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聊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朋党之争。

所谓朋党，就是中国人俗称的“圈子”、“山头”、“派系”，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朋党，只是规模与形式不同而已。

朋党与今人所说的“政党”不同，现代政党有明确的理念和党章，而传统的朋党并非如此。事实上，“朋”这个字，经常被用在贬义词中，比如“呼朋引类”、“朋比为奸”、“狐朋狗友”等等，都不是啥东西。

中国人对朋党的厌恶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对朋党作如是评价：“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北宋的欧阳修则评论道：“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明末的王夫之认为：“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国无党祸而不亡。”干脆把朋党与亡国联系在一起。

除了知识分子，皇帝对朋党更是深恶痛绝，唐德宗曾经下诏：“廷臣相过从者，金吾伺察以闻。”禁止大臣们私下结交。雍正皇帝甚至颁布了《御制朋党论》，对朋党予以严厉的抨击。

即便如此，朋党还是屡禁不止，它是蛰伏在每个王朝体内的肿瘤，一旦扩散，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吞噬王朝的生命。

1/5 东汉党锢之祸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争，发生在东汉时期，即著名的“党锢之祸”。

关于党锢之祸的成因，学界有各种说法，但有一点大家公认，这和东汉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

西汉中后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世家大族崛起，他们与地方官联手，成为一方豪强。到了东汉初年，已形成豪强与王权共治的局面。朝廷要职，基本被大族垄断。

汉代的官员选拔，采取的是察举与征辟制度。简单地说，就是你得由朝中或地方官推荐，方能去政府任职。很显然，这套制度让官员只挑选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他们以宗族、姻亲或地域为纽带，在政府中形成庞大的个人网络。

不过，朝廷选拔官员，也不完全是任人唯亲，还得看对方有没有学问，就像今天大企业招人得看学历一样。东汉时期，士族子弟都研究儒家经典，这门学问统称为“经学”。经学作为官方学说，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如果你不懂经学，就很难混到上流社会。

然而，普通老百姓读不起书，他们一辈子也没机会接触这类学问。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只有世家大族才能读书，只有读书人才能当官，而当官的都是世家大族。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就这样被堵死了。

那么，这些世家大族的人都去做官了，是否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权力呢？事实上并没有。

东汉自汉和帝起，直到最后的汉献帝，继位之初都只是个孩子，他们最大的不过15岁，最小的不足周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母后临朝，而太后作为女人家，与朝中大臣们有隔阂，不得不任用自家亲戚，外戚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外戚一旦掌权，作为孩子的皇帝就只能靠边站。但也有少数不甘心做傀儡的，比如汉桓帝刘志，刘志登基时，外戚梁翼大权独揽。为了扳倒梁翼，刘志可谓处心积虑。最终，他通过宦官的协助，一举铲除了梁翼。

汉桓帝影视形象

类似的一幕，在中国之后的历史上频频发生。每当皇帝觉得自己做不了主的时候，就会发展身边的宦官，充当自己的亲信与耳目。宦官就是太监，他们平时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懂得察言观色，但是没啥文化，加上固有的生理缺陷，被士大夫所瞧不起。

宦官掌权，是士大夫无法容忍的。但只要皇帝与宦官结盟，他们就不可能打败对方。“党锢之祸”的本质，是世家大族与宦官集团的权力争夺。然而代价是惨重的。数十年间，成千上万的大臣被投入监狱，忍受屈辱。

表面上看，“党锢之祸”是士族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实际却是士族与皇权的斗争。他们凭借广泛的人际网络与社会基础，与朝廷分庭抗礼。这就把皇帝推向了对立面，从而促成了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合作。党锢最大的危害，是导致世家大族离心离德，皇帝失去了最强大社会力量的支持，而老百姓又没机会参与政治，汉朝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2/5 唐代牛李党争

如果说“党锢之祸”是士族与宦官的博弈，那么发生在唐朝的“牛李党争”，则是士族与寒门之间的较量。

“牛李党争”的深层次原因，源于科举制。科举诞生于隋朝，它的初衷是通过考试，招揽天下人才去政府做官，从而打破了东汉以降，由门阀士族垄断官僚系统的局面。

科举制的出发点虽好，但世家大族依然是官僚队伍的主力军，毕竟在社会上读得起书的，仍旧以大户人家为主。另一方面，政府虽推行科举，却保留了门第选举。这就给后来的“牛李党争”埋下了隐患。

科举制让普通人有了晋升的通道，也为朝廷招揽了更多的人才，所以，唐太宗才会说：“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然而，科举创立之初，也和所有初创的制度一样漏洞重重。它不像今天的高考，完全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即便你有真才实学，想要飞黄腾达，也必须有主考官或者当权者的推荐才行。

唐太宗李世明

另一方面，科举制也给当权者培植羽翼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提拔自己欣赏的门生，形成个人势力，分布于朝野内外。而考生与考生之间，也会形成紧密联系，以便在关键时刻互为奥援，彼此照应。

唐代科考以词赋为主，其实就是考察你的语文水平，那些文章写地漂亮的人，往往能占得先机。然而，士族们对此很看不惯。在他们眼里，政治从来不是诗词歌赋，他们打小接受的教育，是熟习各类政治流程与操作规范，用今天的话说，这帮士族以“技术官僚”自诩，将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一概视为无用的书生。

“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就是士族的代表。公元842年，他下令加强经学在考试中的比重，试图限制寒门子弟在科举中的上升通道。但是时代变了，仅靠制度的力量，已无法实现他的如意算盘。

公元808年，“牛李党争”的另一位主角——牛僧孺参加科考，因为直言不讳地批评时政，获得了主考官的赏识。而牛僧孺抨击的对象，正是在朝中担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士族子弟，在唐宪宗面前诬告牛僧孺，使之暂时失去了升迁的机会。

随着唐宪宗的去世，牛僧孺迎来转机，在朝中青云直上。然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却对牛僧孺耿耿于怀，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牛李党争中，寒门与士族拉帮结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各执己见，一派拼命推崇科举，另一派则极力维护门荫制的好处。表面看是制度之争，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到了唐中后期，士族与寒门的执政能力，已看不出明显的差别。

党争之初，李党占据优势，但随着唐宣宗的上台，牛党逐渐翻盘。党争的结果，以李德裕被贬告终。然而，牛党尽管胜利，却元气大伤。官僚系统在党争中被重新洗牌。从此以后，大臣们不得不依靠宦官与藩镇势力，唐朝的中央统治逐步瓦解，而叱咤政坛四百余年的世家大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3/5 王安石变法与新旧党争

史学家钱穆曾说：秦汉为平民政府，东汉为士族政府，魏晋南北朝是门阀社会，而北宋则是贫弱的新中央。

科举制发展到宋代已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然而，结党营私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在传统士族社会，门第、姻亲是形成朋党的基础。可到了宋代，由于士族门阀消失了，大臣们拉帮结派的纽带就变得更广泛，更多元。而随着儒学被全社会提倡，对政敌进行道德上的抹黑，就成了朋党之争的一贯伎俩。

王安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台的。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的财政实力，改造钱穆所谓的“贫弱的新中央”。

但是从一开始，王安石就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御史中丞吕诲还凭空编造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妄图把王安石赶下台。

随着新法的实施，王安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反对者中，有人的确是从变法本身的角度，批评王安石的新政。而更多人则出于私心，不想看到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得势。

王安石有着偏执狂的性格，这种人有个特点：为达目的，不惜任何手段。为了推行新法，他提拔了不少门徒，他们中间虽不乏治世能臣，但更多是善于投机钻营，阿谀奉承之辈。很多人依附王安石，并不是由于支持新法，而是看中所获得的权势，这也成了王安石生前饱受诟病的重要理由。

那么，王安石难道对这一切无所察觉吗？他当然知道，任用这群徒子徒孙所存在的政治风险。然而，这也是他防范对手的唯一办法。为此，他只能依靠裙带关系，扶植他们上位，让亲信们为自己摇旗呐喊。

王安石看人的眼光也有问题。他由衷欣赏的吕惠卿，是个野心勃勃的逐利之徒，最后竟然结成朋党与王安石对着干，是时人眼里的大奸臣。

王安石错误的用人之策，为他的倒台打下了伏笔。在旧党中，像司马光、苏轼这样的人，都是谦谦君子，他们反对王安石，纯属对事不对人。但他们难保其他人也是如此。随着宋哲宗即位，新法被废除，王安石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尾声。

司马光在经济上并无多大作为，但仍不失为一代良臣。司马光死后，旧党继续把持朝政，但中央财政未见起色。于是，宗哲宗决定恢复新法。但失去了王安石的新党，已彻底蜕变为一个逐利心切的朋党组织。领导人都是上一轮党争中的失败者，他们只想趁着东山再起，解决私人恩怨。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失势，是北宋从“君子政治”走向“小人政治”的转折点，新党重返政坛后，拼命地把屎盆子往旧党脸上扣，就连正直的司马光，也被他们诬陷成“倡为奸谋，诋毁先帝·····罪恶至深”。不少与旧党有牵连的人惨遭流放，北宋政治从此暗无天日。

4/5 明朝的党争漩涡

明朝的中央集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朱元璋为实现独裁，不惜把丞相一职撤销，将相权分于六部。然而，他苦心孤诣的经营，却没能为他的子孙带来想要的安宁。

如果说明朝以前的党争，或多或少由官僚集团内部引起。那么明朝的党争，则与皇帝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明朝建国之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两人都是当时的权臣，朱元璋担心他们做大，开始有计划地铲除胡蓝二人的党羽，从而掀起了洪武朝廷的腥风血雨。

明太祖朱元璋

皇帝大权独揽，可毕竟精力有限，后来的故事，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成祖特设内阁，替皇帝分担政务。内阁大臣负责草拟诏书，给皇帝提供咨询，相当于天子的顾问与秘书处。但皇帝又规定，内阁不得与职能部门交接，他们只能提建议，无权干预任何政策的实施。

设立内阁制的根本目的，是把权力不断拆解，让各部门相互制衡。不过，这是以皇帝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为前提的。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皇帝的执政水平低下，权力重新分配，明朝政治也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对于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物应该不陌生，他们皆有政治才能，先后担任过明朝的内阁首辅。《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发生在嘉靖年间，明朝的党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内阁大臣虽然替皇帝出谋划策，但不能对六部发号施令，这是由制度明文规定的。从内阁到六部，都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谁也无法凌驾于谁之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作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决策机关，权势必然扩张，久而久之，与六部渐成争权之势。

到了嘉靖一朝，内阁大臣权势熏天，虽无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以严嵩为代表的内阁首辅，专擅国政，欺君罔上，最终也没能避免被对手算计的命运。徐阶、高拱、张居正作为严嵩的继任者，担任首辅期间皆权倾一时，生前或死后遭人清算，纵然政绩显赫，也难逃“权奸”的骂名，明朝党争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天启年间，党争再度升级。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势力逐渐抬头。天启皇帝不问国事，沉溺于木匠活，把政务都交给魏忠贤打理。天启帝即位之初，朝廷要职被东林党人占据。东林党的政敌为一己之私，不惜与魏忠贤联手，排挤东林党人，促成阉党势力做大，致使大批的东林党人被迫害致死。

魏忠贤影视形象

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对明朝政治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如同东汉党锢之祸，几任皇帝由于任性而宠幸宦官，因而被推向了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崇祯帝登基后，鉴于朋党之害，一心想要刷新吏治，奈何事与愿违。

崇祯帝刚愎自用，对大臣猜忌甚深。大臣们利用皇帝的这一弱点，为争夺内阁席位相互攻讦，频频引发政治地震。崇祯年间，内阁大臣先后更换了五十多人，且多数没有好下场，首辅很少能担任五年以上，几乎成了全中国最危险的职业。

崇祯死前留下遗言：“文臣皆可杀”。此话虽然偏激，却也道出了一个皇帝面对党争漩涡的无奈。

5/5 总结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党争的烈度，较前朝已有所降低。清朝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党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前期几位君主的执政水平较高。康雍乾三帝皆为一代雄主，为加强君主专制不遗余力，沉重打击了文官集团，比明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是到了清朝中后期，皇帝虽然暗弱，但以慈禧为首的帝后集团，仍牢牢把持着朝政。尽管在光绪年间，大臣们围绕戊戌变法有过短暂的争斗，但是维新派完全不是保守派的对手，很快就被铲平了。

最后是满人对汉人的严加防范，让清朝的汉人大臣没有翻盘的机会。有清一代，满人始终占据着朝廷的中枢要职，即便是地方上，朝廷也会安排满人与汉人互相掣肘，确保大权永远掌握在满人手中。

说到这你可能会问，党争减少，是否意味着清朝的政治更加清明呢？当然不是，这只是皇帝们不断巩固权力的结果，其代价是：朝廷从此变得死气沉沉。我们再也看不到铁骨铮铮的大臣，或者为坚持原则而殉节的士大夫，昔日在党争中高举大旗的文官们，被彻底驯化成了安静的奴才。

抱团结盟是人的政治本能。因为一个人想要在组织里获得升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寻找靠山。而作为依附的对象，也希望通过培植党羽，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在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皇帝不希望看到这一幕发生，因为这意味着，其手下的官员们，会逐渐听命于各自派系的首脑，而非他本人。东汉时期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皇帝被士族架空，只能求助于外戚和宦官，结果让自己沦为别人的傀儡。

有鉴于此，中国后世的皇帝们，都极力避免重蹈覆辙。经历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战乱，世家大族凋零。到了唐代，朝廷又通过科举制，进一步瓦解了贵族的势力，权力被重新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大权独揽，对皇帝的个人能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开国皇帝勤奋、精明而自律，他们通常会给子孙设计一套有助于集权的制度，期望后代们也能像自己一样驾驭群臣。可他们没想到，权力的重担只适合强者，如果子孙能力平庸，他们就会寻找代理人，到时候，一切就由不得皇帝了。

当代理人上位后，权力的中心，会自然而然地向他转移。问题是，无论代理人的责任心与能力有多强，他都不具备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合法性。因此，权力对于代理人是一剂毒药，权力越大，就越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对方会调动一切力量，以犯上僭越的罪名，向代理人发起进攻。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严嵩、张居正等权臣，就免不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这也是王朝到了中后期，屡屡爆发激烈党争的根本原因。皇帝能力低下，代理人执政。代理人的权力膨胀，所承受的道德风险也越高。在儒家思想中，忠不违君被视为第一原则，正因为代理人权力天然的“非法”性质，将其不断推向风口浪尖。历史上的朋党之争，所针对的都是这些代理人。

一旦斗争开启，就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党争双方，无论出于私心还是公心，都无法解决代理人权力的合法性难题。所以，最初打着正义旗号的赢家，到最后难免成为窃国擅权的输家，代理人走马灯式地轮换，直到改朝换代，新的独裁君主上台，重新大权独揽·····

这便是朋党之争的内在逻辑，它是独裁制度结下的恶果，也没有让埋下种子的人去承担。

动摇了北宋王朝根基的朋党之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朋党都是深恶痛绝。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安史之乱”、“牛李党争”与藩镇割据以及中官（即宦官）干政使强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因为臣子天生就是和皇帝对立的。皇权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臣子进行限制。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但如果臣子结成朋党，那么所产生的影响足以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欧阳修认为“朋党”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在新旧党争时期，王安石代表新党进行变法，其中所实施的许多措施确实是有利于北宋发展的，旧党中许多有才能的人也能够明白，但是他们在变法失败之后，将王安石变法中所有的措施都废除掉，原因只是因为这些措施是新党提出的。这种斗争方式自然是十分不利于北宋社会发展的。毕竟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志趣异同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前有个段子说七个人的寝室建了八个群，其实就是说人会因为观念、志趣以及性格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圈子。

宰相坚决支持太子一方，枢密使则与刘皇后站在了一起。双方较量的结果是刘皇后垂帘听政，掌握国是。于是，宰相这一派系的人等就被指斥为朋党。

司马光等，或鞠躬尽瘁，或刚直不阿，或清介重厚，或勇于改革，在历史上都留下千古英名。但是由于历史局限，再加上每个人地域、出身、个性及政治主张不同，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人就分为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时常发生争斗，从而也形成了北宋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朋党之争。最早的朋党之争。

同是党争，为何唐朝的党争能兴国，而宋朝党争险些亡国?

说起党争，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唐朝的“牛李之争”，当时两个人的政治主张和观念上面都非常有差异，双方之间相互互掐和打压，但是虽然是有政见和相互的政策，但是都不会遭到废除或者是动摇，而相反，却因为有了这一个战争，在唐朝有了一个不同的新气象，而相反，宋国也有内部的党争，但是这次党争非但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还让宋国差点灭了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朋党之争对于当时的宋国具有非常坏的影响

这句话，曾经在陆游的口中说过，宋国时期的朋党之争，并非是像唐朝那样，只是追求国家的利益就可以了，唐朝的斗争意在促进朝代的进步，而宋朝却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以及不太好的影响，它造成了宋朝在很长时间内的政局动荡以及幻变无常。

王安石代表的新党派以及保守派之间的政党斗争一样，王安石实行的变法，其实在很多的措施上面都是有利于北宋发展的，如果变法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宋国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比较大的改变，但是自从王安石不再上任了以后，几乎所有的政策都被保守派所反对，以至于后面都废除掉，后面积贫积弱的局面又没有再次得到了改变，以至于后来威胁到了朝廷的财政。后面还和外国签订了一些条约，促使了当时的宋朝非常动荡不安。

二、内政消耗了宋国的元气

其实当时的党争并没有对错，错的只是立场问题而已，如果把控的好的话，那么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还是有好处的，可是当时宋朝主要是以士大夫之族来作为文官，可以是说士大夫之族的鼎盛时代，但是这一种政见不合的话，容易引发非常强烈的政党竞争，无论是南宋还是北宋，面对着这一种政见不合，都很难拿的定主义，王安石变法只是党争扩大化了的表现，到了南宋，这一种局势依旧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直至到南宋的覆灭依旧还有文官在操控着国家大权，这样的斗争并不是为了一个国家着想，后来南宋的覆灭还造就了金人还有蒙元，最后整个国家都被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