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站在宝顶山那未雕刻完工的十大明王像前，总有一种做噩梦般的畏惧感。到后来，我对大足石刻变得越来越痴迷的时候，才发现那未雕刻完工的明王造像的“败笔”，一直是心底的一个结，一个再也无法摆脱的结，一个似乎解不开的结。

在这些未雕刻完工的造像前，梁思成先生用他建筑学家的眼光打量过；马衡先生用他对金石特有的敏感而吃惊过；顾颉刚先生以其对古史的熟稔思索过……当然，无数游客更是以自身不同的阅历，在这龛造像面前久久沉思默想，我也曾多次站在那狰狞恐怖的造像面前思索——为什么这么巨大的一座石窟殿堂，会有如此“败笔”呢？尽管那未雕凿完毕的十大明王龛，在艺术表现上反而更能给人一种畏惧感！

宝顶山十大明王造像（局部）

我不禁一次又一次站在这里，仔细地凝视着十大明王造像。他们呈“一”字形布列在柳本尊行化事迹图下方。居正中的是大秽迹明王，为释迦牟尼佛所变化，明王三头六臂，发丝高耸，面有三眼，双目怒瞪，口出獠牙，手中持金轮和鞭，给人面目凶恶勇猛之感。另外有五身明王造像刻有铭文，他们是卢舍那佛化身的大火头明王、金轮炽盛光佛化身的代成德明王、金刚手菩萨化身的降三世明王、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马首明王。其余四身明王造像因为未雕刻完工，因此没有刻下这些明王的身份。

他们均呈现愤怒之身，大多为三头六臂，也有三首四臂或八臂的，额间竖刻一只眼睛，顶光中刻有本尊佛或菩萨像。如世人熟知的观世音菩萨，为三头四臂，手臂持有法器，发丝向上飘扬，发中雕刻一马首，头部左侧发出一毫光，其上刻有一尊端坐在云中的观音菩萨。明王造像为佛教密宗所特有，是佛和菩萨受大日如来教令，降伏诸恶魔时变化出的威猛愤怒形象。宝顶山大佛湾的这处十大明王造像，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明王的造像艺术。

然而，大多数明王像还未雕刻完工，有的还是雕刻样品的粗坯，有的身臂还残留凹凸不平的琢痕，即或是居于最中的大秽迹明王也不例外，你看他前伸的手臂，琢痕累累，似乎匠师稍微再雕琢片刻便可以完工；而身体下部，则为几块刚勾勒出形状的片石，似乎还残留着匠师最初的设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不禁让人想起宝顶山的营建者赵智凤来！

“赵智凤”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名字，一个令无数人迷惑不解的名字。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于南宋后期苦心经营70余载，一座方圆近2.5平方公里的大型石窟道场，出现在天地山川之间，可最后居然在十大明王造像龛留下如此沧桑的“败笔”，足以令后人孜孜不倦地苦苦思索！

我曾经想，或许是南宋后期某一天，那些正在虔诚念诵着梵呗的僧侣们、那些正在精心雕琢的工匠们，忽然听见天空传来阵阵凄惨的号叫，一群又一群被蒙古铁骑从北方驱赶过来的鸟群，在天空奋力飞奔着，寻找它们可能失去的家园。于是，僧侣与工匠们惊闻日渐逼近的金戈铁马声，惊慌失措地抛下手中的活儿，纷纷逃离他乡……

我也曾想，或许是一代高僧赵智凤，眼看辛苦经营70余载的密宗道场即将大功告成，他悲喜交集，阖然圆寂成仙了！众多信徒难以维持这一巨大事业，加之信徒内部纷争，日子难以为继，工匠们为了生计纷纷作鸟兽散。于是，他们来到毗邻大足的安岳参加相同题材的造像雕琢……

难道那一道又一道未雕刻完工的明王造像，正应验了赵智凤在宝顶山牧牛图中说的“了了了无无所了”吗？欲说无语的一代高僧在暗示我们，这本来就是一项未尽的事业，后继必将会有来者。

柳本尊行化图和十大明王造像

难道真是这样吗？很多次我都这么痴迷地想：赵智凤苦心经营70余载，他会这么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吗？眼看造像达一万余尊的宝顶山就要完工，他会这么做吗？要知道，十大明王上面可是赵智凤一生最为敬仰的人——唐末五代柳本尊的生平事迹图，柳本尊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后200余年，仍然激励着出生于大足的赵智凤，并追认他为“师”！若没有赵智凤，柳本尊的事迹也仅仅局限于专题史料的著作而已，正因为赵智凤的出现，所以，一幅空前绝后的关于柳本尊事迹的雕刻才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柳本尊事迹图下面，就是未完工的十大明王造像，偏偏就在赵智凤最为崇拜、仰慕的人物——柳本尊事迹雕刻图的下面啊！他就这么轻易放弃吗？我心底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个疑问，他无论如何也应该为自己仰慕的人完成这一作品的雕刻呀。至少应该如此吧。

我不禁又一次来到十大明王像下，凝视那些琢痕。突然，一种粗犷雄伟的形象携带的意蕴涌入我心间，我忽然觉得这些没有完工的部分，一点也没有影响造像的美，反而给人留下一种极富想象的无限空间，一种“残缺美”“粗犷美”的感受荡漾于心。

我接着还这样想过，如果十大明王像雕刻完工后，又会雕刻什么造像呢？是赵智凤的生平故事吗？还是……

或许在这龛巨大的岩石下面，将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狂想不已的人，去探索这“败笔”背后的故事。

导游词 大足石刻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参观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元年（650年），历经五代，盛于两宋，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艺术的代表作品。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大足石刻于1999年12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北山石刻北山摩崖造像位于大足县城龙岗镇北1.5千米处，开凿于唐景福元年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892年－1162年），通编为290号，造像的万尊，以其雕刻细腻、精美、典雅著称于世，展示了晚唐至宋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被誉为唐宋石刻艺术陈列馆。北山晚唐造像端庄丰满，气质浑厚，衣纹细密，薄衣贴体，具有盛唐遗风。尤其是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刻有人物造像539身，各种器物460余件，保存了多方面的形象史料。在中国石窟同类题材造像中首屈一指。
五代作品占北山造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此期造像最多的地区，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特点是小巧玲珑，体态多变，神情潇洒，文饰渐趋繁丽，呈现出由唐至宋的过渡风格。北山宋代造像以观音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体现了宋代的审美情趣。造像具有人物个性鲜明，体态优美，比例匀称，穿戴艳丽等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第136号转轮经藏窟,被公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宝顶石刻宝顶山摩崖造像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千米处，由宋代高僧赵智凤于南宋淳熙至淳年间（1174年－1252年），历时70余年，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有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处造像逾万尊、在石窟中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它把中国密宗史入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宝顶山摩崖造像的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万余尊造像题材不重复，龛窟间既有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又有形式上的相互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容始之以六趣唯心，终之以柳本尊正觉成佛，有教有理，有行有果，系统完备而有特色。
宝顶山摩崖造像以能慑服人心为其创作原则，借以激发信众对佛法的虔诚。造像、装饰、布局、排水、采光、支撑、透视等，都十分注重形式美和意境美。如千手观音1007只手屈伸离合，参差错落，有如流光闪烁的孔雀开屏。释迦涅磐像全长31米，只露半身，其构图有“意到笔伏，画外有画”之妙，给人以藏而不露之美感，这是中国山水画于有限中见无限这一传统美学思想的成功运用。九龙浴太子利用崖上的自然山泉，于崖壁上方刻九龙，导泉水至中央龙口而出，让涓涓清泉长年不断地洗涤着释迦太子，给造像平添了一派生机，堪称因地制宜的典范。南山摩崖造像开凿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通编为15号，是一处极其重要的道教造像区。
石篆山摩崖造像开凿于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元年（1082年－1096年），通编为10号，系典型的释、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区。石门摩崖造像开凿于北宋绍圣元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094年－1151年），通编为16号，为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区，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
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内涵。作为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大足石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儒、释、道“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大足石刻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它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总之，论其规模之大，造诣之精，内容之丰富，大足石刻都堪称是一项伟大的艺术杰作。它既是中国石窟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世界石窟艺术中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

大足石刻旅游开发现状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县是重庆市所辖郊县，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县，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县，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县历史悠久，人文景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县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2002年12月1日在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过，将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神圣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