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周总理地位一向很高，但二号人物为什么是少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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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聊到政治局常委的排名。

为什么一向地位很高的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排名却在刘少奇之后？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都比较疑惑，周总理的地位确实很高，而且一直都是身居高位。

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他当时在法国巴黎组建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是我们党在旅欧支部领导人。

他还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领导革命队伍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是最高军事负责人。

很多人是因为接触了他，才对我们党产生了信任，有的甚至因为他而加入我们的党。

周总理如此高的地位，为何在选接班人上，不是周总理而是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的排名为何在周总理之前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排名模型，供大家参考。

一个领导人是一个党派或一个国家的灵魂，这个领导人的水平往往决定了这个党派或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那么如何来评判这个领导人的能力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六边形模型。

这个六边形模型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理论、功劳、资历六个方面。

这六个方面的综合评判将决定一个领导人所处的位置，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六个维度。

政治是首要因素，这个因素决定了党派的路线方针，不过大多数人对政治不太了解，或是了解得不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政治水平的高低不是体现在大是大非上，大是大非上看不出政治水平，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

比如对待外来侵略的态度，只可能有坚决抵抗彻底消灭的政治态度，不可能还有别的态度，因此真正体现政治水平是在具体的事情上。

举个例子，班级组织旅游，出行就要涉及到费用，是包车前往？还是走路前往？还是坐地铁前往？如果班级是低年级学生，如何考虑安全问题？在出行的交通工具上，包车最方便，但是费用最高，而有些学生的家庭条件不好，可能会抱怨收费太高，而有些学生的家庭不愿意孩子受苦，所以肯定不愿意走路或坐地铁，这就是考验政治水平的时候。是以安全为由说服家庭条件不好的父母接受费用？还是以团结互帮为由说服家庭条件好的父母承担条件不好家庭的一部分费用？或是自掏腰包来补足车费？哪种方式最好，让旅游这件事情大家都愿意接受，而且还变得很有意义，这就是一个人的政治水平。

政治除了要有态度，还要有方法和预见性和洞察力，要知道一项政策制定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阻力？能不能施行？最后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这项政策不能使所有人受益，那么受益的人是哪些人？不受益的人又是哪些人？有没有人会钻漏洞？有没有补救措施等等，这些都是体现政治水平的地方。

军事就是有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能不能在逆境中带领队伍打胜仗，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有没有军事才能，能不能打仗。

经济就是懂不懂经济规律，能不能让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繁荣富强，落到实处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买得起房，人人安居乐业，个个吃穿不愁。

理论就是有没有自己一套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理论，有没有什么治党治国治军的著作，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须要有理论研究，而且理论要有前瞻性，能够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减少实践反过来修正理论的频率，这样才能带领大家少走弯路，降低试错成本，理论系统化才能让政策广泛实施，让实践有理论支撑，没有深厚的理论研究，显然很难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

功劳的意义不用赘述，如果你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凭什么要你担任重要的职位呢？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大的贡献，没有功劳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资历也是一项重要因素，时间积累下来的成果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要素。

举个例子，现在有两个人有条件晋升，一个从南昌起义那一刻开始就一直跟着干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种大小战役都参加过，但是没有立过显赫战功。

另一个是解放战争中率领部队投诚的人，起义部队有一个团的兵力，带着美械装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减少了我们的战斗伤亡，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实力，为其他国民党军队做了表率。

面对这两个人，你会优先考虑谁呢？

我们会优先考虑第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跟着队伍革命到现在，他对革命的忠诚已经在经历的磨难中得到证明，即使他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依然值得信任。

投诚过来的人我们当然欢迎，也会给予相应的职位，但是不可能一下给一个关键岗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对方是真潜伏还是假投诚，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战友负责。

因此资历其实衡量了一个人的忠诚度，对于我们来说，忠诚度更重要。

今天很多老板喜欢空投外来的高管，这实际上是降低整个团队战斗力的做法。

六边形模型可以相对客观地衡量一个领导人，避免主观臆断，而这六大因素又有权重值，并且这个权重值会随历史阶段发生变化。

六个因素中，政治和理论的权重相对稳定，功劳和资历的权重会逐渐增加，但是这两个因素不是决定因素，因此权重不会超过一定范围，变化比较大的是军事和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前，军事因素权重会高于经济因素，因为当时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因素权重会高于军事因素，毕竟不用打仗了，那就要想办法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过好，我们建立的政权不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六大因素介绍完了，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排名在周总理之前，也就是二号人物为什么是少奇同志，而不是周总理。

一号人物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老人家属于全才型，以上各方面都是满边的存在，二号人物则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二号人物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

不过，我们这里简单地提一下，很多人认为老人家是从遵义会议之后就成为一号人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时，老人家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当时政治局常委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前三人作为书记处书记，分别担任党、政、军主要职务，在遵义会议上，他们分别作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而老人家只是增选的常委。

遵义会议的决定并不是由老人家来领导红军，而是周总理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政治，老人家只是辅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

直到1935年3月17日，我们在贵州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时，老人家才实际上有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当时周总理依然是“三人团”的团长。

那时候老人家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号人物，之后还经历了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和王明领导的武汉长江局，也是相当于另一个中央，与延安分庭抗礼。

直到1938年9月29日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彻底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老人家的政治军事思想才得以真正确立，从那时候开始，老人家才算真正成为一号人物。

翻看历史不难发现，像张国焘和王明除了资历方面，其他五项均无建树。

张国焘参加了一大，当选为中央局成员。

王明流苏学习，有共产国际的背景。

最终一个当了叛徒，一个让红军被迫长征，他们最终成了历史上的丑角。

一号人物了解之后，回到二号人物上来。

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二号人物是朱总司令，不是周总理，也不是少奇同志。

朱总司令之所以是二号人物，因为他对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贡献来自于为革命队伍保存了火种。

南昌起义中朱总司令，但当时他不是核心领导，总指挥前委书记是周总理，前委委员里面有张国焘、李立三、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

他分配到的任务是负责拖住敌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部队，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不到五百人。

南昌起义之后，遭到国民党的疯狂进攻，部队伤亡惨重。

起义部队南下时，朱总司令担负起先遣队的任务，借着他与滇军的旧谊让滇军让路。

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由周总理、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地区，朱德负责的任务是为主力部队断后，留守当地阻击敌人。

最终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受重创，部队领导人分头隐蔽分散撤离。

此时朱总司令带领的部队只剩两千多人，干部更是所剩无几。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只剩下朱德，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有些干部在战斗中牺牲，有些则是失去信心离开了部队。

面对这样一支打残打散的部队，有人提出解散走人，但朱总司令坚决不同意，带领部队继续坚持战斗。

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他带领这支最后仅剩800多人的部队，上井冈山与老人家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朱总司令的部队带去了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和一些步枪，增强了红军的实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依托这支部队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老人家后来创办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不断壮大红军。

朱总司令为革命保留了火种，从朱总司令率领的这支部队走出来的有两位元帅林彪和陈毅，一位大将粟裕。由此奠定了后来其二号人物的地位。

朱总司令在政治、军事、功劳和资历上成为二号人物当之无愧。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二号人物为什么由朱总司令变成了少奇同志，而不是周总理呢？

打仗打的不仅是军事，还有经济，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因为粮草不济而失败的战争比比皆是。

如果战士经常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没有武器作战，上战场拿根烧火棍，谁还愿意待在这样的部队里，这样的部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

因此，打仗打的是经济，打的是钱粮，如何保障部队的给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打仗的钱粮从何而来，只能从农民那里来，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来，而我们打推翻三座大山的目的也是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对于农民来说，谁能解决好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1947年7月，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一年的7月至9月，少奇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开了2个月，这么长时间的会议，专门讨论土地问题，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这次会议指出全国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并且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

彻底到什么程度呢？

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

你家里有多少人，那就有多少份土地。

不仅有了纲领性文件，还有执行的机构，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作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这是我们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推动了新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这个土改会议的结果如何呢？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参军支援前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样一来，我们打仗不仅有了钱粮，还有兵源，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这也为少奇同志后来成为二号人物打下了群众基础，农民对给他们分了土地的少奇同志当然拥护，而少奇同志对革命的贡献也在于此。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革命任务从军事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因此评判领导人的标准也随之变化，经济的权重增加，军事的权重降低，少奇同志在经济方面的工作增加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度。

现在我们来对比周总理和少奇同志，为什么少奇同志的排名会超过周总理。

根据我们之前提供的六边形模型来看，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理论、功劳、资历进行综合评判。

在政治上，周总理和少奇同志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功劳上，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对革命都有很大的功劳。

长征之前，老人家原本没有随红军主力转移，而是打算留在江西与敌人继续斗争，是周总理与老人家谈了一夜，最终说服了老人家，才跟着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没有老人家跟着一起长征，我们的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或未可知。在革命危难时候力挺老人家，并且为了革命胜利，愿意让贤，愿意辅助老人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主持的外交工作，对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作出了巨大贡献。

少奇同志的功劳主要体现在解放区的土改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工作中。1950年6月14日，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战后恢复经济有着积极意义。

在资历上，周总理和少奇同志都是早期就加入我们党，并且组织和领导了早期的各种工人运动，都是老资历。

两人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军事和理论上出现了差异。

在经济上，少奇同志在经济上更偏向于制定者的位置，而周总理偏向于执行者的位置。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方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主体采用的是少奇同志的思想，老人家在其中做了升华。

周总理则主要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执行协调改进等方面，因此在经济这条边上，少奇同志略胜一筹。

在军事上，周总理和少奇同志都不是他们的强项。

周总理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军事才能胜过少奇同志，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南昌起义他是核心领导者之一，长征途中他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随着老人家对革命的领导，周总理更多在辅助老人家的决策层面，因此在后期在军事方面直接负责的情况较少。

同样少奇同志也少有直接负责军事指挥的情况，不过他领导了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同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理论上，相对而言，少奇同志在这方面的理论著作更多一些。

少奇同志除了之前我们的提到的土改报告之外，还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等著作，属于比较重要的理论建设。

周总理同样也有不少理论著作，比如《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