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祭孔大典

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对个人乃至国家来说都可谓颠扑不破的真理。对看重名分以及文化正统性的古代中国来说，王朝是否取得正统是衡量其统治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得国不正”的王朝一般被认为是短命的，例如横跨亚欧大陆的巨无霸帝国元朝，便在建立不到100年时即被起义军推翻。元朝教训未远，同样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也着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面对此种情况，清帝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他们开始从文化层面着手解决。

一、祭孔与正统

自孔子去世之后，祭祀孔子便开始在鲁国出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后世的正统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历代帝王登基后所祭拜的重点对象。作为帝国文化的“代言人”，孔子在身后享受到了身前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的待遇，但此时的孔子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形象，而成为帝王用以约束读书人，以及塑造帝国正统性的工具。可以说，是否认同以及掌握儒家文化，是衡量封建政权是否具有正统性，以及区分“夷夏”的最核心的标准。

周润发饰演的孔子

怎样才能表达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并借此塑造政权的正统性呢？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举行祭孔仪式。自宋代开始，祭孔仪式一跃升格为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由皇室直接操控掌管。

二、清帝与祭孔

在今人看来，满族与汉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将历史的车轮倒回到几百年前，在汉族人眼中，满清却是以“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的。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几百年前的元帝国一样，那就是如何使这座有着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一亿以上人口的巨大帝国对满清表示认同。在全国推行剪辫政策时遭遇的强烈反抗，已经使清政府见识到了强制性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要想真正使新生政权得以永固，必须从文化方面着手，而祭孔则成为清初帝王所采取的重点措施。

满人入主中原

顺治皇帝即位第一年，时任山东巡抚方大猷便向顺治皇帝建言说，建国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尊崇圣者，他提及的圣者就是孔子。既然清王朝选择了顺应中原文化的道路，就必然要通过祭孔仪式来建立起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自顺治二年至顺治八年，尽管顺治皇帝并未亲自赶赴孔庙进行祭拜，但却先后14次派出礼官前往孔庙祭祀，以表示对孔子的尊崇，也借此表明清帝自此不再只是满人的皇帝，而是天下人的皇帝。

顺治

顺治不但多次派人前往孔庙祭孔，还拨出大量钱款与工匠对孔庙等建筑进行大规模整修。除此之外，清朝还在明朝祭祀规格的基础之上，不断对祭孔规格进行“升级”，至光绪时期，祭拜孔子甚至要用到数位大学士、尚书与侍郎亦或是亲王，可以说其规格远超历代祭孔。

北京孔庙

历代王朝的皇帝虽然十分重视祭孔仪式，但他们大多不会亲自赶往孔庙进行祭祀，就如同顺治时期一般。但顺治之后的数位帝王，尤其是雍正皇帝，开始打破传统的规矩，雍正认为尊崇孔子甚至比尊崇帝王更加重要，他将皇帝“幸”孔庙改为“诣”孔庙，将自己摆在了与孔子同等的地位上。也正是自雍正开始，清朝确立了皇帝亲临孔庙进行祭祀的制度与惯例。乾隆继承了雍正时期的祭孔制度，他不但拜谒孔子，还实行了“二跪六拜”礼，皇帝向孔子“跪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也是孔子享受到的最高规格的待遇。这看似“违礼”的举动，却反映出清帝对祭孔礼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乾隆皇帝

三、祭孔即是“真理”

祭孔在历代都是大事，但在清代其规格达到了帝制社会的顶峰。这自然不能说明清代比历代王朝都要尊重文化与礼教，也不能说明清代的皇帝都是熟读儒家经典的聪慧之人，他们在祭孔仪式上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传达着特殊的政治语言。在古代中国，王朝统治者不但要获得实际上的统治权即“治统”，还要获得道义上的正统性即“道统”，若只有治统而无道统，那这个政权即使在军事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在文化上却依旧是个“失败者”，就如同金对南宋一般。

金朝

清帝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对治统与道统同样重视，正如康熙所言：“朕惟道统与治统相维，作君与作师并重。”他清楚地看到“道统”的重要性，并希望能够治、道合一，从而彻底完成清王朝对天下的统治。乾隆皇帝多次南下江南一事为人所熟知，许多人也通过《还珠格格》而了解到乾隆曾多次赶往山东，但为人所不熟知的是，乾隆曾八次前往曲阜孔庙，进行祭孔大典。乾隆继承其祖父的想法，认为道统与治统应当是合二为一的，但又在其祖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治统解释为是“原于道统”的存在，事实上更加突出了道统的作用。那为何要突出道统的作用呢？就是要通过祭拜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文化的创制者孔子，以将清王朝的道统与前代相续接，以此表明满清不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中断者，而是文化的顺承者与发扬者。

乾隆在山东德州

文史君说

在一两百年前的中国，在清帝国内，孔子是最为尊贵的文化象征，不尊孔子即不为正统，因此清帝只能在祭孔仪式上不断加码，甚至有跪拜孔子的超常规举动，以获得统治的正统性。祭孔仪式今犹在，但其文化意义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大打折扣，甚至有沦为地方性仪式的风险。这不得不说文化是顺从于时代的。

参考文献

商鸿逵：《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期。

张分田、刘方玲：《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链接》，《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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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为什么元、明、清三朝所有皇帝都要祭拜孔子

祭孔大典①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文）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山东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于每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时举行。②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孔子故居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汉高祖刘邦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直至县县有孔庙的盛况，孔庙逐渐演变成封建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为孔子举行国家祭奠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随着帝王们的褒赠加封，祭典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帝王们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③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称作“国之大典”。自唐玄宗于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到帝王规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达到了顶峰。清朝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祭孔子。④民国政府明令全国祭孔，其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1986年，沉寂了半个世纪的祭孔大典经曲阜市文化部门挖掘整理，在当年的“孔子故里游”开幕式上得以重现。⑤祭孔大典的神奇魅力，充分表现在乐、歌、舞、礼四种艺术形式上。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而进行的，所有礼仪要求“必丰、必洁、必诚、必敬”。祭孔大典用艺术的形式集中表现了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的“礼”的涵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思想，具有较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发掘、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祭孔大典”，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它所阐释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髓，将对中国乃至华人世界的文化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小题1】下列选项中关于“祭孔大典”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A．祭孔大典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文庙举行的隆重祀典。B．祭孔大典是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C．祭孔大典历经两千多年从未间断，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D．祭孔大典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表演紧紧围绕“礼”而进行。【小题2】下列对历代祭孔活动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汉高祖用“太牢＂祭祀孔子，祭孔活动逐步升级。B．祭祀孔子的活动升格为国之大典，是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以后开始的。C．清代，祭祀孔子最为隆重盛大，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祭孔子。D．民国政府对祭孔的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明令全国各地都要祭孔。【小题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达到了县县有孔庙的盛况，孔庙逐渐演变成封建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B．中国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都对孔子进行过祭祀。C．祭孔大典用艺术的形式集中表现了儒家思想文化，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的“礼”的涵义。D．发掘、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祭孔大典”，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
祭孔大典
①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文）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山东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于每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时举行。

孔子为什么被历代帝王推崇

史说，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刘邦经过鲁地曲阜，“以太牢祠孔子”。所谓“太牢”是指用牛来祭祀（以牛、羊、豕三牲作为“太牢”是后来的事），这是当时祭祀的最高规格。于是，后儒们就用这些事来说事了。然而，“太牢”虽高，也只是一次祭祀而已。在西汉之初，迄至文、景二代，崇尚的都是“黄老之术”，孔子和儒学尚未达到至尊的地位。
我们知道，当然后儒们也应该知道：刘邦原来是瞧不起儒生的。刘邦也是最看不起儒生的人，他见了儒生后，居然将他们的帽子拿下来撒尿，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可是到汉武帝时，中国开始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帝王们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实质上是愚弄百姓，建立专制体系。
自从博士叔孙通会同鲁地儒生，曾为刘邦设计过“君君、臣臣”的朝仪，一改昔日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的乱象，朝觐时诸般礼仪完备森严，“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刘邦于是龙颜大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从此刘邦不仅对儒生刮目相看，而且深感儒家的纲纪伦常的精妙之至，可以让天下所有的人驯顺地由他掌控，他的专制行为不再受制约了。天下没有一个帝王不希望自己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于是，他就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祭祀，来表达对儒家祖师孔子的礼敬，刘邦成了中国帝王中的第一个。
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竭力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进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获得汉武帝的采纳，儒家学说从此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也由此得到空前的尊崇。
借孔之魂欺骗百姓还不够，于是又将孔子进行神化，后儒们给孔子抹上重重神化色彩的纬书也应运而生了。纬书中编造了有关孔子的故事，可谓是荒诞不经，光怪陆离，别的且不说，就孔子诞生之事，纬书上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孔子母）”；又说孔子母徵在“游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惑，生丘于空桑”云云。（按：“空桑”即曲阜，傅斯年有言：“曲阜一带，即空桑之地”。）孔子成了其母与黑帝“梦交”之子，那把他的老爹叔梁纥置于何地？所以，学者顾颉刚曾感叹说，看了纬书上这些荒诞无稽的话，“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去了。”
在这之后，孔子的封号、头衔也多起来了——
西汉末，王莽托古改制，自立新朝，以伪托孔子预言的谶纬大造舆论，为此王莽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谥孔子为“文圣尼父”。
唐初，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孔子）为“先圣”。唐玄宗时，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
宋真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这个封号一直沿袭到民国，至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为止。
到了元代，孔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儒生被子视为最低等的贱者。元代曾曾流传民谚：“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按此说法，儒生之地位可以想象了。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他为了推行“汉法”，稳定统治，也就有意识地利用名儒，并修造孔庙，以示尊礼孔子。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孟子被封为“亚圣”，也是自元代开始的。从这段历史，也可以看清，孔子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欺骗百姓的工具。
在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徐达是朱元璋最亲密的战友；而且在朱元璋被敌军俘虏时，曾经是他的代理人。皇帝本人是来自华中安徽的农村孤儿。他曾在佛寺里待了几年，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并且有机会接触儒家经典。他个儿高、鼻子又大又扁，戽斗，举止严肃而紧张，让人一见到他立刻就肃然起敬。几年之后，朱元璋成为反抗元朝的一分子，他与其它叛军领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抢、不杀平民，反而寻求学者的建言。
朱元璋认为他抗元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他所虔诚祈祷的山神及河神的保佑。他相信他那曾是巫者的祖父有能力说服水神降雨。因此，不久之后，当他登基而为新王朝冠上“明”(意指前途光明或照亮世界)的国号时，他把对自然神灵的崇信立为国教，地位在佛教和道教之上。但也就因为他相信不管是在护城河、在城墙，或者是在河流，到处都有无所不在的神灵，所以他也相信某人、某个地方总是在密谋反对他。他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他最亲密的伙伴也不例外。他坐上龙椅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布下层层的监视网来查探他的部属，并且实施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一户人家必须列出住在同一户里面所有人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而相邻的各户，彼此奉命互相监视。
当朱元璋权力逐渐高涨时，他纳入为数众多的妃嫔，有些是蒙古人，有些是高丽人，并且成为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的父亲。马皇后仅育有四子，虽然谣传她不孕，并未产下任何皇子。她确实不是后来篡夺皇位的燕王朱棣的生母。据传朱棣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儿子。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当朱元璋进入蒙古的京城大都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公主——元顺帝的妃子之一，蒙古人可能在撤退时抛弃了她或者根本遗忘了她的存在，而把她留在大都。朱元璋收她为妃，而她也从没说过自己在当时已怀了身孕。当她产下朱棣之后，不知情的朱元璋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事实上，朱棣可能是太祖一个地位较低的妃嫔所生的早产儿。
这件不幸的意外事件，对皇帝来说是个羞辱，因此这位妃嫔被处以一种叫做穿“铁裙”的中国酷刑。这位年轻的女子先前已经因为难产而体质虚弱，又在寒冷的户外穿着“铁裙”而动弹不得，最后终于饱受风霜而死。
为了下定决心要建立合乎正统的朝廷，来克服自己卑微的出身，朱元璋邀请了4位著名的儒者来到南京，除了为这个毫无经验的新兴革命政权服务之外，并负责教育皇子与内廷官员各种礼仪。当时一座道教的寺院，就临时被改成小型的宫殿，官员们在此学习宫廷礼仪，并且在扮演皇帝的测试者面前演练3天。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并且派遣朝廷特使到曲阜致祭。府县庠学皆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以为礼敬祀拜。
清代顺治时，诏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亲书“万世师表”，悬于文庙大成殿；雍正诏定文庙春秋二祀由皇帝亲祭，到咸丰时，祭孔“升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纵观以上给孔子层层叠加的封号、头衔，可以明白地看出，它们都是出自钦封御谥，一般无权的读书人只有跟着崇仰的份，至于平民百姓就更没有什么关系。
帝王们用封谥以示尊崇，当然是有着深刻的动机的，且举两位帝王的衷曲之言：
一位是元仁宗，其全名是“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这名讳实在拗口），他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儒者守纲常如握拳然”。知儒者如此精深，难怪元王朝要加封儒者祖师孔子最阔的头衔了。
另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据孔府档案记录，朱元璋有一次召见“衍圣公”孔希学时说：“尔祖（孔子）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崇圣与纲常紧密相系，两千余年历朝历代一以贯之。
所以，鲁迅说得很透彻：“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在“五四”时期，鲁迅始终以人的精神解放为出发点来考虑一切社会和政治问题，充分显示出启蒙主义的特色。他看到人们处于封建主义思想罗网中的无限痛楚，甚至连痛楚都快消失殆尽而只剩下麻木和冷漠，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苟且偷生；鲁迅十分急切地要改变这种状况，渴望出现“真的人”、“完全的人”和“将来的人”。他痛心于“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渴望改变人们那种不及牛马的生活，要求人具有人的特有价值。而“吃人”的封建礼教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
后儒们总是宣扬：孔子具有人本主义思想，要求尊重人、重视人；人具有人本主义精神，要求“立人”。那为什么孔子的思想会演化为封建礼教，而被鲁迅等启蒙思想家坚决批判呢？虽然鲁迅吸收了孔子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但二人的思想毕竟是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上，具有巨大的差异。
由孔子的“爱人”走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既有孔子理论的自身原因，也有后人的原因。孔子的“仁”植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孝悌为本，构成了极其细密的宗法制度的图谱；张爱有着差异，要受等级名分的约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它维系着父系家长世袭传递所扩大的邦国统治，它的基本格局是维系宗法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建立等级特权与专制主义政治模式的“仁政”为最高目标。“仁”成了替当权者统治民众的手段。
另外，由于孔子的言论都带有高度的抽象和思辩色彩，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可供想像的空间，演绎出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儒学。这些派别大多是禁锢人民思想、维护统治者的护身符，排斥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发展，滋养和培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沉重的奴性主义，形成了独断、狭隘、驯服和盲目的文化氛围，儒学也就从孔子的尊重人、重视人走向了“吃人”。
所以孔子和后儒提倡的那套东西，与鲁迅等先驱者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社会解放的启蒙目标，是根本对立的。
鲁迅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来考虑一切社会和政治问题，他要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树立自由平等的现代观念。他着意吸取西方启蒙主义者的思想。西方社会的现代观念诞生于冲击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对于人性束缚的时刻，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倡人的觉醒和尊严，重视人的存在与价值，注意人的意志和愿望得到满足，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政治口号，要求人在政治上平等，并直接抨击了不平等的非人有封建等级制度。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里，理性成为“人的本性”，“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而自由则是“天赐的东西”。孔子们打出的“君权神授”的招牌，也就被“主权在民”的车轮碾得粉碎了。只有批判孔子及其后儒的愚民思想，才能确立平等思想，而平等思想正是现代观念的核心。只有在平等思想的催化下，才能形成富于开拓性、独创性及容许多元化的开放局面，人们的智慧和才能被尽可能地释放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批判里，孔子只是作为构成历史阻力的陈旧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出现的，他批判的主要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了的孔子。我们今天批判孔子，也只是批判那个被“圣”化了的符号。
孔子哲学中更多的是在君臣父子的社会中的“生存感”，而非生命感。孝悌、忠信、恭敬、仁义……更让人体验到一种“听命感”，而不是生命感。而且从听命到宿命，毫无反抗的色彩，正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谁愿意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依旧安然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以“温良恭俭让”去退出市场、退出人生的舞台？你想退也退不了，你必须找工作、你必须赚钱，房子、孩子、学业、医保……面对一大堆的生存压力，你能“温良恭俭让”吗？当你吃不饱的时候，有人劝你要相信这是命；当别人大吃大喝时，却又对你说，富人吃饱后会恩赐于你的……你相信吗？当你发出不满的声音时，有人又教训你，应该懂得孔子礼仪，你接受吗？
毛主席说过，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
历代帝皇是真的信孔子那一套吗？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吧——
毛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
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
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
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
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
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过这样一些话——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又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
有些后儒又不卖账，说鲁迅自己的很多思想就是来自孔子。
鲁迅确实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但这是决然的否定，否定之中又带着鄙夷；“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因此下笔格外无情，批判鞭辟入里。对孔子其人，鲁迅却有着更复杂些的情感，一方面认为孔子“伟大”，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另一方面又对这位圣人有着深刻的隔膜，尤其厌恶那一尊被历史雕刻而成的圣人形象，于是鲁迅笔下的孔子就被形象化了，喜剧化了。正是在喜剧化了的孔子形象中，鲁迅揭示了孔子的悲剧性历史命运；正是在深刻的隔膜中，显示了鲁迅对孔子的深刻理解。
鲁迅笔下的孔子形象，就印象而言，首先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圣人，又是一位“摩登圣人”。无论世事怎样沉浮，孔子都坐定了圣人的位子，拥有“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把孟子的“圣之时者也”的赞颂曲解为“摩登圣人”，可谓神似。摩登又有油滑世故与没有定则的含义。六岁开蒙熟读《十三经》的鲁迅是很容易从那半部《论语》中发现诸多矛盾之处的，因此勾勒出的孔子的性格就内涵着一种贬义。圣人之能摩登永久，是因他有“敲门砖”的功用。“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事的”。权势的大门紧闭着，热衷人若想进去，就得用孔子敲门，一旦门被敲开，这“砖”也就无用。圣人就是这样被一群无特操的人塑造出来。这样塑造出来的圣人不能不辉煌而摩登，然而究其实不过是一件工具罢了。孔子以王道敲门，其徒以孔子敲门，敲来敲去，内容倒转为形式，信仰蜕变为手段，圣人成了工具。这不仅是透底之说，而且是诛心之论了。道貌岸然的圣人，摩登的圣人，做“敲门砖”的圣人，没有人如此深刻和犀利地为孔夫子造像。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形象神似而逼真，有着高度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