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口微敛、鼓腹、兽蹄形足，两耳外侧装饰有两头相对的龙纹，口沿下方装饰一周以扉棱为底的六组兽面纹……现收藏于北京市区的首都博物馆，重达40余公斤的“堇鼎”总是吸引着来往游人驻足观看。

　　这件北京地区目前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当年出土时因为体大器重，鼎足深陷淤泥，用人力根本无法取出，最后只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轮，才把它吊出水面。

　　在曾出土过堇鼎的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40多年后的再度发掘不仅有了更多新的考古发现，而且为进一步揭开古燕国的神秘面纱提供线索。

　　燕国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为战国七雄之一。琉璃河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也是燕国最早的都邑，是燕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

　　“琉璃河遗址还是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贵物证，它的发现将北京建城的历史推进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说，琉璃河遗址的再发掘，正当其时。

　　2019年起，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了考古工作。据介绍，近三年间，琉璃河遗址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

　　郭京宁介绍，此次考古勘探采用普遍勘探、重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遗迹形制有了新发现、聚落结构有了新认识。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成果体现在《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中，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本次考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曾出土堇鼎、圉簋的大墓这次又出土了带铭文的铜簋，然而铜簋的器盖和器身铭文不一致，它的纹饰和圉簋相同，但是器盖和器身的铭文和圉簋恰好相反。考古人员推测两件铜簋铭文记载的是同一人，或将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提供帮助。

　　在现场的文物展示台上，新出土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铜戈等整齐排列，只见它们纹饰精美、细节丰富。

　　“这些均为琉璃河遗址首次发现。而这件铜戈，后面方形的部分镂空，前部是一个三角圆形，从这种器形推断，有着来自南方的文化元素，这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绝非一般。”王晶说。

　　郭京宁认为，此次出土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等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和分封制。这些器物的形态在周代整个青铜器整体形态之内，但又有北方地区或者是华北地区地域性的特点。

　　“它能够体现周礼对于华北地区的跟踪，并且体现北京地区由于连接北方和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的重要性，说明了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凸显了它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郭京宁说。

　　据介绍，新一轮发掘实现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有机融合。自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了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这意味着，即使100年后，后人们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发掘的点位，找到已知的分布点。”郭京宁说，“这张图”将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更新。

　　技术的进步同样有助于文物的现场保护。例如，对一些漆器、丝织品等有机类的文物，能够做到现场第一时间提取；针对不同材质遗物，文保人员能够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

　　在这一轮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更加注重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这些能为了解西周时期墓葬的下葬过程和丧礼习俗提供更多纯器物之外的信息。郭京宁举例说，此次在琉璃河遗址内外发现新的遗迹形态，确定了两种墓葬类型——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这加深了考古人员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