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中共八大元老，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开国元勋，而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中，八位拥有实际决策和权利的中央高层，中共八大元老最早出现的香港媒体，但历来对这八大元老有不同的版本。

中共八大元老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除了恢复中国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决策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这中共八大元老在那个年代，大多没有正式担任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职务，但其幕后影响力和决策权，等于或大于当时实际担任领导职务的较为年轻的领导人。

这是一个非官方、非正式的说法，“中共八老元老”的说法大约成型自1980年代初，而确定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历年来有较多版本，被提到最多的两个版本如下：

1、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邓颖超、薄一波、王震

2、邓小平、陈云、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万里、习仲勋

名单出现两个版本的原因可能是适用于不同时期，即原八老中的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在1992年至1993年相继过世后，八老成员又换入宋任穷、万里、习仲勋。实际上，“中共八老元老”可以被看作是邓小平对正国级元老的召集，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宋任穷。

而1982年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中的中共八老元老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王震、宋任穷、乌兰夫、习仲勋和万里。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认为八老中邓小平和陈云是实际的当家人，邓小平具有决定权，陈云具有否决权。

所谓“八老”的说法大约成型自1980年代初，而确定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当时掌管中共中央权力的开国元勋有八位：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

1、邓小平：确立第三代领导核心

1982 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 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说一部分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二是设立中顾委。顾问不任现职，把位子让给能干“四化”的年轻人。顾问又是一种职务，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

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2、陈云：基本建设搞铁公鸡

1980年春到1980年10月，国家经济中的问题暴露明显：农业减产，能源紧张，财政赤字增大，物价上涨较多。

11 月28日，在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陈云讲话。他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 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就是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上次说我是机会主义，让我再机会主义一次。讲要上的理由有的是，这种话听了几十年 了，最后说不搞，还不就是不搞了。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塌不下来，事情反而更好办一些。”

3、杨尚昆：秘密会见蒋经国特使

1982 年春季，杨尚昆曾秘密会见蒋经国派来大陆和谈的特使沈诚（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 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沈诚赶赴台北将杨尚昆信函面交蒋经国，蒋经国一面接密函，一面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杨尚昆，我们在 莫斯科就认识”。当沈诚介绍杨尚昆每次见他必定问及蒋经国的情况时，蒋经国说：“这便是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双方在文化认同上有了 ‘共识’，两岸才能走向合作、统一的大道。”

就在大陆和台湾将要为统一迎来曙光的时候，蒋经国去世了。国共和谈也就此不了了之。

4、薄一波：捍卫毛泽东思想

1980年代中期，社会出现一股“否毛思潮”。针对此，薄一波撰文捍卫毛泽东思想。如《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等。

1985年7月，中直机关邀请薄一波给新党员讲话。他应邀准备了三句话：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的“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列宁的“要清除党内那些只享受执政党利益，而不尽共产党义务的党员”。

1986 年，薄一波赴南方调研。行程中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乡。拜谒目的，反击“否毛思潮”。第一站是彭德怀故乡彭家围子。薄一波信笔题字：“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落款“薄一波敬书”。在刘少奇故乡花明楼，他提笔而就“浩气永存”，依然是“敬书”。在毛泽东休憩地滴水洞，他踌躇再三， 然后搁笔，说“三天后交卷”。第三天，他交出的答卷是“永远按您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奋勇前进！”

5、彭真：与邓小平密切合作

1979 年6月，彭真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此后，彭真又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仅 用3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次年又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

彭真坚持，这次修宪必须以“54宪法”为基础。同时，彭真也强调，修宪必须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础，必须写进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要“尽量避免引起争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6、李先念与王震：与邓小平并肩露面

1958年到1966年邓小平和李先念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和邓小平是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就曾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小平与王震肩并肩的公开露面。

7、邓颖超：写信表示“支持安乐死”

1988 年1月间，邓颖超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 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 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 法。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