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言皓

雍正皇帝可谓是民间传奇故事的宠儿，关于雍正皇帝如何不正当的弑父夺取皇位、如何以莫须有罪名处死功臣、以及如何被吕四娘以血滴子取命最终不得好死等故事经久不衰，成为历史小说以及影视剧的经典剧目。

但是随着我们对雍正皇帝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发现，雍正皇帝首先是一个极其勤劳的皇帝，在位13年光是朱批奏折的字就写了1000多万字，平均每天要写2000字以上。

不光如此，在这短短十三年里，他实行了一系列对清廷机制和吏治的改革，例如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设立军机处、在税收上实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新政策。

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得“胡虏无百年之运”这句话没有一语成谶，日本学者也评价道：没有雍正，满清早就衰亡了。那为何这样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却在中国民间享有骂名？

雍正皇帝做的这几件“坏事”告诉你原因！

追讨国库亏空

由于康熙皇帝晚年治国过于宽侑，导致吏治大大腐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借款”为由，私自动用国库银两，借走之后就不还了。

这就造成了国库的亏空，亏空没有补上反而一任接着一任亏下去，最后竟有高达上千万两之巨！康熙皇帝又承诺“永不加赋”不能对百姓增加赋税，结果财政日益窘迫。

毕竟明朝就是亡在了财政上，雍正皇帝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下定决心追回这些官员的欠款，弥补亏空。他下令：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

这命令可不是说着玩的，雍正皇帝连自己的宗亲都不放过。

他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他的十二弟下了手。

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不知道抄了多少家，杀了多少人，国库才殷实了，但雍正也因此在众多官员心中落了个贪财好杀的恶名。

实行一体纳粮

在雍正之前的历朝历代，官府都是没有对读书人和官员征收税赋和差役的，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在我国封建社会早就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因为如果没有读书人辅佐和维护统治，王朝将岌岌可危。那既然如此，怎么可能跟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征收税赋呢？

但是雍正皇帝秉承着为了缩小贫富差异，缓和社会矛盾，并且在不对普通百姓增加税赋的前提下提高国库收入，就硬生生的实行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项政策，这可是历史上头一遭。

当然这当中也不乏雍正皇帝为了打压这些读书人和官员以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的原因。

但是此举则是赤裸裸的打击了当时的士族和乡绅地主，本来从来不用交税当差的读书人现在却要将收入分一杯羹给了朝廷，最终政策没有贯穿整个清朝，但是无疑是大大惹怒了普天下的知识分子。

文字狱

最后就是雍正一朝红红火火的文字狱了。

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借着文字狱一是用来打击之前归附诸王的势力，二是再次巩固满清政权的权威性，压制汉族士人的文化思想。

沸沸扬扬的“曾静案”实际上是在给雍正泼脏水，虽然雍正只是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对其中不利于自己的谣言进行驳斥，起名为《大义觉迷录》。

然而这本书关于曾静言论部分却成了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如此一来反倒造成轰动效应，流传得更广，让天下读书人心中给雍正加了一条罪状。

由于雍正皇帝性格猜忌和过于狭隘，很容易觉得别人是要存心诽谤他、甚至刻意诋毁侮辱他，于是不止一次的大开杀戒。

不过古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虽然残忍的杀戮让百姓明面上不敢再有任何的激进言论，但是在百姓的心里由此也刻画了一张雍正皇帝刻薄冷酷的画像。

雍正皇帝做的这些事情最终得罪了天底下的官员和读书人，于是乎这些官员和读书人为了报复雍正，开始了对雍正的口诛笔伐，但大多都是恶意造谣、无中生有的编出那些个传奇故事，并且被不断复制和传播到百姓当中。

作为百姓的口舌和首脑的读书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间对雍正皇帝的评价，最终一个满是丑恶形象的雍正皇帝进入了百姓意识中。

参考资料：《从历史看职场》商振、《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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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勤于政务，为什么会被后世黑的这么惨？

雍正确实是一个很勤政的君王，然而一直有人黑他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不应该继承皇位，是他篡改了诏书；其二就是他对于自己兄弟和儿子未免太过于残忍；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所以才使得这么勤政的雍正却总是被人黑。我们先来说说黑他的第一个原因吧！那就是很多人说当时康熙是传位于十四子，而不是传位于四子。所以是他抢了他十四弟的皇位，但是一直以来这个说法却没有被证实过，根据历史记载康熙确实传位于雍正。关于康熙的传位之谜，其实一直以来都特别的扑朔迷离，之所以有这些谜团，还是因为康熙晚年有过九子夺嫡的那件事，所以造成了康熙传位于谁都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因为之前雍正在康熙一朝一直不温不火，所以很多人更不能相信当时康熙真的传位于雍正。但是实际上康熙正是受了当时九子夺嫡的打击，所以才更加青睐于一直不争不抢的雍正，传位给他也是康熙的心愿。

讲完了关于雍正的继位之谜，我们再来讲讲关于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手足以及儿子弘时的吧！当年他继位之前那些政敌们，等到他一继位他都一一清算了，并且手段极其残忍，不是囚禁至死就是削了宗籍。雍正不仅仅对待自己的兄弟这么残忍，就连对待他的亲儿子弘时也一样残忍。

雍正创立了秘密立储这个政治制度，所以他早就定好了自己的继承人是弘历，但是弘时一直都挺不知死活，他仗着自己是雍正名义上的长子，就一直上蹿下跳，还联合起雍正之前的政敌企图觊觎皇位。雍正当然知道弘时之心，所以就下令削了他的宗籍，不再认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为什么雍正帝会被黑的那么惨

前几天，知乎上有用户提出“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他指出，关于雍正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多为夺位不正、血滴子、风流韵事、离奇死亡之类的野史，所谓康乾盛世一般只提及康熙和乾隆，对雍正很少正面描述。该用户对此表示反驳，认为：相比康熙和乾隆时期，只有雍正雷厉风行实行过新政，改革弊政，尤其是“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两个改革，更是打破千年来的传统帝国规矩。
该问题在知乎上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和回答，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知乎历史栏目大咖司马亮 ，对“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也作了一番回答。
还是先说结论：整体上讲雍正帝并没有“历史评价不高”。他的历史评价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
(2) 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
(4) 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
因此可以说，雍正帝“历史评价不高”，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期；而且这种“历史评价不高”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清朝的恶感。进一步说，对雍正帝的污名化，既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一个结果，又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手段之一，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如果能够了解清末民初反满思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会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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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是一个并不太好解释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清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由于对清朝历史的书写与评价从19世纪后期开始（对，清朝灭亡之前问题就出现了）一再处于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长期未能发育为健全的”史学“，导致清代人物的评价也变得非常复杂。
各位看其他朝代的史书，往往会觉得人物的历史评价基本是确定的，例如曹操有谋略、刘备能用人之类，但对于清朝历史而言，其实大多数人物事迹整理及传记发掘工作都是1980年代以后、清史学科稍有发展的过程中才诞生的。学术史上将这一流派称为“清代人物研究”，认为它是清史学科发育成熟的重要动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暂时放下不谈。
在“清代人物研究”出现以前，人们（很少数的清史学者也好，历史教师和文人也好，普通学生和读者也好）对清代人物的评价，往往并不是基于史料所展现的历史事实、针对某个人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一些基础并不充分的历史叙述影响下，结合一些流行的谣言，来“脑补”出一个形象。
当然这距离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非常远，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察觉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末以前，清史史料披露得非常少，连学者都读不到多少东西，遑论通俗读物写作者及一般读者。
那么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是看一些“以前的人写的书”，因袭旧有的历史书写——而这个“以前的人写的书”，几乎都是源自清末民初编写的历史读物。这就是我们讨论清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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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以前对雍正帝的评价：官方口径，大行皇帝/列祖列宗，非常正面
各位可能都知道清朝文网严密，忌讳极多。在政治压力之下，清朝人对自己身处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当代史”的写作有很大顾虑。
在18世纪中期以前，可能都没有多少可读的“当代史”读物；而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史馆传记及《清实录》逐渐被文人官吏抄出传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书的流传，清朝人才开始有稍微丰富一些的“当代史”阅读。
换句话说，18世纪后期出现的“本朝国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叙事体系及官方披露史料。在这一状况下，对身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会有任何负面评价。唯一可能会让人得窥雍正帝负面印象的官方文献《大义觉迷录》，在乾隆时期遭到禁毁；当时人的撰述中，很少有该书痕迹留下。
那么是否有私修的当代史阅读？
当然存在。这就又绕回了文字狱的问题。文字狱对18世纪中后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对修书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压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抑制”现象，即自觉地审查出版物是否“违碍”甚至“悖逆”——这一点王泛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不打算抄书。故而可以说，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过不满，这种意识亦无从传开。
总之，很难想象会有对雍正帝不利的“历史评价”在18世纪中后期流行。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从18世纪后期的两种带有反清色彩的大众文化——秘密教门与天地会——中窥探那个时代的人是否恶评雍正。天地会话语的特点是“蒙冤-反抗”（对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见《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并没有对雍正帝有恶评；而秘密教门白莲教也找不到这种意识。这不难反映出，当时即便是下层老百姓，也是不会对雍正帝有什么特别的恶感的，不然这些反清大众文化早就与之结合了。
这里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谓“翻案”问题。诚然，乾隆初年对雍正时期的许多改革措施有过修改，对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过一些处置，清史学界习惯称之为“翻案”。但乾隆帝从未对乃父加以任何负面评价。相反，当王士俊（田文镜的政治继承人）奏疏中触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谴。
然而，负面的书写没有流传开，不代表不存在。
雍正帝即位后，其政敌便已将许多谣言流传开，并最终酿成曾静案——事实上，考虑到雍正帝主要政敌允禩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间得罪被惩的大量官吏及其亲属，可能会对雍正帝留下负面记忆的人数是相当之多的。
这些人除一部分被处决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为数不少，他们对雍正帝无疑有负面情感，愿意传播谣言。这是“恶评雍正”在人员群体上的基础。
而《大义觉迷录》的颁行、曾静的巡回宣讲，无疑也是为负面谣言进一步流传埋下了伏笔——虽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说明白”，但从历史的走向来讲，应该说是事与愿违的。
必须要说的是，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低谷，而且书籍等信息载体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对雍正帝的负面观感并不是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是零零星星地隐伏下来，很多具体信息湮没了，只剩下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断，可能凭借口传或极其隐晦的记载在小范围中流传。可是，这些隐伏下来的零星意识（几乎可以改说是“零星遗忘”），最终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后突然绽放，变为“恶评雍正”的资源。
（一个补注：看到数位答主认为雍正得罪了士绅，所以士绅诋毁他。这应该说是个误解。“耗羡归公”改革令州县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经费，不必以灰色手段摊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对下级官员及地方绅士的解放。可参见《州县官的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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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对雍正帝的评价：“因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残暴贪婪”
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
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读过它的人恐怕都会对其中鼓吹对满人作肉体消灭的强烈仇恨心态记忆深刻。这部分历史展开来讲可以说很长很长，我们只说关键的部分：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
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解释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场运动中被塑造成了什么形象——有些污名化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语——但不妨留下这么一点结论：雍正帝在清朝诸帝中间算是被丑化较多的一人。
许多在18世纪后期隐伏起来的观念，虽然疑信难详，但在这一风尚之下被当成信史写进书中，广为流传。这方面有两种汇编性质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得窥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