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和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便会集洛阳的卿大夫年龄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职大小，便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称为“洛阳耆英会”，让闽人郑奂在其中画像。

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元丰年间，富弼与王安石不和，称疾辞官。神宗批准后，他回到老家洛阳赋闲。

元丰五年（1082年），富弼和他的好朋友文彦博商量，两人打算组织一些在洛阳的"老领导"，搞个聚会。

聚会采取轮流坐庄，主要目的是喝酒聊天、联络感情，进一步丰富"退休生活"。

于是，两人分头张罗，一共邀约了13个人参加聚会。

这13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富弼79岁，其次是他的老朋友文彦博77岁。年纪最小的是司马光，他当时仍有官职在身，职务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这是个闲职，没有具体的事务。

他当时正在洛阳编写《资治通鉴》。他们这些人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他们政见一致，趣味相投，能诗能文，聊起天来有共同话题。他们仿效唐代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会"，取名"洛阳耆英会"。

按理来说，一群老人喝酒聚会，没什么好稀奇的。但是，中国文人很浪漫、很风雅。

他们都要把聚会赋予独特的含义，在那样的场合，最适合发挥文人的才情。比如白居易时代的"香山九老会"，再远一些的"兰亭聚会"。

"兰亭聚会"产生了《兰亭集序》，"香山九老会"则留下了《香山九老图》。同样，"洛阳耆英会"则为后人留下两件东西，一个是司马光执笔撰写的《洛阳耆英会序》，另一个是《会约》。

《洛阳耆英会序》是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是书法中的瑰宝。而《会约》则是对聚会的一个具体规定，共八条，全文如下：

一、序齿不序官；

二、为具务简素；

三、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二十器；

四、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

五、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

六、召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

七、会日早赴，不待速；

八、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会约》虽然是文言，但是意思浅显明白，逐条翻译的话，大致就是：

一、聚会时按照年龄长幼排序，而不以职务高低；

二、聚会用餐不讲排场，简洁、素净即可；

三、聚餐时，主菜不超过5种，至于佐酒的果脯、肉酱之类，总数不得超过20碟；

四、饮酒自便，喝多喝少全凭意愿，东道主不劝酒，宾客也无须勉强；

五、酒倘未喝完，桌上菜肴却已一扫而光，可补充一些菜羹；

六、为节约纸张，只用一张通知单，主人派人逐家传递，客人能否出席，签注即可；

七、聚餐之日，客人要按时出席，不等不催；

八、上述规定，违反一条，即罚酒一大杯。

从这则《会约》的内容看，他们这群人虽然都是曾经的高官、国家的栋梁，但是都比较务实，这八条约定也很有操作性，既能减少铺张浪费，也能杜绝竞奢斗富，

让坐庄的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轻视和鄙薄，保证聚会能优游自如。这是保证聚会能够持续举办的重要原因。

现在不确定聚会一共举办了多少场，但是我想一轮肯定是轮完了的，那就是13场了。对于一群赋闲在家的"老领导"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这次聚会之所以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1085年（元丰八年）司马光被重新起用，身居宰相要职，很多守旧派大臣被陆续启用。这对于守旧派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耀。

于是，"耆英会"便借着这场政治的东风，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传为美谈，称颂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