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病逝，因为他并没有留下子嗣，就只能从他的弟弟们中选一个来继承皇位了，哲宗皇帝的父亲是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共有14个儿子，老大到老五以及老七、老八、老十这八个儿子全都生下来就夭折了，还剩下六个。哲宗皇帝是老六，也是活下来的这六个皇子中最年长的，所以，神宗皇帝死了后就由哲宗皇帝继承皇位。现在哲宗皇帝死的突然，他又没有儿子，那到底该选哪一个弟弟来继承皇位呢？

神宗的皇后向氏是当时的太后，既然儿子死了，而国又不可一日无君，他在选择继位皇帝的这件事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向太后并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子，包括哲宗在内的其他皇子都是神宗皇帝其他嫔妃所生，在她看来，由哪一个皇子来继承大统都是无所谓的。

于是她隔着帘子召见大臣问道：“诸位爱卿，大行皇帝驾崩，他没有留下子嗣，应该有他哪个弟弟来继承皇位呢？” 这时候有一个大臣站出来，阴差阳错说错了话，无意中竟然帮了宋徽宗的大忙，这个人就是宰相章惇。

章惇年轻的时候和我们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这两个人出去游山玩水，走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溪边，溪上有一座独木桥，对面是悬崖峭壁，章惇就对苏轼说，子瞻兄，咱俩文采这么好，去对面峭壁上题诗一首怎么样？苏轼说，子厚兄，这太危险了，我可不敢去。然后章惇若无其事地拽着老藤，荡秋千似的就来到峭壁跟前，大手一挥，写下六个大字“苏轼章惇游此”，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到此一游。然后苏轼撇了一眼章惇说，但愿你今后不要掌权，因为你要是做了官，那肯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章惇问苏轼为什么这么说，苏轼回答，你连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又怎么会在意别人的死活呢。

果然被苏轼言中，章惇在哲宗朝做了宰相，凡是跟他意见不和的人都被驱逐出朝廷，党同伐异的手段用到了极致，还把当年的老朋友苏轼一贬再贬，最后一直流放到了海南去。

向太后问大臣们，哪个皇子可以继承大统啊？宰相章惇首先发言，他说“母以子贵,应立先帝同母弟简王。”向太后听了这句话可就不高兴了，因为哲宗皇帝本来就是朱太妃所生，如果在把朱太妃生的简王立为皇帝，她的地位抬起来了，把哀家置于何地？她反问章惇“宰相你啥意思啊，这六个皇子，难道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

章惇也后悔，他刚才说的太鲁莽了，于是他又说道：“按照长幼之序,当立九子申王”，因为剩下的这位皇子中申王是最年长的。但这话一说出，引得朝堂哄然大笑。因为申王是个瞎子，他怎么可以做皇帝？所以这事根本就不用讨论。

再往下的话,就该十一子端王了，于是章惇马上后悔自己刚才说“长幼之序”的那句话，因为这个端王就知道写诗作画，整天与名妓勾搭在一起，这种人怎么可以做皇帝呢？

果然，向太后隔着帘子问：“按照长幼原则，下一个就该端王了吧。”

这时候不知道章惇脑子发热还是怎么了，他不顾君臣之礼，大声喊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就因为这一句话，导致了他后来的悲惨命运。

太后听了这话十分生气，心想，你想立谁就立谁啊，连君臣之礼都忘了，你越是反对的人，我偏要立他。

有一个人对宰相的位置觊觎已久，他就是枢密使曾布，他心想，你章惇都做了六年宰相了，如果皇帝再由你选出来，我什么时候才能登上相位呀？于是他跳出来指责章惇，说他“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

给章惇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于是章惇再也没法说话了。太后最后说:“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于是太后就决定了，就让端王继承大统，即刻招他入宫继位，就在哲宗皇帝的灵柩前举行登基仪式，他就是宋徽宗，北宋的大好河山最后就是断送在他的手里。

​章惇作为一代奸相，只因为头脑发热说错了话，反而“帮忙”宋徽宗做了皇帝，你想，他曾经说过“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样的话，现在端王真的做了皇帝，还有她的好下场吗？最后的结果是章惇被新皇帝一贬再贬，十分凄惨的死在了外地。

因“靖康之乱”被掳往北国的宋徽宗是怎样当上皇帝的呢？

宋徽宗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皇帝，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才华出众，宋徽宗是非常厉害的书画家，绘画水平很高，堪称大师级的人物，同时他还独创一种字体‘’瘦金体‘’。如果不是因为皇帝这个名号拖累了他，也许他的艺术成就更高。但让他闻名天下的却是‘’靖康之变‘’这一历史。

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按说皇帝之位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很小的时候被封为遂宁王，后改封为端王。爱玩是他的天性，涂鸦、蹴鞠、玩石头就是他的爱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纨绔子弟，因此他也成就了高俅这样的人，高俅是个蹴鞠高手，深得端王赵佶的喜爱，留在身边陪她玩，赵佶做了皇帝后，高俅也跟着沾光啦。做王爷的赵佶每天也是过得悠哉悠哉，不亦乐乎。

父皇宋神宗去世后，继位的是哥哥宋哲宗赵煦，可宋哲宗皇帝没当几年，二十来岁，年纪轻轻就驾鹤西去了，去世时也没有留下子嗣，皇位该由谁来继承呢？

端王赵佶贪玩轻佻，肯定不是皇位继承人的最佳人选，何况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缺乏皇帝应有的威严。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后，对于让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北宋朝廷上下争论不休，宰相章惇集团提出的人选是简王赵似和申王赵佖，这两个人选提得按说是合情合理，有章有节。没想到的是，这一提议被宋神宗的向皇后极力反对，同时她提出了让端王赵佶继位的想法，宰相章惇虽毫不客气的指出端王赵佶的“轻佻‘’，说他不适合君临天下。无奈曾布、蔡卞等人力挺向皇后，向皇后还搬出宋神宗说的话：‘’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章惇等人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端王赵佶顺利继位，即宋徽宗。

宋徽宗为什么能够得到向皇后（向太后）的力挺呢？他怎么会在宋神宗那么多儿子中胜出呢？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承认赵佶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才俊青年。赵佶从小就聪明伶俐，处事老道，又很有才华。有句话叫‘’自古才俊多风流‘’，在诗词歌赋的熏陶下，赵佶更会哄女人欢心。赵佶有事没事跑去看看向太后，送些小礼物，说些好听的话，深得向太后的喜爱。宋哲宗去世后，向太后自然第一时间想到他，因此她不顾众人反对力挺赵佶。应该说赵佶能继承皇位，起决定作用的人就是向太后。

如果赵佶登上皇位后，能励精图治，重用贤臣，收敛一下自己贪玩的天性。放下自己的所谓艺术，认真治理国家，也不是没有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可宋徽宗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变本加厉的玩，还重用蔡京等迎奉小人。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利用皇权，到民间搜刮奇珍异宝，以至于荒废朝政。宋徽宗的不作为，换来的是惨不忍睹的‘’靖康之耻‘’，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宋徽宗被掳后，在痛苦忧郁中客死他乡，落得个亡国之君的骂名。

一直以来对于宋徽宗赵佶的评价，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做皇帝的失败，二是对艺术的贡献。对于这样的评价，也是非常公正的，宋徽宗是个很有作为的艺术家，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当然我们也无法过多的去责怪谁，赵佶做皇帝，也不一定是他的初衷。本来赵佶只想做他自由自在的王爷，可万恶的封建专权制度非要把他推上皇位，赵佶也是被逼无奈。

宋徽宗是怎样做皇帝的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画皇帝，他作为书画家是极其成功的，可作为皇帝却是极其失职的。崇宁之后，他排斥正直之士，肆意打击“元祐党人”，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等大批奸佞小人，奢华好物，怠弃朝政，最终造成了北宋王朝的灭亡。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赵煦去世。由于宋哲宗无子，兄终弟及，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他就是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徽宗。在赵佶继承皇位之前，变法派后期领袖、宰相章惇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建中靖国年间的宋徽宗的确曾经是想要励精图治，并不是后来的样子。这一阶段，他平反冤狱，窜逐奸佞；选贤任能，惟才是举；广开言路，察纳雅言；无偏无党，反对党争，大有中兴之主的气象。特别是在御人之道上，他前逐宵小，后纳忠直，将以大惇小惇（章惇、安惇）、大蔡小蔡（蔡京、蔡卞）为代表的臭名昭著、心怀叵测的一大批奸佞之辈赶出了朝堂，引进了韩忠彦、李清臣、黄履等一批正直之士，还为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大防等33人恢复了名誉。可这个“小元祐”的局面并没有保持多少时间，北宋的政局就开始向倾覆的边缘滑去了。其标志就是大奸蔡京的复出。蔡京这次复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右相曾布出于反对左相韩忠彦的政治需要，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宋徽宗对于蔡京的好感和利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看准了宋徽宗已经坐稳了皇位，意图有所“作为”的心意，首创绍述宋神宗功业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尚书右丞温益的支持，并为宋徽宗所欣然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中立政策，改为崇法熙宁之政。宋徽宗需要借重蔡京的才干和行政能力，以及他作为“变法派”的出身，来一改元祐之政。于是，半年多的时间内，蔡京从被贬谪之地回到了朝廷的中枢，并一跃而成为了宰相，再过半年，蔡京更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首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蔡京升任首相后，立即在宋徽宗的授意下，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开始了打压元祐党人，变更元祐条法的所谓“崇宁变法”。首先，仿照熙宁年间设置三司条例司的体例，在尚书省设置讲议司，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崇宁三年，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年）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其次，利用讲议司作为党同伐异、打击异己的工具。其标志和最大的功业便是树立“元祐党人碑”。崇宁元年九月，经过宋徽宗的同意，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位元祐及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官员登记为元祐奸党，由宋徽宗御笔亲书刻石于端礼门。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通过详定元祐党籍，正直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一举把持朝政。以蔡京为首的这个奸邪小人的集团，被时人称为“六贼”，内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其中蔡京和王黼先后任过首相或太师、太傅，总领朝政，他们把持中枢，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勔、李彦为爪牙，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逢迎宋徽宗的心意，无恶不作。一方面，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营造艮岳，大兴“花石纲”。一方面，在朝中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在地方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但即使如此，宋徽宗对蔡京仍然隆恩深重。其间，蔡京也曾遭弹罢相，但很快就又复相。但是无论徽宗对蔡京如何信任，他们的关系也是君臣，蔡京仍然是皇帝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至高无上的权利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对臣僚可以任由兴废，任意升降。蔡京既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更没有反抗的能力。在统治核心决策层搞平衡，任用政见不同或不同派别的人同时或轮流执政互相牵制，是历代统治者巩固政权皇权的政治策略和有效经验。宋徽宗也是如此。他的御人之道便是对大臣今日用，明日免，即使蔡京也不过是他的工具罢了。但正是因为宋徽宗对蔡京的强有力支持，才会使蔡京有恃无恐。所以，宋徽宗失政和蔡京有很大关系，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他并不一定起决定性作用。对北宋亡国，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还是宋徽宗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