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就了爱因斯坦、凡·克里伯恩、克丽丝爱沃特·莱沃德？

超人的天才始终是个神秘的不解之谜。天才是怎么产生，而又如何发展的呢？

最近，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教育研究员本哲明·布鲁姆和他的研究小组完成了为期5年的对120个名人的研究工作。这些名人中有奥运会游泳名将、网球明星、钢琴家、雕刻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超级明星”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天赋，但其儿童时代的经历都大同小异。

如果布鲁姆的观点正确(许多著名教育家相信他是正确的),那么潜在的天才要比我们认为的普遍得多。布鲁姆感到，只要条件适当，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学会任何技能。“人类的潜在能力”,他坚持说，“比我们在智商或能力测验中所测定的要大得多。”

为解释“适当条件”,布鲁姆和他的小组选择了年龄在35岁以下的各领域的天才进行研究，这些人对孩提时代记忆犹新，他们的父母和老师都健在，并能叙述这些天才儿童时代的经历。分析和比较这些资料后，他们惊奇地发现，相似的经历不断出现，最令人惊愕的是，家庭对“超级天才”的影响至关重要。

然而研究表明，没有一个家长对如何培养孩子怀有自己的蓝图。“如果你准备培养一名天才”,布鲁姆告诫道，“你自己就不会有多大成就，因为你要奋力地拉一辆车。”孩子每前进一步，这些父母所做的都是他们认为对孩子有利的事。

一位母亲说，当她和丈夫打网球时，她就把小宝贝放在网球场边上。她笑着说：“网球击地的嘣嘣声会成为我女儿听到的第一声响。”另一位母亲回忆，全家常去参观艺术馆，后来儿子长大后成了著名雕刻家。所有的例子说明，孩子所做的，也正是父母所热爱的活动。布鲁姆说：“如果一个家庭喜爱音乐，这不意味着孩子必然成为音乐家；但是，如果这个家庭不喜爱音乐，那么孩子绝不可能成为音乐家。”

布鲁姆在研究中期待看到“神童”他们的天才在早期虽已表露出来。但他却发现，大多数这类孩子直到经过数年艰苦奋斗以后才显露出才华。许多非凡的数学家都曾在学习上碰到过困难。尽管奥运会的游泳名将看来很早就具有游泳天才，但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泳坛神童。

除了这些孩子具有基本体质和智力外，他们都有着警觉并关心他们的父母。这样，早期潜在的天才迹象很快就被注意到并得到鼓励。当一个5岁女孩顽皮地弹钢琴玩时，妈妈说：“你弹得真不错。”妈妈热爱音乐，觉得女儿要是也能这样就太好了。

在这些平凡琐事中蕴藏着不平凡的业绩。父母鼓励或忽视一项活动，孩子会马上作出反响。雕刻家的母亲会珍藏孩子的每一件“艺术品”,数学家的父母会夸奖孩子独立思考解决数学难题，当然，想把孩子培养成体育健将的父母也会有他们所关心的内容。

一位游泳健将回忆到，他小时候喜欢看爸爸做木工活，要是有一点地方做得不理想，爸爸会全部拆毁，然后重新做起。这一切使他终身难忘。十年以后，他的房间里摆满了银质奖杯和奥运会奖章。他告诉来访人：“爸爸让我懂得，如果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尽管大多数超级明星成功较早，但绝不是一夜之间功成名就。他们无不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才达到顶峰，都经历了相同的三个阶段。

第一，对后来所追求的事业发生兴趣，甚至热爱它；

第二，在学习具体技术时精益求精；

最后，把所学的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使其发展。

在学习中，父母尽力向孩子传授自己在每一阶段的正确体会。为培养孩子的特长，就要教育他们，但做父母的所寻找的教师是与孩子合得来的人。不必是什么钢琴家或网球明星，而是热心和善并能及时鼓励孩子的教师。

过一段时间后，父母或教师认为孩子需要更深的教育时再换教师。这时，教师必须要求严格，让孩子反复练习一首曲子或游泳的一个动作，直到正确为止。最后的一位教师既要是名家，又要是楷模—具有卓越才能的杰出教育家。

每进行一步，父母都要为孩子的课业和设备挤出时间、金钱和精力。一位小钢琴家的父亲为孩子买了一架钢琴，而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小轿车。一个网球世家周末总要带孩子看场少年网球赛。做父母的要作出牺牲。一位母亲说：“我们很喜欢做孩子乐意做的事，这才能使我们像个家。”

家长要不断地提醒这些“小明星”,并不是总有一位家长坐在他的身边。如果充满希望的“明星”开始气馁，家长要鼓励他。有个年轻游泳运动员升入新班后觉得自己各项目都不行，他不想练了。父亲对他说：“继续干，等你赢了一个项目后再说。不要因为你现在输了就不想干。”当他后来赢得一个项目的胜利时，他自己决心要继续练下去。

家长要在孩子胜利时祝贺他们，失败时安慰他们。如果孩子很用功，或者比上次做得好，这本身就是胜利。当然，这还要取决于孩子。据有些家长回忆，有时其他孩子更有才华，但他们不愿意作艰苦工作。而“超级明星”却兴趣广泛，用学校活动外的时间来练习他们所热爱的活动。当他们十几岁时，每星期要有25小时来进行这种业余活动。这远比他们在其他活动中，甚至比在学校里花费的时间多，却比现在一般孩子看电视所花费的时间少。

天才隐藏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父母则是把它养育成花朵的花匠。即使没有登上“超级明星”的宝座，作为有造诣的业余爱好者一体育、音乐或科学爱好者一也会使生活丰富多彩。

值得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造就孩子的才能吗？值得。孩提时代的课业会成为成人后的本领。无论他以后从事什么工作，掌握一门技能的孩子会知道怎样尽最大努力取得胜利。

由于我明天要在班上演讲！希望大家多帮帮我收集爱因斯坦的资料！

爱因斯坦并不是个早慧的孩子。1879年3月，他出生于德国小镇乌尔姆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电器修理制造厂。对于这第一个孩子，父母没有很高的期许。但当阿尔伯特到四岁还不太会说话时，他们还是不免有些着急。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阿尔伯特的妹妹，已经喋喋不休。
阿尔伯特也不喜欢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跑跳打闹，尤其厌恶小伙伴们酷爱的军事游戏。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躲在一边安静地玩积木，耐心地搭出钟楼啦、教堂啦、市政厅啦，还常常自己创造出许多玩法。比如，他喜欢用卡片搭房子，能一直搭到十四层楼高。他看着自己的“建筑”时，便感到创造的快乐。
上小学后，和其他孩子一样，阿尔伯特接触了宗教。他被《圣经》里的故事所吸引，为教堂里的气氛所感染。他甚至自己写了一些歌颂上帝的短诗，配上音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轻轻哼唱。
但作为一个犹太孩子，在19世纪末的德国，他受到了同学的排挤。沉默的、孤独的阿尔伯特并不太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专心地听讲，耐心地应付学校的课程。10岁时，他进入了古典氛围很浓的路德中学。
对爱因斯坦的人生起关键作用的几年，便是这之后的几年。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对科学有强烈兴趣的人，与他父亲一同经营小电器厂。在电力工业刚刚兴起时，他们便开始生产发电机、弧光灯、白炽灯和电话。在叔叔的影响下，爱因斯坦从小对动手的技术和抽象的数学都非常感兴趣。10岁以后，当地的一位医科大学学生塔尔穆德每周末到爱因斯坦家做客，常常给小阿尔伯特带些科学和哲学的书籍。
12岁时，爱因斯坦便读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并自己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13岁时，他读了康德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不时与塔尔穆德讨论其中的问题；在塔尔穆德的劝告下，他读完了长达12卷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其中汇集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现象有其固有规律。这些书籍中止了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
67岁时，他写道：“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
第二个尝试在他16岁时到来。他所就读的学校渗透了浓厚的军国主义精神，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对我来说，小学老师好像是士官，中学老师好像是尉官。”
少年阿尔伯特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反抗方式。晚年时，爱因斯坦有时会笑嘻嘻地告诉别人他在中学时的这个故事。一天，一名教师对他说，假如这个孩子不在他的班上，当老师的会更快活一些。爱因斯坦回答说他没做错任何事。老师说：“是的。但是你坐在后排并且那样微笑着，这侵犯了班级对教师所必有的尊敬。”
他没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败移居米兰后不久，16岁的爱因斯坦自作主张，离开学校去了意大利。1936年，他写道：“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培养出来的是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
这种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与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联系。他求父亲为他申请放弃德国国籍。1896年，申请获准。
“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
因为投考苏黎世理工大学失败，爱因斯坦勉强同意到瑞士的阿劳中学完成未学完的高中课程。但他对教育的成见很快就消失了。阿劳中学提倡教师有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因此课上得十分有趣，学生们可以在实验室独立工作，高年级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也极为关心。
正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那个对他的学术成长颇为重要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会出现什么情况？
后来，爱因斯坦称阿劳中学为“高等教育中最令人喜爱的样板”。“人不是机器，要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人就不会生气勃勃！”
这种对教育和学校的希望，在他上大学后很快又消失了。他很快便决定，不再傻傻地坐在课堂上听课，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并开始阅读著名物理学家的著作。苏黎世理工大学的本科四年，只有两次考试，依靠借阅同学的笔记，他通过了，但这依然使他感到厌恶，为了应付考试，他不得不记了一堆垃圾，使得“每考完一次试，就会难受半年”。
爱因斯坦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教育有格外深切的感受。成名以后，他多次应邀对教育问题进行演讲或写文章，在他的认识里，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的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
除去在阿劳中学的1年，爱因斯坦没有更多的机会享受这种理想的教育。但他还是通过某种方式自我实现了。
1901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但学校不喜欢他的独立，不同意留任他为教师。同时，由于家里人反对他和大学同学玛丽琦结婚，他与家庭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他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先是在一家技术学校任代课教师，后来又找到一份为期3个月的家庭教师工作。
1902年2月，伯尔尼的报纸上，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出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愿为大学生或中学生完全私人地补习数学和物理学……”
在这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但显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注意到这条广告的，只有两个大学生。但爱因斯坦没能靠这种方法赚到钱，因为他们三个人聊得过于投机，而使授课变成了长时间的讨论和共同学习，三个人开玩笑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被任命为“院长”。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视野中充斥了马赫、休谟、安培、黎曼、狄更斯、塞万提斯等人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作品。他们被思想的交流迷住了，经常为某一页、某一句话争论，争论持续到深夜，甚至一连几天。
从某种程度讲，奥林匹亚科学院就是爱因斯坦心中理想的学校。他终生都对这个“幸福时代”充满感念。逝世前两年，他给当年的另一位“院士”写了一封信，开头即是：“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我们创立了你，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开玩笑……”
“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
在创立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那一年，经人介绍，爱因斯坦终于获得了伯尔尼专利局三级技术审查员的工作———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终于不用再为生存而发愁了。他热爱那份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09年。
宣告物理学革命的论文便是这个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在100年前提出的。那一年，爱因斯坦一共写了6篇论文，发表了5篇。其中一篇题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狭义相对论”，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从而使经典力学只成为相对时空中的一个特例。发表这篇文章三个月后，爱因斯坦又写了一篇作为推论的短论文，提出了著名的E＝mc2，它的发现，使当时困惑所有物理学家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放射性元素为何能不断释放出大量能量，太阳为何能长久地发出如此强烈的光和热等，也为核能的释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和爱因斯坦一样抛弃固有的思维习惯。据说，当时全世界能够理解相对论的人，只有12个。
由于名字频繁地出现在物理学杂志上，爱因斯坦渐渐有了些名气。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得以在几所大学任教，先是在苏黎世，然后是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但他并没因此而恢复自己的德国国籍。
遗憾的是，他到达后4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爱因斯坦开始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的生涯。
1914年，德国一批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为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的《文明宣言》，德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签了字，包括哈伯、伦琴、普朗克、菲舍尔等93个人。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
签名者里，没有爱因斯坦。
几天后，爱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对《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文件题为《告欧洲人民书》，提出：“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护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
这份宣言在柏林大学的教职员工中传阅了，但只有4个人敢签名。与93人的庞大对手相比，它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但爱因斯坦没有气馁，参加了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1915年3月，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请随便使用吧！”
半年后，罗曼·罗兰特地与爱因斯坦会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爱因斯坦对于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没有一个德国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但会见结束后，罗兰有些困惑：“在这个梦幻般的岁月里，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刚才还笑呢。”
爱因斯坦并没因战争而停止自己的研究。狭义相对论发表10年后，广义相对论问世了。
1919年11月，广义相对论在一次对日全食的观测中得以证实，爱因斯坦终于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此前，从未刊登过任何关于爱因斯坦的报道的《纽约时报》也破天荒发表了一篇有多行标题的文章：“天上的光线全部是弯曲的／科学界人士或多或少激动地盼望日食观测结果／爱因斯坦理论获胜／星体并不在它似乎存在或被算定存在的地方，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一本给12个智者读的书／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它，大胆的出版商接受此书时爱因斯坦如是说”。
爱因斯坦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不断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发表演讲。慕名而来的人似乎一下子从世界各地涌到他家门口，还有一些人来寻求经济上的帮助。但实际上，他只有极少几次在公开场合露了面，目的是为慈善机构募捐。有时，他会开玩笑地对妻子说：“这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
这时，在爱因斯坦的思想里，这些社会活动与他向往的宁静生活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不希望以往的生活被打破，但同时又永无休止地感受到科学家对人类的责任。“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肯定始终是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他的确有很多事想要关心。
1920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抬头，排犹势力甚嚣尘上。有人在柏林报纸上两度宣称要谋害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在德国也受到批判。但爱因斯坦并不担心这个。他关心的是能否永远地消灭战争，并为此到处奔走呼号。
1921年，爱因斯坦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科学正在受到战争的可怕后果的伤害，但是应该首要考虑的是人类……直到文化、商业和工业中的国际主义得到重建时，才能有和平。战争的创伤才能治好……”
1922年，他应邀参加了国际联盟的“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并在两年后正式出席了一次会议。1926年，爱因斯坦甚至给一份报纸写了一篇介绍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的文章，目的是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努力。直至1930年，他坚持每年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直至后来对它彻底失望，认为“它是我所参与过的最没有效率的事业”。
之后，爱因斯坦便到处宣传他的反战观点。他的和平主义已从局限于文化领域迈向了更激进的原则。1930年，他发表文章《我的世界观》，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人生的丰富多采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
1931年，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首先承认我的政治信念：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对科学也适用。“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去服兵役时，它就违反了这一原则，特别是由于这种服役的后果就是去屠杀别国的人民或妨害他们的自由。确实，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该为国家作出这种牺牲……“有人主张精神裁军应当走在物质裁军的前面。他们还进一步很明确地说，国际秩序最大的障碍是那个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国家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取了一个好听的但却是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这一年夏天，爱因斯坦授权建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呼吁书上签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变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险”。这个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两个月后，54岁的爱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离开德国”的决定。他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法西斯纳粹的暴政，称其为“命令主义的强权政治”。他的德国挚友冯·劳厄写信劝他在政治问题上要明哲保身。爱因斯坦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这种公开的顶撞使纳粹恼羞成怒，他们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家，同时将他的另一处别墅收归国有。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爱尔莎怕极了，写信给朋友：“我的丈夫不允许自己沉默，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发表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忠于自己，而我的孩子在那边，这种忧虑几乎要使我神经错乱了。”
爱因斯坦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那些逃难的犹太人。他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十分骄傲地为犹太难民募集了6000美元；当他相信能够增加一位流亡的德国画家的声望时，就主动要求这位画家给他画像；他为许多贫困的陌生人担保；他的推荐信已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写得太多了，警察甚至在一个江湖郎中的家里发现了一封……
他本是个绝对和平主义者，但面对战争的危险，他说：“为了保卫公理和人民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争。”
正是在这种转变下，1939年8月，因忧虑纳粹德国率先研制成原子弹，爱因斯坦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指出：“……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能轻易地把整个港口连同附近地区一起炸毁，我的义务是提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这封信开始了美国著名的“曼哈顿工程”。6年后，日本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死伤20万平民。当爱因斯坦从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时，惊呆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真痛心。”
余下的生命中，他不时地会回想起这一时期，并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件事时，爱因斯坦迅速地转过脸去，将目光投向远处的山谷和树林，然后，似乎在对他所注视的树梢说话，他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按的按钮……”
但事实上，在德国投降之后，爱因斯坦便立即给罗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议：鉴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理由已不存在，应停止制造和使用这种武器。不幸的是，罗斯福收到这封信时已经病危，还没来得及看，便去世了。
“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爱因斯坦余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纠正他所犯的这个“最痛心的错误”。
1947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道：“今后若干年内，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将决定人类文明的命运。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间的彻底谅解。”
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份《致知识分子的信》：“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热望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无论如何，现实的社会目标丝毫不是爱因斯坦所热望的那一个。冷战开始，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批知识分子被怀疑对美国不忠而受到迫害。1953年，纽约一位教师写信给爱因斯坦，说自己受到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请教他该怎样应对。
爱因斯坦回信写道：“我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反动政客在公众面前虚晃着一种外来的危险，借此来引起他们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伙人得逞了，现在开始来禁止教学自由，对一切不肯证明自己顺从的人，就剥夺他们的职位，也就是说要饿死他们。“为了反对这种罪恶，只居少数的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老实说，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办法去办。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下决心采取这种严肃的步骤，他们就会得到胜利。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得到的，决不会比那个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要好多少。”
在信末，爱因斯坦特地注明：“此信没有必要被认为是‘机密’的。”
这封信最终在报纸上发表，并导致公众意见的爆发。麦卡锡称任何接受爱因斯坦建议的人都是“美国的敌人”；报纸社论评价他此举是不负责任的，“把自己放进了极端主义者的范畴”；同意和反对的信件大量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但是，确实有两个中学教师在被传讯时拒绝答复，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信。
大半年之后，爱因斯坦才给出一段比较完整的陈述：“在原理上，每个人都同样地卷入到宪法权利的保卫之中。然后，最广意义的知识分子却处于一个特殊地位上，因为，感谢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形成有其特别强烈的影响。这就是那些将会把我们引到独裁政府的人们特别关心对这一群人的恐吓和钳制的原因。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尽他们的责任。我认为这种责任就是拒绝与任何违反个人宪法权益的行动合作。“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不是很好，但他仍然继续坚持“统一场论”的研究，以及参与一些精力允许的社会活动。
1953年冬，芝加哥律师“十诫会”决定授予爱因斯坦人权奖。他不能前来，写了一封信供宣读：“在长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对物理实在的结构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我从来没有做过系统的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去同不义和暴政斗争，或者去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保持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1955年4月18日凌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签署了由罗素起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解决一切争端”。
这位终生反对权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科学家生前曾说：“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因此，他留下的遗嘱是：不举行任何葬礼，不修坟墓，不立碑或任何纪念性标志，骨灰由亲友秘密撒向天空……“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爱因斯坦。”许良英先生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在1922年，爱因斯坦作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关系国家荣誉的问题。爱因斯坦声明自己是瑞士公民。
然而在2005年，德国政府纪念他的方式是，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资料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2218.html?wtp=tt#14
爱因斯坦简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举世闻名的美国物理学家，为犹太人，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相对论——“质能关系”的提出者，“决定论量子力学诠释”的捍卫者（振动的粒子）——不掷骰子的上帝。 1999年12月26日，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
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国籍。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伯尔尼专利局任职。苏黎世工业大学、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教授。1913年返德国，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33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40年入美国国籍。
在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有一天德皇军队通过慕尼黑的市街，好奇的人们都涌向窗前喝彩助兴，小孩子们则为士兵发亮的头盔和整齐的脚步而神往，但爱因斯坦却恐惧得躲了起来，他既瞧不起又害怕这些“打仗的妖怪”，并要求他的母亲把他带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这种妖怪的国土去。中学时，母亲满足了爱因斯坦的请求，把他带到意大利。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可他并不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他要做一个不要任何依附的世界公民。……大战过后，爱因斯坦试图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并且在“敌国”里作了一连串“和平”演说。他的思想和行动，使他险遭杀身之祸：一个抱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俄国贵族女刺客把枪口偷偷对准了他；德国右翼刺客们的黑名单上也出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为了使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爱因斯坦不得不从意大利迁到荷兰，又从荷兰迁居美国，而且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在勉强过得去的友谊中共存下去。 （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85年第5-6期《爱因斯坦的反省》
十九世纪末期是物理学的大变革时期，爱因斯坦从实验事实出发，重新考查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作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的一些成就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他的量子理论对天体物理学、特别是理论天体物理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理论天体物理学的第一个成熟的方面——恒星大气理论，就是在量子理论和辐射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坚守着“上帝不掷骰子”的量子论诠释（微粒子振动与平动的矢量和）的决定论阵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近年来发现越来越多的高能物理现象，狭义相对论已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最基本的理论工具。其广义相对论也解决了一个天文学上多年的不解之谜，并推断出后来被验证了的光线弯曲现象，还成为后来许多天文概念的理论基础。
爱因斯坦对天文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宇宙学理论。他创立了相对论宇宙学，建立了静态有限无边的自洽的动力学宇宙模型，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新概念，大大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
[编辑本段]成长履历
1879年3月14日上午11时30分，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班霍夫街135号。父母都是犹太人。父名赫尔曼·爱因斯坦，母亲玻琳。
1881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在慕尼黑出生。
1884年，爱因斯坦对袖珍罗盘着迷。
1885年，爱因斯坦开始学小提琴。
1886年，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公立学校（CouncilSchool）读书；在家里学习犹太教的教规。
1888年，爱因斯坦入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学习。在学校继续受宗教教育，接受受戒仪式。弗里德曼是指导老师。
1889年，在医科大学生塔尔梅引导下，读通俗科学读物和哲学著作。
1891年，自学欧几里德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感到狂热的喜爱，同时开始自学高等数学。
1892年，开始读康德（ImmanuelKant）的著作。 1895年，自学完微积分（calculous）。
1896年，获阿劳中学毕业证书。10月，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 爱因斯坦
1899年10月19日，爱因斯坦正式申请瑞士公民权。
1900年8月爱因斯坦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12月完成论文《由毛细管现象得到的推论》，次年发表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上并入瑞士籍。
1901年3月21日，取得瑞士国籍。在这一年5－7月完成电势差的热力学理论的论文。
1904年9月，由专利局的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员。
1905年3月，发展量子论，提出光量子假说，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4月向苏黎世大学提出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博士学位。5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的新纪元。
1906年4月，晋升为专利局二级技术员。11月完成固体比热的论文，这是关于固体的量子论的第一篇论文。 1908年10月兼任伯尔尼大学编外讲师。
1909年10月，离开伯尔尼专利局，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爱因斯坦
1910年10月，完成关于临界乳光的论文。
1912年提出“光化当量”定律。
1913年他返德国，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
1914年4月，爱因斯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迁居到柏林，
8月 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虽身居战争的发源地，生活在战争鼓吹者的包围之中，却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态度。
9月 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在这个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成员大批遭受逮捕和迫害而转入地下的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
10月 德国的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文明世界的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鼓吹德国高于一切，全世界都应该接受“真正德国精神”。在“宣言”发烧碟阀锁定上签名的有九十三人，都是当时德国有声望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牧师等。就连能斯脱、伦琴、奥斯特瓦尔德、普朗克等都在上面签了字。当征求爱因斯坦签名时，他断然拒绝了，而同时他却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1915年11月，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运动。 爱因斯坦
1916年3月，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5月提出宇宙空间有限无界的假说。8月完成《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总结量子论的发展，提出受激辐射理论。
1917年，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爱因斯坦热情地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赞扬这是一次对全世界将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实验并表示：“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象他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
1918年11月，德国工人和士兵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鼓舞下，发动起义，推翻了德皇威廉二世下台第三天，爱因斯坦即给他的母亲连续写了两张明信片，欢呼“伟大的事变发生了……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是多么荣幸！”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爱因斯坦基本是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但侵略和掠夺战争不断发生的现实，打破了他美好的梦想。特别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日益法西斯化，使爱因斯坦意识到新的野蛮战争不可避免，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表示：“当法律和人类尊严必需保卫时，我们一定要战斗。自从法西斯的危险到来后，现在我不再相信绝对的被动的和平主义是有效的了。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那就不会有和平。” 由于爱因斯坦的进步活动，又因为他是犹太人，因而被德国纳粹分子列为重要的迫害对象，幸而他1932年底离开德国到美国讲学，才未遭毒手。他在柏林的住屋被查抄和捣毁，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著作被焚毁，纳粹还悬赏二万马克要杀害他。面对纳粹分子暗杀的危险，爱因斯坦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更坚定地战斗。当他的挚友劳厄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指出法西斯就意味着战争，和平必须用武装来保卫，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作斗争。 当爱因斯坦后来从无线电广播知道美国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杀伤许多平民时他感到非常痛心。是打发他后来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说：“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解放的科学家们，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必须限制原子能绝对不能使用来杀害全人类，而是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方面。”
1919年 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12月，接受德国唯一的名誉学位：罗斯托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1921年4月2日到5月30日间，为了给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的创建筹集资金，同魏茨曼一起首次访问美国。
1922年1月，完成关于统一场论的第一篇论文。7月受到被谋杀的威胁，暂离柏林。10月8日，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在马赛乘轮船赴日本。沿途访问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11月9日，在去日本途中，爱因斯坦因对光电效应作出解释而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1月17日－12月29日，访问日本。
1923年7月，到哥德堡接受1921年度诺贝尔奖金。12月，第一次推测量子效应可能来自过度约束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
1924年，发现了“波色－爱因斯坦凝聚”。
1925年以后，爱因斯坦全力以赴去探索统一场论。开头几年他非常乐观，以为胜利在望；后来发现困难重重，他认为现有的数学工具不够用。
1925年－1955年这30年中，除了关于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引力波以及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以外，爱因斯坦几乎把他全部的科学创造精力都用于统一场论的探索。
1926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1928年以后转入纯数学的探索。他尝试着用各种方法，但都没有取得具有真正物理意义的结果。
1月，被选为“德国人权同盟”（前身为德国“新祖国同盟”）理事。
1929年3月，50岁生日，躲到郊外以避免生日庆祝会。6月28日获“普朗克奖章”。
1930年12月11日至1931年3月4日，爱因斯坦第二次到美国访问，在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讲学。
1932年7月，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
1933年1月30日，纳粹上台。
3月10日，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次日启程回欧洲。
3月20日，纳粹搜查他的房屋，他发表抗议。后他在上帝发誓德国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
1935年5月，在百慕大正式申请永远在美国居住。是年，为使诺贝尔奖金（和平奖）赠予被关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奥西茨基，而四处奔走。
1937年3月声援中国“七君子”。
1937年，在两个助手合作下，他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进一步揭示了空间——时间、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性，这是广义相对论的重大发展，也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创造活动中所取得的最后一个重大成果。 在统一场理论方面，他始终没有成功，他从不气馁，每次都满怀信心底从头开始。由于他远离了当时物理学研究的主流，独自去进攻当时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因此，同20年代的处境相反，他晚年在物理学界非常孤立。可是他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走他自己所认定的道路，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理论的数学计算。 全人类命运的关注者 爱因斯坦热爱科学，也热爱人类。他没有因为埋头于科学研究而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一直关心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并为之顽强、勇敢地战斗。他说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自己正是这样去做的。
1938年9月，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表示不满。
1939年8月2日，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
1940年5月22日，他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
10月1日取得美国国籍。
1943年5月，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
1944年，他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600万美元拍卖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
1947年，他继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
1949年1月，写《对批评的回答》，对哥本哈根学派在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中的批判进行反批判。
1950年2月13日，他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3月18日，在遗嘱上签字盖章。
1951年，连续发表文章和信件，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
1952年11月，以色列第1任总统魏斯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他担任第2任总统，被拒绝。
1954年3月，他被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他在医院逝世。 漫长艰难的探索广义相对论建成后，爱因斯坦依然感到不满足，要把广义相对论再加以推广，使它不仅包括引力场，也包括电磁场。他认为这是相对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统一场论。
[编辑本段]轶事
■爱因斯坦逃学记
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已16岁了。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中学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 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 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成功的秘诀
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问爱因斯坦关于他成功的秘诀。他回答：“早在1901年，我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时，我已经发现了成功的公式。我可以把这公式的秘密告诉你，那就是A=X+Y+Z! A就是成功，X就是努力工作，Y是懂得休息，Z是少说废话！这公式对我有用，我想对许多人也一样有用。”
■拒绝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爱因斯坦怎样走近中国？
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传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0、21页）十几年后（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年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良英就是他的热情崇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1938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
■不拘小节的大师
刚搬到普林斯顿时，朋友见到爱因斯坦穿着一身旧风衣走在街上，好心劝大师买一件新的，爱因斯坦不为所动地说：我刚到这儿，根本没人认识我。一年后，这位朋友又遇见爱因斯坦，身上依然穿着那件风衣，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再次劝他。爱因斯坦笑着回答：没事，反正这的人都认识我了。
爱因斯坦孙子的书信记录爷爷最珍爱的是小提琴和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