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中国正处于一个千年王朝的鼎盛时期，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中华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彼时，乾隆皇帝正统治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独当一面，迎接万朝来贺。

这一年，西方人的舰船大炮尚未出现，东方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一个名为“叫魂”的幽灵率先侵入了看似固若金汤的天朝上国，它像一个极具传染性又查无所踪的超级病毒，整个社会为之一震，天朝变得摇摇欲坠。

是封建迷信，还是事出有因；是民间奇术，还是朝堂危机；是无心促成，还是蓄谋已久；是乌龙闹剧，还是警钟长鸣，有待后来人评判。

乾隆皇帝画像

故事开始于1768年的冬天，距离浙江省杭州城以北六十余里的德清县城，一个叫吴东明的石匠碰到了一桩怪事。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请求他在打河桩的时候将一张焚烧过的黄纸贴在木桩顶部，再将木桩打尽河里。

这种做法被称为“叫魂”，通过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用锤头猛烈撞击添加某种精神力量来窃取他人的生气，不出几日，被写在纸片上的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据沈农夫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两个侄子经常虐待他，还殴打他的母亲，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诉诸阴间的手段实施报复。

吴石匠十分清醒，唯恐卷进这起罪恶勾当，他向当地县衙举报了沈农夫，但是，这件事并没有止息，反而引起了群众的猜疑和恐慌：会不会有人将自己的名字打进河桩？人们开始惶惶不安。

不久，距离德清县城不远处同样发生了一桩怪事。一个自称来自慈相寺的和尚，行事鬼祟，再加上一口外地口音，立刻引起了当地人的警惕，有人高喊：“半夜三更来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这里叫魂的”。

一声令下，群众蜂拥而至，将和尚围殴一顿，并拖到当地保正家中，言行拷打之下，和尚承认，他确实是来叫魂的。但押送到钱塘县衙门受审时，县官发现了其供词上的明显漏洞和自相矛盾，人证物证全都对不上，又一番酷刑之后，倒霉的和尚承认他是因为害怕编造出来的，最后衙门由于证据不足，打了顿板子将人释放了。

同年4月，来自杭州萧山的四个和尚无疑又一次将叫魂案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化缘的途中看到一个小男孩，便想讨好他来取悦他的父母，以换取一些施舍，没想到他的父母怒气冲冲地追上来，很快，和尚们就被当地村民包围，夺走了布袋，扒光了衣服，村民们在和尚的布袋里发现了四把剪刀和两段发辫，一口咬定和尚要剪小孩的发辫，施法做坏事，扬言要烧死他们，和尚们矢口否认，最后被折磨的死的死，残的残，事情再次不了了之。

彼时，叫魂传言开始如野草般疯长，在民众口口相传中又增添了诡异色彩。有受害者宣称，有人以问路为由，从指甲缝里弹出粉状的迷药，醒来后自己发辫不见了。有人哭诉自己被施了咒语，一动不能动，随后发辫不翼而飞，各种奇闻异事被传得神乎其神，其影响范围从长江中下游蔓延到华中、华北地区，直捣北京清王朝的心脏。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问，叫魂是什么？

顾名思义，叫魂就是把魂叫回来，但为什么要叫回来，怎么叫回来，谁能叫回来，这里边就有很多门道了。

以前人们认为，人生老病死、发疯或者我们说的精神出窍，是因为暂时丢了魂魄，老话不也经常说：“想什么呢，跟丢了魂似的”。但在十八世纪的封建中国，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玩笑话。

叫魂源于中国民间的巫术崇拜，它即可被用之于葬仪，也可被用作医治孩子疾病的一种手段。巫术在古代中国也并不罕见，事实上，不仅民间有巫术，皇帝也会利用官方巫术来维系自己的统治，通过皇帝本人和上天相沟通，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和长治久安。

但问题是，巫术是如何演变成了妖术的？

很简单，相信灵肉分离的古代人认为，当巫术不再是为了祈愿祝福，而是被心怀不轨的人掌握用来谋财害命，群众就会感到恐慌，这些坏人具有偷魂的能力，而偷魂需要有一个建立人与超自然世界的联系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发辫。

发辫，就是造成叫魂恐慌的导火线。对于普通民众，人们害怕自己的信物落入他人之手而遭遇不测，而对于清王朝，发辫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标杆。

满族文化的一个简明而一目了然的特征，同时也是汉人无条件臣服满人政权的标志，就是必须剃光前额并在后面续辫。当叫魂妖术与发辫的隐喻相结合，就成了一件极为敏感的政治事件。

叫魂事件在平静的中国暗暗开始发酵，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最初，乾隆皇帝不愿挑动这根最敏感的神经，他在地方上报的批文中回复：“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当叫魂事件的持续升温，皇帝终于拍案定夺，要坚决彻查到底，他坚信：妖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谋反。于是，从民间到朝廷，从底层到顶层，一场轰轰烈烈的除妖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在民间，人们自发抵制妖术带来的伤害，或把发辫全部剪掉，用艾草、金银花和大蒜洗头，或在门上贴满自我防卫的符咒，对外地的陌生面孔，尤其是那些外地游僧格外的警觉和敌视。

在朝廷，皇帝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刻薄斥训，像极了996的熬夜加班族被老板催工的样子，毕竟这活干不好不仅影响仕途，皇帝一发怒，小命也就交代了。

在皇帝的高压政策下，新的调查线索出现了，现在，让我们来廓清1768年春天的叫魂案。

慈相寺和尚为什么会被当作叫魂犯？据调查，慈相寺香火冷落，很少有信众来烧香或做法事，因此施舍很少，而县城不远处的另一座观音殿却香火鼎盛，大受欢迎。妒忌和私欲使慈相寺的穷和尚们萌生了不道德的念头——利用叫魂的恐惧来拉拢自己的生意，他们在观音寺附近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附近“做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得不到庇佑，反而会遭到毒害，这样，感到恐惧的信众只能去对面的慈相寺进香了。

至于萧山和尚们的布袋里为什么会有剪刀和发辫，这与当时寺庙的习俗有关，接受剃度的和尚经常会保存头发，以便自我警醒，另一方面，和尚们四处化缘时也会沿途与道友交换头发，以便彼此结缘。

除了观音寺与慈相寺的香火之争，在湖南审理的另一宗叫魂案中，人们在一个和尚的红绸包里发现当地妇女陈氏的一撮头发，并将和尚定为叫魂犯，最后的真实情况却是，那一缕发辫是和尚与陈氏调戏成奸后索要的定情信物。

神秘的因素逐渐退却，整个事件却还在升温，官员的调查显示，所谓的叫魂者割发辫的目的只是为了在随后的骚动中趁机摸人钱袋。但乾隆皇帝显然对此结论感到不满，他越是给官僚团队施压、公众越是歇斯底里，整个事件就越是混乱而毫无头绪。

显然，官员们并不想参与这场皇帝的猜忌游戏，迟缓拖沓的工作效率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最后，这场大规模的清剿运动收获的只有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检察官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叫魂案不仅压上了皇帝不仅个人的威望，甚至也压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当混乱的供词彻底打了乾隆皇帝的脸，这件事情要如何收场？如何将这种尴尬局面汇报上去呢？

皇帝认识到，要维护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而那些妖首之所以还在逍遥法外是由于各省的失职，只有通过处罚这些官员，他才能向世人和后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确的。这样做既结束了这场闹剧，也是对皇帝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

在这场捕风捉影的大恐慌中，自始至终未抓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妖党，当然这个妖党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后来的历史记录也表明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民间组织或可疑人员意欲威胁满族政权。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因为他所创造的乾隆盛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除了政治的空前稳定，他统治下的王朝养活了过亿的人口，更是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

而叫魂运动为我们生生撕开了一道历史的缺口，掀开了一面神秘的面纱，让我们看清楚，乾隆盛世下的中国现实是什么样的？

它并不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而是经历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当时英国访华使团运送礼品的总管约翰·巴罗，在第一次登上中国土地时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感受：“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

而精神上的贫困，不仅在于当时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丑恶的妒嫉和无耻的贪婪，更体现在那令外国使团倍感震惊的，深深烙印在中国民众骨子里的奴性——他们坦然接受统治者的无条件镇压，在胡萝卜加大棒的铁腕手段下任人宰割。相比于已经实现了把权力关在法律的笼子里时的18世纪的欧洲，乾隆亲自设计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的牢笼，把民众关了进去。因此，说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1768年叫魂案的现代记录者孔飞力所说：“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乐而生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