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绝对是文人的黄金时代，文人们拿着高薪，有大把的休闲时光，潇洒地出入阁楼楚馆偎红倚翠，唱着些“大江东去浪淘尽”或“杨柳岸晓风残月”或豪放或婉约的词曲。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文艺政策的空前宽松，造就了一个文化上的巅峰时代。

为何宋朝的文人们可以如此惬意？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军人的可怕，他们手握重兵，一言不合就与自己一样黄袍加身，所以宋朝在建立的开始，就对军人充满了戒心，这也是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宋太祖立了一块碑，告诉自己的后代子孙，不能擅杀士大夫，也不能杀上书言事的人。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之下，宋朝的很多文人很嚣张，比如耿直的寇准、狂暴的包拯、不平则鸣的范仲淹，还有一肚子牢骚的苏轼。

但这个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在宋神宗时代差一点被废除。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度很想杀掉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整天神神叨叨发牢骚，或明或暗讽刺变法的苏轼。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文艺界的案子，这个案子叫“乌台诗案”。乌台其实就是御史台，是宋朝的中央监察机构。因为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于是叫“乌台”。

宋朝御史台的权力极大，是皇帝的耳目机关，也是宋朝皇帝限制宰相权力、驾驭群臣的重要执行机关。御史台的官员全部由皇帝亲自任命，宰相无权干涉。宋朝规定，御史台可以对文武百官行使弹劾的权力，且不需要直接的明确的证据，“且许以风闻言事，不必有明确证据”。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听说有过这种事，这就给御史台以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据统计，整个宋朝就有六位宰相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而下台，连跟着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入死的功勋元老赵普也不能幸免。所以，官员们惧怕乌台，怕的不是柏树上的乌鸦，怕的是御史台官员的“乌鸦嘴”。

因为，御史台的“乌鸦嘴”们要想搞定谁，那简直是分分钟的事情。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御史台的“乌鸦嘴”们，其实早已经盯上了苏轼。

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了推行变法，大量提拔支持他变法的官僚。在王安石看来，这些人大概就是天使，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志大才疏蝇营狗苟的“鸟人”。同时，展开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党争，严厉打压旧党的势力。按理说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的苏轼，能在新旧两党的惨烈党争中置身事外，但偏偏苏轼的政治情商不高，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某些新法，也反对旧党的某些做法，因此两党都对喜欢发牢骚的苏轼很不感冒。

一向自认为是君子的王安石，钦佩苏轼的才华，但对苏轼或明或暗地反对新法很有意见，王安石大概不会亲自下命令，让御史台的“乌鸦嘴”们去查苏轼，但王安石手下的官员，都是察言观色的人，为了让王安石高兴，去查苏轼，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苏轼当时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官员，仕途一帆风顺，相继在密州、徐州等地做长官，与地方官员百姓关系融洽，再加上踏实能干平易近人，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很快就成为政治明星。他还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理想，他要走的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

但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苏轼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一个盯上苏轼的人，是著名科学家沈括。沈括在去浙江巡视新法的时候，专门通读了苏轼的诗稿，从中“寻章摘句老雕虫”，沈括认为苏轼的有些诗句不怀好意意味深长，肯定是在讽刺新法诽谤朝廷，于是就向宋神宗报告。

宋神宗纵然在改革的立场上支持新法，但在驾驭群臣方面，他没有忘记太祖的另外一条祖训：“异论相搅”，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基于这个阴险的祖训，宋神宗当然不会因为沈括的捕风捉影，也不会因为年轻的苏轼几句牢骚话，就把苏轼给弄死。

而苏轼也错判了形势。他认为宋神宗极为开明，自己又那么有才，连朝中的太后都说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暗中发发牢骚，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年轻的苏轼很显然不懂“牢骚太盛防肠断”的道理，继续我行我素。

新旧两党的党争更加剧烈了。秉持着“异论相搅”立场的宋神宗一直摇摆不定，这让王安石心力憔悴无力支撑，辞职回到金陵的半山园，过起了隐居生活。

元丰二年，苏轼从楚风汉韵的徐州，调任杏花烟雨的湖州。按照惯例，苏轼应该写一封奏章，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但正是这封奏章，被御史台的“乌鸦嘴”们找到了蛛丝马迹；正是这封叫《湖州上谢表》的奏章，掀开了乌台诗案的盖头。

而乌台诗案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一个影响是苏轼在此之后，成为苏东坡。

第二个影响是它把一个心怀天下的儒家青年官员苏轼，逼成了儒道佛兼修、诗词书画俱佳的中国文化大师；把心浮气躁爱发牢骚的苏轼，逼成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旷达的苏东坡；逼成了“心安之处是吾乡”的随遇而安随缘而喜的苏东坡。

第三个影响是乌台诗案严重考验了人性，那些苏东坡与之友善的保守派，那些苏东坡看不起讽刺挖苦的改革派，在苏东坡被关进监狱之后，截然不同的表现，这让苏轼彻底看透了人生。

苏轼在谢表中谦虚了一把：“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正是这句话中的“新进”和“生事”两个词，被人抓住了把柄。

这两个词是当时的流行词，也有特指的意义。苏轼曾经讽刺过王安石新提拔起来的有些小人叫“新进”，后来这个词就成了形容王安石阵营的专有贬义词了；司马光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一份长信，里面有“生事”，其实就是指责王安石变法就是瞎折腾，于是，“生事”也就成了讽刺新法瞎折腾的代名词了。

纵然御史台查办官员不需要直接证据，但在御史台看来，苏轼讽刺朝廷污蔑新法，证据确凿。

王安石罢相，但朝廷中的新党势力仍然在找机会整苏轼。最积极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在李定的带领下，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台官员千方百计从苏轼的诗文中找更多的证据。

舒亶向宋神宗报告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御史中丞李定最后出马，举了四项理由说明应当处苏轼极刑。第一，苏轼是个志大才疏不学无术的人。第二，苏轼急功近利急于获得高位，心中不满乃讥讪权要。第三，皇帝对他非常宽容，但他死不悔改。第四，苏轼的诗歌影响巨大，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大V，他的诗文在全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搞乱了思想。

总之，苏轼罪大恶极罪不容诛。

宋神宗大怒，立马派人把苏轼抓回朝廷，交给乌台审判。

苏东坡在听到弟弟苏辙传送的消息之后，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他的脑子里无数次闪过死神来了的场景。在被押往朝廷的路上，一度想投河自杀，在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也数次想自杀，甚至连写给弟弟苏辙的遗书都写好了。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看来，苏轼自认为死定了，赶紧向感情最为深笃的弟弟苏辙告别。

苏轼平时喜欢交朋友，他号称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好像全天下都是自己的朋友，全天下的人都是好人。

苏轼平时特别喜欢将自己写的诗送给朋友。这些朋友中，有自己的弟弟苏辙，有驸马王诜，更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最终这些人都因为苏轼的案子，受到了影响。驸马王诜因为向苏轼通风报信而被剥夺一切官职；苏辙因为是苏轼的弟弟被降职处理。而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其他人一律罚款处理。

而苏轼，仍然生死未定。

在绝境之时，总能考验人性，体现出人性的光明或阴暗。

平时被苏轼引为挚友的保守派大臣，大部分退缩了。反而是被苏轼讽刺挖苦的新党中的有些官员，积极营救苏轼。

王安石应该是最恨苏轼的人了，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赋闲在家的他，力劝宋神宗不应该杀国家的贤才；新党中后来被认为品质不佳，在以后的日子中疯狂迫害苏轼的章惇，也替苏轼说话，甚至不惜与宰相王珪撕破脸皮。而曹太后的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说仁宗在位的时候，曾经说过苏轼与苏辙兄弟是国家的宰相之才。宋神宗也不想坏了祖宗不杀文人的规矩，于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番旅程。

乌台诗案彻底改变了苏轼。在押往京城的路上，在监狱里，苏轼曾经数次想过自杀，这时的苏轼，还是一个未经大风大浪的畏畏缩缩的人，而到了黄州之后，苏轼似乎大彻大悟了。

在黄州，他问朋友要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叫雪堂的茅屋，学白居易躬耕东坡，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享受贫穷但悠然的生活。他已经不是那个患得患失的苏轼了，他成了在东坡上种地的农民，成了在雪堂吟诗作赋挥毫作画的艺术家。

苏东坡的身上，还有儒家的积极进取与怀抱天下的志向，不过，影响苏东坡更深的，却是老子的无欲无为，庄子的无心逍遥。苏东坡同样沉浸在佛教对彼岸的向往之中，承天寺的月光与梵音，澄净了他的心灵，在对世界本是虚幻的认识之中，苏东坡不再执着，他放下了自己，也最终成就了自己。

我曾经在《苏东坡与黄州，谁是谁的精神家园》中写道：在黄州，他写给别人的信成了“天下第二行书”的《寒食帖》；

他写下了经典永流传的雄文《赤壁赋》，将错就做地成就了黄州赤壁的美名；他写出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他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寂；他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豪迈；他写出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看透命运的《满庭芳》；他写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深刻思索；

他写出了“心安之处是吾乡”的随遇而安的心境。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在黄州，成了苏东坡，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全才的大师，他实现了凤凰涅磐。

与苏东坡有关的乌台诗案，是王安石在搞鬼吗？

苏轼最有名的就是“东坡居士”了，大家给他取名叫苏东坡，他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这一生我个人感觉就是个全才，会写诗，诗写得好；会写词，词写得好；会写散文，散文写得好；会画画，画的好；会书法，书法写得好等等，反正呢就是个全才。但是这样的一个全才，他的一生是曲折的。大家最熟知就是《水调歌头》，里面写思念他的弟弟、家人等等，还唱了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苏轼在前期还是比较厉害的，他出生在四川，苏轼出生于寒族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21岁举进士。他在宋神宗时期，迁太常博士，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为杭州通判，知密徐州、湖州，反正就是在各个地区当官，当各种各样的小官，就是管一个地区的治理的。

苏轼这个人呢就是爱说实话，爱说实话就算了，还老爱在文章里面说实话。在古代，大多说实话都不会有好下场，被大家连连举报，所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乌台诗案”。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苏轼，人家只不过是爱说实话的人。

苏轼被皇上册封的杭州、徐州、湖州地区当官，但是在古代按照常理，当官之后要给皇上写一封答谢书，苏轼在答谢书里面表达了自己的个人想法，但是有人把苏轼答谢书里面的内容说成苏轼看不起皇上，看不起朝廷里面的大臣等等。从御史台开始，大家都在说苏轼这个人妄自尊大，对皇上大不敬，对朝廷大不敬，对我们大不敬，对地方的民众大不敬等等，反正就是对苏轼一顿骂，骂完之后皇上也没招了，要不然就把苏轼抓回来给他斩了吧。这时，王安石出现了，王安石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年了，王安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是盛世之朝，为什么要在盛世之朝要去杀一个有才之人呢？”据说，皇上听到王安石这么一说之后，也就把苏轼给贬了而已，没有付出生命的代价。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堪称是文字狱案，而著名诗人苏东坡也正是因为该案件被贬至黄州。总得概述来讲，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并不支持，而苏轼在中间两边不讨好。最后被王安石派抓住了诗词中漏洞，肆意污蔑苏东坡是顶撞皇帝，这才被贬了官，该事件对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神宗在为之时，尽管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但是王安石变法一直在推行中。而朝堂中还有不少变法派，尤其起到关键性人物的则是御史中丞李定和舒亶，两人也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下来。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所以坚决反对变法。而苏轼之所以不支持彻底改革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接触过地方的事物，所以对于新法不太了解。这才一直支持保守派对于推行新法的活动一直抵制。

不仅如此，苏东坡向来性格正直，不愿意当个附和的伪君子。在1079年时，苏东坡刚调到湖州当之任，在《湖州谢上表》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支持变法的态度，惹得皇帝生气。而正是这首诗让变法派抓住了小尾巴，以李定为首的变法派开始弹劾苏轼，从诗中找漏洞。认为苏轼欺君，在诗中讽刺皇帝，这可是大不敬之罪！而审批之后，神宗立即将苏轼押解回京。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该案件之所以被称为乌台案件，是因为当时的御史台内一直有几棵蓬勃生长大柏树，上面还有不少乌鸦筑巢速。也就是因为此次事件影响了苏轼的思想和性格，自此他也变得内敛起来。不过就小编来讲，在这个过程中苏东坡并不冤，任何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肯定存在不足，然而苏轼却抓住缺点自带节奏，希望通过口舌之快来改变民意，这种做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