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上帝”，是天神，亦称天帝。

这个“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没有关系。

基督教的“新教”，将信奉的 “God”的中文译名，翻译为“上帝”，也译为“神”。

这是19世纪初新教传入中国后，由外国传教士自己翻译的。

基督教的“天主教”，最早在唐朝就曾传入中国，但没能站住脚跟。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后，借用《史记.封禅书》中“八神：一曰天主”的词汇，把“God”译为“天主”。亦有说法，说天主教是采用了“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之语。

总之，中国的天主教，不使用“上帝”这个译名。

我们统称的“基督教”，是指从公元1世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生平、教诲和死亡而产生的宗教。

“基督教”内部，分为“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了东西两个帝国，这对建立不久的“基督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语派和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语派。

1054年，两个教派彻底分裂。希腊语派强调自己的“正统性”，称自己为“正教”，即所谓“东正教”；拉丁语派则强调“普世性”，称自己为“公教”。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一些派别，统称“新教”，又称“抗议宗”或“更正教”。

《圣经》中，祂主要活动于中东、埃及一带。就此，曾写过几篇问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来看看。

从已经发现的考古材料和古文献记载看，中国上古先民信仰自己的“上帝”。

殷商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很多“帝” 和“上帝”的记载，“帝”的使用，多于“上帝”。

陈梦家先生曾总结说，卜辞中的“帝”有三种用法：“一为上帝或帝，是名词；二为禘祭之禘，是动词；三为庙号的区别字，如帝甲、文武帝，名词。”

从甲骨卜辞和金文看，殷人不称“天帝”。甲骨文中的“天”，是“大”的含义，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

但可知，殷商有“天神崇拜”是肯定的。

到了周代，人们仍然信奉“上帝”，但很可能，周人信奉的“上帝”，与殷人信奉的“上帝”并不是一个。

这个时期，周族的“上帝”，更明确地称为“天帝”或“天神”了。

《诗经.大雅.荡》传疏云：“上帝者，天之别名。“

《礼记.曲礼》：“天神曰帝。”

《诗经》中的“上帝”，大致分为“颂”、“祭”和“刺”，基本集中于《大雅》中。

“颂”一类，主要是周族史诗。

如《生民》，颂扬上帝“感天而生”周族。

其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yin）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这是说，周族先祖后稷，生于姜嫄，而姜嫄是因为踩了上帝的脚印才得以怀孕。

如《文王》、《皇矣》，颂扬上帝降命于文王。

与此相同的，还有《大眀》。

“祷”一类，是周王的祈天求神的“祷”诗。

如《云汉》，是周宣王祈雨之诗。

其云：“后稷不克，上帝不临”，“昊天上帝，则不我遗”云云。

是说，没有天帝的帮助，后稷也无可奈何；伟大的天帝呀，不能对我见死不救。

“刺”一类，是向上帝发牢骚，讽刺周王无道。

如《板》、《荡》，是借文王指责殷纣，而“刺”周厉王无道。诗人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周王，则采用向上帝发牢骚的方式。

在《诗经》里，“上帝”皆指天神。

但春秋以降，“上帝”也指代人君了。这个时候，人间君王称“天子”，是天神之子。

《素问.藏象论》：“此上帝所密，先师传之也。”“上帝”指古时帝王。

顾颉刚先生曾详细考证过“帝”从天神转为“人君”的演变过程，很有说服力。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格神，因此“昊天上帝”只是中国古人对自然造化能力的崇敬，对天地生化万物只能的命名。而一些背祖往宗的文化买办，为了既得利益，将中国文化的“昊天上帝”翻译给外来宗教的“God”。god就是god，跟中国文字的“上帝”没有半毛钱关系，完全不具备对等含义。把god翻译成“上帝”是对中国文字的侮辱，对中国文化的矮化。就算用最恶毒的词来骂那些把god翻译成“上帝”的文化汉奸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