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文豪，基本上每个人都读过他的文章，也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而且现在鲁迅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网红”。不过鲁迅的经历也并非是每一件事情都为人所熟知，比如，鲁迅曾经和自己的弟弟周作人绝交，而且一直都没有任何来往，这究竟是为什么?他们兄弟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还从未有兄弟翻脸这么一件小事，竟然如此劳师动众，引发如此旷日持久的争论，布满如此云蒸雾绕的疑窦，并竟悄然改换了中国现代文坛的某些质色。

这，当然就是著名的二周兄弟决裂事件。二周的恩断义绝，实不只是家庭撕逼的小事而已，他们是当时文坛的两大领袖，分别被追随者捧为思想界左、右两端的宗主，不过分地讲，他们的分道扬镳，也是潜在地、预示着、并激化了此际及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态势。

也可以说，鲁迅、周作人这哥俩在1924年前后突然的、蹊跷的失和， “兄弟阋于墙” ，是中国现代文坛、思想界至为沉痛的一页，神仙打架，凡间骚动，往往不只是热闹一番而已，不只是八卦旧闻而已，更多的是一道永难抹除的伤痕印记。史书只是轻轻翻过了这一页，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却远不是可以容易挨过的。

关于此事件的经过，本题下回答的朋友已经陈述的很详细，所以我不再多赘语，直接把百年来的各种流言作出归纳，依据原始材料，列出二周绝交原因的五大说法，详其该详，略其应略，力求客观评述。只是，不好意思，可能会说的有点长。

一，意图不轨说

这个说法是流传最广的传闻，也是对鲁迅光辉形象消解甚至是重创最厉的一种。

这种说法认为，二周失和，可能是众多原因导致，也可能是很多矛盾累积的突然爆发，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或者是导火索，是鲁迅对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意图不轨“。

事件发生的1924年，鲁迅44岁，正值中年。他虽然很早结婚，但是和原配夫人朱安女士毫无感情，只是为了应付母亲催婚而结，称是”母亲娶儿媳妇“，和妻子多年的交流只限于饭点到时一声“嗯”的回复，从日记上看似乎也从未同房，有名无实，无性婚姻。而鲁迅对于男女关系素来洁身自好，像同事胡适之等人动不动吃花酒的举动从未有过，所以20多年来鲁迅其实都是孤寡度日，处在禁欲压抑状态。

而鲁迅结识许广平要远至于1923年冬天，1926年开始有恋情，1927年10月8日开始同居。所以鲁迅的好友郁达夫在文章中公然说鲁迅在性欲上一直处于苦闷状态，以至于北京的大冬天，都不穿棉裤，好抑制住性欲;这一点，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有表露，认为正常年龄得不到性满足的人，心理多少会有些变态吧。以上这些背景，导致鲁迅对弟媳的不轨说，历来成为一种”自由心证”的心理推断旁证，对鲁迅的洗冤极其不利。

即便是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统一，我自己归纳下，可以看到四种：

1，“调戏”说。此说主要来自二周共同的朋友张凤举。他也是1924年6月24日兄弟在家中动手的三个见证外人之一。表述的意思是说羽太信子哭诉鲁迅对她“不敬”，“不正经”。张本人没有形成文字，而源于郁达夫1938年写的《回忆鲁迅》一文：“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2，“听窗说”。所谓听窗，就是偷听房事之意，此说法来自章廷谦，他是当日兄弟搏斗的另一外见证人之一。他在1975年的谈话记录中这样表述，“周作人老婆还对我说过，鲁迅在她们的卧室下听窗”。

3，偷窥沐浴说。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但我至今未见第一手材料，无法确认信息源从何而来。推测只是从其它原因中添油加醋而来。

4，私通说。这一说最石破天惊，近年来有跃居主流说法的态势，因为比较容易解释。此说认为鲁迅与羽太信子在日本时就是情侣，而后周作人晚到日本，鲁迅礼让，而周作人并不知情，导致他后来知道后怒不可歇。材料来自于民国学者千家驹。千过去留学日本，和二周朋友圈多有重合。

在1992年1月，晚年的千家驹发表题为《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一文，断言鲁迅居日时，与羽太信子就是同居关系，后来他回绍兴结婚，弟弟来日本时就把信子介绍了给他，1923年信子和鲁迅因家庭问题矛盾尖锐时，她就说出了这个底细，这也就是周作人在决裂信中说的“过去的事”。

千的论据，一者来自当年留日有知情的朋友圈，另一个则是文献考据，特别是鲁迅1912年日记中那些“寄羽太家信”等。后来，现代文学大佬王晓明在其名作《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也认可这一说法。

二，钱财纷争说

这一说法，从最平实的日常琐事入手，试图破解兄弟失和之谜。

当日鲁迅兄弟在北京工作时，并未分家，而是全家聚族而居，且由羽太信子掌管家务，二周的工资据说基本都上交给她作支出。

但是羽太信子在生活中并非真能勤俭持家过日子之人。据二周小弟弟周建人晚年的回忆录，信子讲究气派，架子甚大，挥金如土，各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作为大哥，又是实质上的单身汉，过着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又是极度爱护这个家族的，过去家庭中落，父祖早逝，他实际十多岁就开始当家，支撑整个家庭不至于四分五裂。为此，他不仅把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继续都赔了进去，时长还要借贷，以至于经常弄到半夜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这几乎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嗜好了。

这样，同在屋檐下，一时可忍，长期以往必然会有怨言生出。结果，很自然导致鲁迅和羽太信子矛盾重重。这一说法，得到二周母亲的认可(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郁达夫的旁证(《郁达夫《回忆鲁迅》)，还有周建人这一当事人的说辞(《鲁迅和周作人》)。

这种说法，当然是可信的，也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但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在于，这样的矛盾根本无法解释，周作人何以会突然翻脸、打人，也和他那封绝交信内容对不上。道理显而易见，若这是原因，错方当在周作人夫妇，何以他会勃然大怒，还这么振振有词?这是解释不通的。

三，《顺天时报》说

该说法来自二周的日本友人清水安三说法。他1922年即认识二周，交往颇密。1976年，他在日发表《我怀念鲁迅》一文，谈到了《顺天时报》事件，认为是兄弟失和导火索。

《顺天时报》实为日本外务省的宣传机关。鲁迅很蔑视这份报纸，曾称其是“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报纸，说这种报纸能在中国“跳梁”，原因在于“国人之不争气”。

据清水安三说法，1929年前后，周作人小女儿周若子因为盲肠溃烂，请日本医生山西忠孝大夫诊断，结果因误诊送命。当年，周作人在《顺天时报》上发表广告，指责山西忠孝大夫，结果激怒了大哥鲁迅。因为鲁迅一者讨厌该报，另外也和该医生交情不错，并不认为是误诊。

但是，这条说法，我自己认为没有确凿的根据。一者，广告的刊登时间是1929年11月，而兄弟失和是1923年末;二者，据我查证，清水安三的记忆也有错误，因为周作人 1929年11月30日刊登广告，可查题为《山本大夫误诊杀人》，而刊登的报纸，并非《顺天时报》，而是《世界日报》。而且读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朋友大概还有印象，他本人对《顺天时报》也是非常厌恶，认为是“岂有此理的可气”，他哪里会给这个报纸投广告呢?

四、惧内说

此说将兄弟失和原因的所有恶水，都泼向了作为一介女流的羽太信子。

该说主要来自二周弟弟周建人和与周家来往密切的俞芳文章。他们都是认为，羽太信子专横跋扈，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有意赶走鲁迅和周建人，独霸八道湾集体之家。而周作人素性懦弱，害怕她竭嘶底里症再发，言听计从，恣其挑唆。

这条说法，我意也是极为可能成立的，但是还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1，1923年之际，日本人在北京并无多大势力，何来”仗势“之说;2，关于信子其人，据其他接触者所述，也并非如此丑陋之人，比如文洁若等人回忆文章中说，信子并不想外传的那么凶神恶煞，反倒是挺和蔼可亲一妇人;3，最重要的，还是无法解释当日兄弟会爆发如此激烈的原因。

五，拆信说

此说来自鲁迅扶持的青年作家荆有麟，他也是《莽原》杂志的编辑者之一。据他自己说，鲁迅亲口告诉他，他们兄弟翻脸，是因为有一次有加速信件送到家，收信人写的是周作人，但是已经是晚上，周作人已睡下，鲁迅担心有急事，于是就拆开看了。

第二天早上，鲁迅交信给周作人时，周作人却突然摆起脸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讯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

这个说法，颇为传神，但是明显经不起推敲。我的意思，这个事情可能是存在的，但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兄弟翻脸的触因。他们兄弟两感情这么好，共渡危艰数十年，怎么可能因为这种小事而永不相见呢?

总结

以上，就是我所归纳的，二周兄弟失和的五大说法。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关于他们的事情，虽然涉嫌八卦，但因牵涉重大，所以勉为其难，做一澄清论述。

他们兄弟二人，本是现代文坛兄弟怡怡的典范。他们在家族败落，父祖突逝的时候，相互扶持，相互学习，共历人世的冷暖艰辛，有着非常感人的亲情。谁也没有想到，会横生枝节，戏剧性地分裂，在生命的后半生，动若参商，永不相见，至死没有和解。

但是，难兄难弟，血浓于水，岂会真的彻底忘情于江湖?鲁迅太懂自己的弟弟，他知道二弟有浓重的“日本情结”，在临终前，曾特意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暗示一旦日本入侵，不要妥协;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病逝，翌日，周作人在北大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并没请假，照常上课，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多小时里，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鲁迅的事。只是，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他黯然说道，“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学生柳存仁发现，周作人的脸色异常难看，并没有哭，也没有流眼泪，可眼圈是红的，脸面青白，仿佛凝上了一块铅似的，整个课堂一片肃静。

我想，所有生命的疑惑，所有恩怨的烟云，或许就存在于这片刻艰难的沉默之中，让人费解，又使人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