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强大的财政是支撑战局的关键，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无不是调用国家全部资源，而准备期长达十五年。所以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威武自强，上兵伐谋的大战略成果。

诸葛亮一伐中原时，曹叡命大将张郃帅马步精兵五万出长安，同时命大将军曹真总督关右诸军十几万，前后用兵者达二十万。二十万，什么概念？我们以司马懿征辽东来算。当初司马懿讨伐自立燕王的公孙渊，出兵四万人。而就这四万兵马，朝廷负责内务的大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行四万之众尚遭非议，动用二十万则不可想象。

诸葛亮撤军后，曹叡诏告天下，并特地发布到益州说：“自朕即位，三边无事（注，独诸葛亮那一边有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而（诸葛）亮驱略吏民，盗利祁山。…。。（诸葛）亮也小子，震惊朕师。”这段文字虽然是昭示皇恩，贬低西蜀以王化之，但行文之处不难看出，曹叡其实想境内安宁，可诸葛亮的北伐又确实是其心头之患，所以曹叡出兵抵抗非其所愿。也许大家会认为保家卫国不是有边疆大吏吗，而且军队数量远在蜀军之上，何必屡屡出动中央军？其实不行，这可通看《晋书。宗室传》。司马孚曾上表朝廷说：“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司马孚一语道破天机，其实是诸葛亮每次进攻关中，当地驻军抵抗不住，不得不调用中央军，这和张郃、司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叡还亲口对司马懿说陇西之局势，非卿不可当之。

因此，魏朝廷出兵抵抗诸葛亮北伐确实是国库开支的大头。

张郃一伐时救援人马是五万，二伐时达三万，而且天子曹叡也是屡出王师，第一次抵达长安，第二次驻守河南郡，可见诸葛亮对其威胁。而另一方面，王师屡出，耗费糜废！沿途跸道、驿站、行宫开支可谓铺张，而张郃人马的减少也可部分体现实际负担的沉重。

同样以司马懿四万人马征辽东而言，曹叡曾解释道：“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可见当时朝廷军费的捉襟见肘。曹叡征辽东是把宝压在了司马懿身上，但当四万人到辽东后，遭逢大雨，而且一时半刻没有军事成效，朝廷又有大臣认为朝廷开支拖不下去，应该诏还司马懿。朝廷内部意见如此反复不是单一历史现象，如果贯穿前后，可见诸葛亮北伐之作用的显现。从公元二三四年秋诸葛亮病死到公元二三八年春司马懿出长安征讨，相隔仅三年，当初动轨便发五万中央军加上十几万边军的朝廷连出四万兵还要反复讨论，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见曹魏的经济或朝廷财政收支在与诸葛亮的长期军事斗争中背上了沉重包袱。

三伐时，曹魏朝廷因种种因素（当然很大原因是因为经济因素，以下有论）未动中央军，结果边军雍州刺史郭淮便丢失了武都、阴平二郡，而诸葛亮也见好就收。

诸葛亮在四出祁山时，对于是否调动中央军，曹魏大臣中开始有意见了，认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还有的说建议先割“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但无论哪种意见，大臣都是反对朝廷动用中央军的，原因很简单，负担太重！可这次，皇帝一句也不采纳，再次抽调中央军增援前线。“前后遣兵增宣王（司马懿）军，又敕使护麦”。

在减轻朝廷负担时，司马孚的计划是“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这就是祭出兵屯的杀手锏！目的是以边军力量自给自足，而不动用中央财政。这时，关中大饥，司马懿也上表调冀州农丁移屯上邽。可此番计划，又被诸葛亮打破，不但丢了上邽左右的熟麦，而且损失近万人，那五千冀州农丁全部泡汤，而且粮食还被蜀军割了去。

曹魏西线战局愈加被动，战区已经陷入“关中连遭贼（诸葛亮的蜀军）寇，谷帛不足”（《晋书列传二十六卷》，同上）的局面。司马懿被迫严防死守，这时蜀汉大臣李平（即李严）因运粮不济，矫诏召回诸葛亮。暂缓了国家危机。

最后一次，诸葛亮将军队推到距长安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的河滩平原——五丈原，诸葛亮招呼东吴出兵策应并致信给东吴丞相顾雍谈五丈原地势，其处河滨之上，地势平坦可屯田（语出《水注经·渭水》），也采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国当地百姓，利用魏国土地联合屯田，准备持久战。这一对魏作战新思路让曹叡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诏不让魏军出战，司马懿也是深谙圣意，和诸葛亮对峙于渭水，同时在一次外交来使的洽谈中得知诸葛亮“食少事繁”，认为诸葛亮“不能久”。于是坚定了死守之心，哪怕受妇人巾帼。

秋，天薄蜀汉，诸葛亮果死，曹魏去一心腹大患！蜀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终止北伐，只到姜维掌权。

诸葛亮死后，曹魏君臣全部长舒一口气，三个月后曹叡大修宫室，开始了后半生的骄奢的生活。

其实当初曹操给曹魏留下了充足的军需，当他推行屯田制，效果明显，“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晋书食货志》，下同），在平定袁氏后，能做到征收田租和户绢“藏强赋弱”。可到了文帝曹丕时，物价开始飞涨，黄初二年，曹丕便因为谷子价格贵，罢除了五铢钱（汉币），竟然倒退到“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也就是以货易货的状态，这表明国家金融彻底失去信誉。

明帝曹叡时物价继续攀升，而且由于以货易货的状态时间长久，人间巧伪渐多：有人把谷子泡水，再来换布匹赚黑心利润，而卖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绢来卖换当年的谷，可见国家经济混乱的地步！也就是说即金融失控后，国家经济秩序也彻底混乱！曹叡被迫进行市场整顿，可结果却无效，“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国家经济继续失控。加上“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为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也就是全部有资格上朝的大臣来严肃的探讨国家经济问题）决定是否重新启用五铢钱。以上的反复原因很简单，因为“于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这“戎车岁动”表明了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经济带来的重创。

将曹魏的经济的受搓完全归于诸葛亮北伐的功劳似乎牵强，但吴蜀两国频繁袭扰，确实给曹魏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相反，诸葛亮理政时期，蜀汉的经济状况却好于曹魏和东吴。

诸葛亮将蜀锦出口（对魏、吴、越南、罗马出口）作为军费来源大头，而蜀锦的生产却是国营，不累及百姓。同时他还大力发展盐铁业，将武器装备精良化，步兵、弩兵战斗力独步三国，也因此有了决敌之资。而诸葛亮在传统赋税大项如田租、口算、更赋类未见有增加，因此没有激起民变，缓和了阶级冲突。而当初，曹操征关中马超，导致河间苏伯、田银起义，引发幽、冀州响应；征汉中时，南阳百姓因为摊派的徭役太重而宛城及其周围大别山山区、郡县起义等。这类情况在诸葛亮时期却没有出现。

因此，从经济发面，弱小的蜀汉以威武自强的姿态对曹魏关中经济区实行了毁灭性打击，迫使曹真、司马懿盲动灭蜀计划覆灭。关中经济区是曹魏传统经济强区，一旦关中受累，则动发全身，最终放缓了曹魏全国经济复苏的走势，诸葛亮北伐实是上兵伐谋之策。

诸葛亮死后，蜀汉一度自守，使曹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屯田恢复国力，终于至正始年间实现了经济复苏，在淮南经济区一带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军事集结以及战时军需生产的集中地，为统一天下奠定了物资基础。但就在这时，“高平陵政变”引发了“淮南三叛”，曹魏统一步调再次受阻。

注：“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出自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