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31日，已是深夜，而身在菊香书屋的毛主席却丝毫没有睡意。

伟人端坐在书桌前，案边则放着一份十分简短的报告。

“毛主席，现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工资制度已定，但郑位三的情况太过特殊，关于他的工资标准、还希望你给出建议。 ——周恩来 ”

看了一眼这份报告，毛主席若有所思，点燃一根香烟后、便转头凝视着窗外的夜景暗暗出神。

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待香烟燃尽，他这才伸手拿起了电话。

“喂，我就知道你还没有睡。”

电话那头正是周恩来。毛主席早就料想到了，身为国务院总理的这位老战友一心扑在工作上，这个时间肯定也像自己一样舍不得入睡。

毕竟时间是尤为宝贵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年的时间，他们作为一国领导人，必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落后、贫穷的新中国治理好。

听到是毛主席的声音，周恩来笑着答道：“主席，现在制度刚刚改革、忙得很，哪还有心思去睡觉呢？”

原来，就在十几个小时之前，也就是8月31日的上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法令，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实行工资制度，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等级，每一个行政等级所领到的工资不尽相同。

虽然制度确定了，但新的问题却接踵而来。

各个机关的干部们究竟要如何定级、不同级别的干部要领什么级别的工资，这项繁琐的问题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突然想到，刚刚搬到北京定居休养的郑位三还没有评级。

毕竟，此时的郑位三无官无衔，而且已经赋闲多年，该给他评定怎样的工资标准，周恩来心中拿不定主意，便给毛主席递交了一份报告。

毛主席既然深夜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心中自然有了打算：“依我看，还是给他评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吧。”

此言一出，郑位三的工资待遇问题也算尘埃落定。

那么，郑位三究竟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无官无衔的他，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如此重视，甚至还给予他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呢？

1

郑位三是湖北省黄安县人，本名叫做郑植槐。

1918年的时候，16岁的郑植槐参加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的招生考试，因为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所以便突发奇想，将名字改成了“位三”。

如果郑位三听从家人的建议，安安分分做一名学生的话，恐怕日后很难有什么作为，更不可能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的如此重视。

而他骨子里就是个极其“不安分”的人。

不久之后，湖北省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而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恽代英创办了一个名为“利群书社”的文化社团，并在不久之后改称为“利群书局”，专门出版、经销关于革命思想的书籍报刊。

那个时候，尚处在懵懂期的郑位三在同学们的拉拢下，投身于五四运动之中。

但从农村中走出来的他、此前并没有接触过什么进步思想，也并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何物。只晓得跟着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向面前那些手拿长枪短炮、气势汹汹的军警们示威。

五四运动结束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郑位三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位于武昌横街18号的利群书社。

见来者是新面孔、而且一副学生打扮，正在写文章的恽代英便热情地说了一句：“同学，想要些什么书自己挑，我手头还有些事。”

打完招呼，恽代英便又埋起头来、奋笔疾书。

而郑位三则是在书架旁环视了一圈，随后拘谨地挪着步子来到恽代英的书桌旁，盯着桌上的一本书出神。

或许是察觉到了异样，恽代英猛地抬头，发现了郑位三直勾勾的眼神。

他顺着郑位三的目光看到了那本书，心领神会地拿起递过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上个世纪就出版了，直到今年才有了中文译版。”

随后，恽代英补充道：“要是喜欢就借给你，不收钱。”

正是这本《共产党宣言》，让年仅18岁的郑位三接触到了那个年代如洪流般的西方进步思想，同时也与恽代英相识相知。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时间，郑位三便会来到利群书社，帮助恽代英整理材料。而作为回报，恽代英便允许郑位三借阅书社内的所有书籍报刊，并且还会给他讲述许多有关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思想。

1925年，在恽代英的介绍下，郑位三加入了共产党。

不久之后，郑位三完成了学业，但他并没有靠着手中的一纸文凭去谋生、找工作，而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回到了黄安县老家。

因为有着党员身份，再加上他学识渊博、组织能力出众，1927年郑位三被任命为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带领当地的群众开展革命事业。

担任黄安县委书记的那段时间里，郑位三可谓是呕心沥血。

他先是创办了农民夜校，从周边的农村中招纳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教他们读书认字。等到大家有了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又给每个人发了一本革命书刊，教授大家革命思想。

那时，黄安县内军警横行霸道、地主豪绅更是鱼肉乡民，对此老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有苦往肚子里咽。

当手下的干事们汇报了这个情况之后，郑位三大为恼火，拍案而起：“难道老百姓就真的甘心被人欺负吗？看来咱们要想个办法，让老百姓翻身做主。”

几天之后，在郑位三的组织下，黄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并且还组建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

“农协”负责审判地主豪绅的罪行，而“农民自卫军”则负责打击地主的爪牙恶势力。

在两个机构的配合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黄安县内那些向来为非作歹的地主都受到了审判，饱受摧残压榨的老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2

1927年4月底，一名县委的同志慌慌张张地跑进了郑位三的办公室。

那个时候刚刚入春，天气还略有寒意，可这名同志却满头是汗、而且神色紧张，郑位三料到肯定有大事发生。

他抵给对方一杯水后问道：“什么事这么紧张？”

小同志惊慌未定，将杯中的水一饮而尽后，这才哽咽着说道：“前些天您派我到南京去，在那里我遇到了几名从上海来的同志，他们说……”

话还没有说完，那名小同志竟然哭了起来。

郑位三见状只好上前安抚，等到对方缓和了情绪之后，抛出了一个大消息：“老蒋封锁了上海，发动了秘密政变，不少同志都牺牲了。”

听闻此言，郑位三只觉得头脑中一阵轰鸣。

情况确实如此，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指派了一个军的兵力进驻上海，对工会的同志以及共产党员展开疯狂的抓捕屠杀。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国共正处于合作状态，蒋介石背刺盟友、毫无征兆地屠杀共产党员，这无疑是在破坏合作。

郑位三意识到，此次上海事件只是个开始，反动派的目的就是企图消灭共产党、建立独裁统治。

恰如他所预料，蒋介石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洗”，而不久之后，身在武汉的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国共合作正式破裂。

为了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境内的黄安县、麻城县发动起义，并且成立了中共黄麻区特别委员会，进行统一指挥。

要知道，在郑位三多年的苦心经营下，黄安县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党员90多人、农协成员10多万人、农民自卫军300多人的“红色大县”。

郑位三在得到省委的命令后，当即和前来协助指挥的潘忠汝等人商量起义的具体事宜。

10月13日，黄麻起义正式开始，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在郑位三的指挥下，向黄安县城发起了进攻。

经过一夜的殊死搏斗，起义军终于登上了黄安城楼，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县政府、警察局等重要地点，活捉县长及官员十多人。

控制住黄安县城之后，郑位三就得到消息，反动派第30军派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扑来。

要知道，国民党一个加强团的兵力达到了3000多人，并且士兵装备精良。而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队虽然兵力也不少，但武器弹药却十分有限，甚至有一多半的战士们用的还是大刀、长矛。

考虑到敌我实力过于悬殊之后，郑位三果断下令：“赶紧撤离，到山里和敌人打游击。”

虽然起义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中，与赶来支援的反动派部队相遇，但好在郑位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周边地形无比熟悉。在他的指挥下，起义军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搜捕，最终顺利转移到了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柴山堡地区。

此时，参加黄麻起义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

在郑位三、郭述申、许继慎等人的推动下，1930年秋天，鄂豫皖苏区正式成立。郑位三也被任命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务。

3

当鄂豫皖苏区悄无声息地形成之后，最气愤的要属蒋介石。

自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就先后建立了13个苏区，星星之火已然形成燎原之势，这对于一心想搞独裁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眼中钉”。

1932年的夏天，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万部队、对鄂豫皖苏区发起了“围剿”。

迫于巨大的压力，红四方面军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放弃鄂豫皖苏区。

如此一来，鄂豫皖苏区被国民党部队占领，而郑位三却没有跟随大部队转战川陕，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来，与敌人打游击战。

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听说这个消息后，当即找到郑位三，苦口婆心地劝道：“留下来的风险太大了，你还是跟着部队转移吧。”

面对这番好心劝说，郑位三却坚持自己的态度：“鄂豫皖苏区是我眼睁睁看着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真要放弃，我舍不得！”

徐向前盯着郑位三看了许久，最终长叹了一口气。

眼下敌人集结重兵虎视眈眈，红四方面军留下来的结局就是全军覆灭。

为了保存实力，主力部队必须撤离，这是大家的共识。

但对于态度坚决、甚至说是“倔脾气”的郑位三，徐向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沉默了许久之后，徐向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一定要活下去，日后再见的时候，我再跟你算账！”

郑位三当即站定，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日后再见。”

在接下来长达两年多时间的游击生涯中，郑位三拉起了一支5000多人的队伍，在广袤的山区里和敌人周旋，粉碎了反动派一次又一次企图彻底吞并鄂豫皖苏区的阴谋。

后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支队伍改编为红25军。

因为郑位三比较擅长搞政工，所以当红25军成立之后，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而郑位三则担任政治部主任。

在军队中有崇高威望，却不贪图权力、主动让贤，郑位三此举不由得让人产生钦佩之情，以至于刚刚30岁出头的年纪，军队中的不少干部见到他都要尊称一声“位老”。

4

1949年10月1日，身为中央委员的郑位三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本来，毛主席本打算对他委以重任，但此时郑位三却主动要求回乡养病。

原来，郑位三本就身体虚弱，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忍受着恶劣环境的摧残，以至于患上了胃溃疡、胆结石、胆囊炎等疾病。

1948年中原突围胜利之后，郑位三就离开了部队，在位于山东省临朐县的华东军区高干休养所疗养。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郑位三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恰巧他的旧病复发，剧烈的疼痛感根本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只好向中央提出辞职疗养。

于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其他领导批准了这一请求，准许他不担任党和政府的具体职务，专心休养，等病情好转之后再委任职务。

所以，当1955年8月，国务院作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工资制度的决定》时，周恩来对于郑位三该给予什么级别的工资待遇这个问题，感到十分为难。

因为此时，郑位三没有任何职务，也就无法按照职务的高低来评定工资标准。

如果评得高了，恐怕会引来非议。如果评低了，又恐怕让郑位三本人寒心，毕竟他在革命时期，立下过汗马功劳、也落下了现在的一身伤病。

犹豫不决时，周恩来决定询问一下毛主席的意见，便写了一份报告。

而毛主席对于郑位三立下的功劳、是看在眼中的。

所以在毛主席的建议下，郑位三被评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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