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6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3位新华社记者遗像，他们分别是李平、黄作梅、沈建图(由左至右)。

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四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的事，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个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于是，特务机关开始秘密探访，寻找在机场工作，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这个周驹二十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

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3月31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这回姓吴的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来，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不是愿意。

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整日吃喝嫖赌的“烂仔”，但这件事情的分量他心里还是知道的，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怕把周驹吓着，姓吴的又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行动，到时候，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对周驹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这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但毕竟事关性命，所以他当时还是没敢答应。当天晚上，姓吴的又来到周驹的住处软硬兼施地劝说，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下来 。

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由小特务时刻监视，以防意外。接着，姓吴的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就在美蒋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情报显示，美蒋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的估计，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暗杀代表团成员等。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敌人的破坏计划使人们为周总理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

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

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复信邓颖超:

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周恩来当然清楚，敌人暗杀阴谋的主要目标是他本人，从他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给邓颖超，“免得失落”这一举动来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按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将于4月11日上午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然后飞往雅加达。

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后，立即进行研究，制定了应对方案。

当日凌晨1点多钟，代表团派新华社香港分社潘德声来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经理的家里。

潘德声告诉印度经理:我深夜来见你，是因为刚刚接到消息，有人要阻挠中国代表团顺利前往雅加达，如果发生问题，后果将非常严重。潘德声要求印度航空公司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保障飞机和人员的安全。

印度经理起初对中方的提醒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克什米尔公主号”11日中午才抵达香港，而且按计划只在启德机场停留一小时零十分钟，也不在机场过夜，加油之后即可起飞，应该不会有谁胆大妄为，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破坏。

潘德声强调，机场的地勤人员里面，就有亲蒋反共分子，很难保证这些人不会从事破坏活动。潘德声坚持要求印航必须加强安全措施。

印度经理最后答应，他会亲自前往机场进行监视，派印度航空公司自己的机械师负责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安排专人押运行李，同时，对飞机的燃油、食品等进行监督。

有了印度经理的这番许诺，大家才略微放心一些。

1955年4月11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实施其罪恶计划的日子。上午11时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在当时是不错的飞机了。

据档案记载，这架飞机已经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一共有七个人，包括机长、副驾驶员、领航员、飞行工程师、飞行事务员、空中女服务员、机械师等。此时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

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关于周驹是如何将定时炸弹带进机场的，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甚至有人说周驹是将炸药装进牙膏里带进去的。

从解密档案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

据解密档案记载，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至于60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等云。当天，黄邓二人带周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黄的特务分子于12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联系善后工作(负责周离港等事)。但过后不久，邓、甘二人见情势恶化，而飞机爆炸也没有周总理受难，不能达到其原阴谋目的，邓、甘两人就没有与周联系，这时周的父亲周瑞维曾四处找其踪迹，但邓、甘已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八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一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按照事先跟印航商定的，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潘德声上前询问: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

印航经理答道:“OK!”

潘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

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

俩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的检查。开始办理登机手。

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三十几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景泰蓝等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从香港到雅加达的飞行时间是六个半小时，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

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解密档案中记载有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的事故调查报告，其中一部分是根据幸存的机组人员的回忆记录下来的飞机坠入大海那一瞬间的真实情景:

飞机于1955年4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4时25分从香港起飞。飞机上共有十一个乘客，并载有3780英加仑燃料和140英加仑滑油。当时起飞重量是98376磅，载荷分布适当，重心在25%平均空气动力弦。

这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新华社工作人员在烈士墓碑前凭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遇难人员。新华社发

飞机的机长贾塔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年资最老的和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他总共飞行了12300小时以上，其中4900小时是作为星座式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飞乘组的其他人员也是有经验的人员，个人都有他们专业的执照。

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

大约在9时23分，当飞机在良好天气下在18000英尺上空飞行时，飞机上发生了爆炸。三个生还的飞乘组组员都听见了这一爆炸，但是爆炸声是不是响得足以使机上的每个人都听见，这方面还有一些疑问。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当时正在客舱内睡觉，他是被爆炸所震醒的。他当时发现有烟从冷空气导管中喷出，怀疑后行李舱起了火。

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接近了机身。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估计机翼支持不了多久，因为金属在熔化中。

在下降时副驾驶狄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商量后，发出求救信号……飞机向左转弯，企图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女服务员把救生背心先发给所有乘客，然后发给飞乘组。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非常浓的黑烟进入飞乘舱，使强迫降落前一刻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

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想拉平飞机以便降落，飞机还是略为向右侧转，右翼冲到了海面……

在飞机坠落将及水面时，从窗口跃海的有六个人，我们三个是泅水七个小时登陆的，其余三个则不知存亡。三人后被印尼当地一村民救起。

对残骸进行检查揭示了肯定的证据，证明一个定时的凶残的机器曾在右翼轮舱内爆炸，这个机器的一些零件还卡在残骸内……

这是飞机爆炸、燃烧，并冲向大海那个瞬间的情景，如果没有生还者的话，那么这个瞬间恐怕就永远不为人知了。这里面有一句话值得回味:

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在生死悠关的时刻，我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能保持如此之镇静，确实令人敬佩。

当飞机在大海上折成数段，并沉入大海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同他们所为之牺牲的事业一样，永远地为人们所记忆，他们是:

石志昂 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黄作梅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李肇基 外交部情报司科员

沈建图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李炳衡(又名李平)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杜宏 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郝凤格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钟步云 总理司机

三名外籍人士是:

王明芳 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严斐德 奥地利记者

斯塔莱茨 波兰记者

生还的机械师曾告诉印尼交通部负责调查事件的官员，当飞机坠海后，曾看见一架英国SOUTHERLAND水陆两用飞机在上空盘旋，尽管生还者向其呼救，但飞机没有降落。后来英国方面曾解释，因为失事水域是印尼领海，所以飞机才没有降落。(摘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历史回顾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首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4月11日，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中国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当飞机飞到沙捞越西北海面时，飞机起火坠入海中，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周恩来总理原准备乘坐该机，因受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在仰光进行会晤，改变原计划未乘这架飞机。经调查，这是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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