三，“大名士”。而现存万历本，即丁巳年（1617）刻本，应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这与冯梦龙关系极大，最后修定者或写定的非他莫属。

丁纯父子说

此说见于房文斋先生所著《金瓶梅传奇——兰陵笑笑生秘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指认《金瓶梅》一书为丁纯父子之作，兰陵笑笑生就是丁纯、丁惟宁父子。为《金瓶梅》写跋的“廿公”写道：“《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

继丁其伟、金亮鹏先生考证，“廿公”就是丁惟宁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庙时”，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纯在嘉靖年间乡试中举后，被授为直隶钜鹿训导。明清时代的诸城一带，有以先人在何处做过官，便以其地冠称某公的习俗。这里的“钜公”，正是丁耀亢对其祖父之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