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进的历史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场战役青泥之战，交战双方是乐进与关羽。按道理来说关羽乐进都不是什么无名小卒，那为什么这场战役的介绍却那么少呢？

关于东汉末年的青泥之战，史书记载不详，现有的史料记载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於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欲以东行。

此段记载，可知青泥之战大体是在建安十七年底到十八年初期，交战的双方是曹魏方面驻守襄阳的乐进军，和刘备方面都督荆州的关羽军。

青泥地名考察

史书中关于青泥的记载，有以下两种：

《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襄阳府。……清泥河府西北三十里。自均房间东出，达于汉江。后汉建安中，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距。”

根据当时的局势分析，刘备的重点在于夺取益州以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因此在前一年（建安十六年），刘备已经率领数万主力进入益州准备对刘璋下手。此时呢，由于张松卖主求荣东窗事发，刘璋已经对刘备产生了怀疑，刘备是马上就要与刘璋开战了。由此，荆州的留守主力也已经向南面集结随时准备入侵益州协助刘备干掉刘璋。

要打曹魏的荆州重镇襄阳，这绝不可能是小规模的边界入侵、骚扰之类作战，而是需要深入五百里（从江陵到襄阳距离），在敌人的重兵集团跟前开战。这完全是不符合当时的战局，关羽也没有这样的兵力。

因此，所谓青泥位于襄阳西北三十里的青泥河的说法，是错误的。

《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承天府。……钟祥县附郭。汉竟陵县地，属江夏郡。晋置石城戍，寻为竟陵郡治。”

由此可知：钟祥县在汉代是属于江夏郡竟陵县的地盘，而江夏郡在当时，并非刘备、关羽的控制区，而是属于孙权的管辖区，有江夏太守程普负责。

因此，问题来了：如果曹魏派乐进进攻江夏郡竟陵县的钟祥地区，很显然应当是由孙权方面派人反击，而绝不可能是刘备方面的关羽出兵越界反击。这应当是一个基本概念。

由此，青泥位于钟祥东一里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襄阳西北是有一条青泥河，而钟祥东面也有一座山别名是青泥山，但是应当都不是乐进与关羽军准备交战的那个青泥。

实际上，由于青泥之战中的青泥，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出名的小村子，接近汉末三国的史料又没有详细的记载，后世很可能是无法搞清楚它的具体位置了。

青泥之战

青泥之战的交战双方是关羽和乐进，那么能否从这两人的传记中考察这次战役呢？

考察《关羽传》，是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再考察《乐进传》，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后从征孙权，假进节。太祖还，留进与张辽、李典屯合肥。”

考察乐进这段时间的经历，大体是建安十三年跟随曹操平定荆州；随后留守襄阳，并反击打跑了关羽、苏非等人；接着收降了南郡、襄阳郡等各地山区的蛮夷部族，这些作战的行动，大体是在建安十四年到十五年进行的。

乐进后来被调到东线跟随曹操征讨孙权，如果不考虑建安十七年这次（因为这次征讨孙权时，乐进在荆州青泥与关羽交战呢），则乐进只能是建安十九年奉调去了东线，因为随后他参加了建安二十年坚守合肥的作战。

由此，可以推断，中间的那句记载：“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就是发生在建安十七年到十八年之间的作战。

考虑到赤壁之战后，曹魏在荆州是采取守势，而在合肥方面采取攻势，则如果没有必要，乐进在荆州是不会主动南下进攻敌方的，除非是为了配合东线曹操主力的作战，牵制这一线的敌军。

故此，乐进在建安十七年底或十八年初南下进攻刘备地盘，以配合东线曹操大举进攻是合理的。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地图，不难发现，这次作战的临沮和旌阳两县，位置比较靠南，如一把锋利的匕首，向南一直插到了刘备在荆州的重镇江陵的西北部不远。

再分析《先主传》这段：“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於鲁”。由此可知，青泥地点大体在刘备的南郡之外，因为刘备表达的很清楚，一旦青泥会战失败，乐进就会入侵州界，也就是要打进荆州自己地盘了。

到了魏明帝景初元年，魏国还专门从襄阳郡分出南面边境地区的四个县，成立了一个襄阳南部都尉，这四个县是：临沮、宜城、旍阳、邔。可见，乐进当年的战果，虽然中间几经反复，数十年后依然被魏国掌控。

故此，本文分析推断：青泥的位置，应当在临沮县境内的北部，是一个从襄阳进攻临沮县城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