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策划和指挥者。但是在1945年裕仁天皇发布无条件投降书后，他却免除了战争审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想要有效的控制日本，所以决定对裕仁天皇不予起诉和逮捕。所以裕仁天皇战后还活了44年，当然这其中的事情也没这么简单，下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下裕仁天皇所犯下的罪行，还有他应该负起的战争责任。

70年多前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气势汹汹地杀向南京，一路上留下的是废墟和中国人的尸体。有一个二战最大的战犯，从来没有受到审判，他就是整个日本帝国的最高掌权者——裕仁天皇。

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与美国做了交易，以保留日本天皇制为代价实现所谓“无条件投降”，裕仁天皇也因此得到了庇护，逃过了东京审判。二战后，裕仁天皇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爱好和平的老人。然而，无论国际海事日本国内，对于裕仁天皇应该接受战争罪行审判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笔者依据全球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美国拉各斯大学教授李培德在《日本战争罪行：为了追求历史的正义》(Japanese War Crimes：the Search for Justice》)中的论述，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整理出此文，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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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木希典对裕仁天皇的训练

在裕仁的早年，他受到了乃木希典大将的巨大影响。乃木希典是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他教导年幼的裕仁，要求他勤俭，耐心，有男子汉气概，在困境中锻炼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乃木希典对理想君主的设想中，尽责和尚武同样重要。乃木对裕仁的训练非常严格：每天四个小时的晨练，接着用午餐——裕仁通常一个人吃西餐，喝一杯牛奶;下午再进行四个小时礼仪训练，接着进行身体锻炼和军事技能训练。

乃木希典

在乃木的教导下，裕仁很早就认识到他身体的孱弱——他需要通过勤奋的锻炼来克服它。尽管裕仁离乃木心中的理想君主形象相差很远，但他仍以巨大的热忱对待裕仁。乃木在听到明治天皇驾崩的消息后，和裕仁见了面，长谈了3个小时。乃木希典询问裕仁在自己担任校长的学校里学到的所有东西。在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中，裕仁始终不动声色地坐着，生怕产生烦躁情绪让他的老师失望。谈话结束后，乃木和他的妻子双双切腹自杀，为大正天皇殉葬。消息传出后，在裕仁天皇的三个兄弟中，唯独裕仁情绪失控，流下眼泪，不能说话，并且无法停止哭泣，事实上他被训练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帝王不能表现出任何情绪。

乃木希典对于裕仁天皇的帝王之术的培养是因人制宜的，极具实用性的。经过乃木希典的训练和裕仁自己的摸索，他将帝王之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他知道自己应该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不应该说话。他实际上比绝大多数人认为的要聪明得多，精明得多，有精力得多，在他统治的最初22年(1924-1945)里，他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无论何时他面临选择时，都不是软弱无力的。他的亲信深深了解他一举一动的真正意义。

裕仁行事的第一要务就是保住皇位和统治权，就这点而言，他绝对是一个成功者。与希特勒刺耳的声音，外向的、丰富有力的语言表达和善于表演的能力相反，裕仁是羞涩的、局促的和内向的，在日本投降前，几乎从不公开露面和发表演说。他缺少一个伟岸的仪表，他身材矮小，有轻微的驼背，声音尖利，没有出色的智力和想象力，以至于他的亲信时刻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怕他能否承受帝王的辛劳。喜欢穿厚底鞋的裕仁天皇，不善社交，看起来缺乏安全感，以至于他1921年准备出国旅行的时候，诸多亲信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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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的“模糊表态统治术”

为了保存和保护天皇的皇位被敌人攻击，天皇被塑造成不会犯下任何罪行，也不能犯下任何罪行。裕仁天皇被他的顾问们“限制”，限制他用直率的方式表达观点，即使他在很多问题上有明确甚至强烈的观点，因此裕仁天皇几乎从来不向他的顾问以外的小圈子透露任何信息。

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少说话，总是做出最高领袖的姿态，总是把真实想法隐藏在不动声色的脸色后面，让裕仁天皇的一切决策变得“模糊”，这其中自然包括裕仁天皇参与战争的决策。不过，裕仁天皇的权术让他的亲信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解读他的“模糊”实际上却是明确无比的信息。因为裕仁天皇有着日本宪法赋予他的无限权力，所以他的任何一个心思，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暗示，都将成为日本政府某些重要决定做出的依据。

裕仁天皇一直在用微妙的方式使用权力，他可以用委婉的语言表达建议、警告、质疑，或者用意味深长的沉默表示反对。事实上，他的绝对权力使他可以通过很简单的一句疑问让他的内阁总辞，如果他看似不经意地问首相一句，首相，你认为总辞会有什么影响吗?这一时刻，他的首相和内阁都会认为他们已经被解职了。毫无疑问，首相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辞呈。

皇姑屯时间日军拍摄的爆炸瞬间

这是有实例的。日本军人在皇姑屯密谋杀害张作霖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两次面见裕仁天皇，由于前后说法不一致——田中一开始和裕仁报告皇姑屯事件经过时，说是日本军人干的，并拍着胸脯保证严惩河本大作等日本军队的凶手，第二次田中却因为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改变说法，说是南方革命军干的。裕仁天皇对着田中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表态，只是在田中第二次见他之后，等田中走后，对自己的侍卫长铃木贯太郎随口说了一句，田中前言不搭后语，见着他就烦。铃木把天皇的原话原封不动地转给了田中，田中被吓傻了，立即内阁总辞职，很快就死了。日本人历来都有说法，说田中义一是被裕仁天皇吓死的。

第二个例子，在决定执行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御前会议中，裕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引用了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一句著名的俳句，说：“我视四海为兄弟，为何波涛如此汹涌?”然后让他的官员们和顾问们去思考他真正的想法。他忠诚的官员们，很快理解了他的明确意图，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

不过，也有例外。太平洋初期的巨大军事胜利，让裕仁兴高采烈得忘记了乃木希典的言传声教。从1938年1月到1941年12月，裕仁召集了八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争计划。这还不包括幕后无数次的小型会议。裕仁对日本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是热情洋溢的，在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里这样描述裕仁得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时的喜悦：天皇笑得像一个孩子。“战争果实，”他说，“几乎过于迅速地吞进了我们嘴中，爪哇前线的敌人在万隆宣布投降，现在我们的军队与荷属东印度敌军部队正在进行投降谈判，泗水的敌人已经投降了，缅甸前线的敌人已经放弃了仰光。”他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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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第一，裕仁是日本战时的最高统帅，日本发动二战是他批准的。裕仁天皇在当政后，一直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日本宪法赋予他的，裕仁绝不是某些人宣称的那样的是一个纯粹的傀儡首领。

1889年日本国宪法宣称，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圣的继承者，由男性继任，政府根据这个原则服从天皇的领导，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帝国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天皇有陆军和海军的最高领导权;天皇掌握帝国陆军和海军，确保和平;天皇有宣战权、媾和权和签署条约的权力;天皇还拥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颁布天皇饬令取代法律、任免和罢免国家大臣和其他官员的权力;政府官员要发誓对天皇忠诚，必须服从和尊重天皇的意愿。日本发动和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决策，都是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得到裕仁首肯的。

所以，裕仁才真正是日本发动二战的最大战犯。对这一点裕仁天皇自己也承认，他在1945年9月27日拜见麦克阿瑟将军时说：“我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义做的事。负有直接责任……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

第二，爱好海洋生物学、并且迷恋带病真菌、杆菌研究的裕仁天皇一直关注着日本细菌和化学的发展。日本细菌和毒气部队的发展，裕仁一直给予充足的经费保障。

1925年11月14日,摄政的裕仁发布敕令：“兹决定给予对从事化学武器研究实验、生产、检查及使用,有直接受其危害之虞的陆海军军人、军工以所规定的化学武器津贴。”津贴发放对象包括陆海军的相关研究所、兵工厂、军医学校、兽医学校、医疗品厂、陆军习志野学校和海军相模工厂等机构当中从事“有毒气体或蒸汽或炸药类”的化学武器研制的军人、军属、职工以及委托者、雇员、佣人。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建立、扩充和军事行动，都与裕仁密切相关。731部队是奉裕仁的敕令在1936年成立的。(另外一支化学和细菌战部队100部队，也是由裕仁直接发布敕令成立的。)1939年诺门坎事件后，731部队的首领石井四郎曾得到日本政府颁发的带有裕仁印玺的高级勋章，裕仁还通令嘉奖整个731部队。

1940年，裕仁又颁布新的敕令，责成石井将部队扩充到3000人，并将主要基地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的平房地区。石井四郎在1930年代至少获得了裕仁的两次召见，还请裕仁喝过一杯由尿液过滤出来的饮用水。731部队的秘密经费不需要日本国会批准，每年获得大约1500-2000万日元，甚至更多的经费，都是裕仁给开了绿灯，裕仁对日本细菌战和化学战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裕仁天皇密切关注着二战的进程，他不仅做出最高决策，而且直接指挥战役或者战斗。以南京保卫战前的中国战事作为例子。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裕仁天皇在8月15日任命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7日，裕仁召见松井，并与他详细商谈上海作战计划。9月4日，裕仁出席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发表讲话，致使日本国会追加了20亿日元的军费，这相当于当年日本政府年度总预算的75%。9月6日，裕仁以担心两个师团在上海陷入悲惨境地为名，增派三个师团和台湾守备队、四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11月5日，按照裕仁御前会议的指示，日本由三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组成的第10军，以及第16师团增援上海战场，以打破上海胶着局面。

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裕仁非常高兴，发布敕语：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合作，英勇奋战，果断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宣扬于世界。12月1日，裕仁亲自签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日军攻陷南京后，裕仁又发布敕语：我陆海军各部队继上海作战之后施行勇猛果敢之追击，迅速攻陷首都南京，朕对此深感满足，期将此旨传谕将士。裕仁还奖赏攻陷南京的日军官兵御酒一杯，香烟10根。

南京大屠杀的三大罪魁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回到东京后，很快被裕仁召见。裕仁赐御宴，并奖赏松井银花瓶一对，日元1000;柳川获得银杯一对，日元3000。松井和柳川很快都升了官，找到肥缺。裕仁的这些举动，对南京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裕仁天皇在战后没有受到审判，一方面是日本在投降前与美国秘密达成的保留日本天皇制的秘密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政府和军部高官的集体袒护。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一上台就对国内外宣传“天皇陛下没有战争责任”。日本皇族高松宫策划将英美舆论中的首要战犯“墨索里尼、希特勒、裕仁”的说法改变为“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于是东条英机就成为了裕仁的替罪羊。接受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们，心照不宣地把战争责任往东条英机身上推，要么往自己身上揽，总之要使裕仁脱罪。

然而，历史不容忘却，2000年12月12日，国际和平人士在东京设立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裁决裕仁犯下了“反人道罪名”，必须对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屠杀罪行负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