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这里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在全中国从1982年开始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的时候，这里从1960年代就已经大面积实施计划生育了。

然而，这座每年都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县的地区，目前却面临着人口严重老龄化的困局：据官方数据，截止2022年，如东县60岁及以上人口36.74万，占比37.39%，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只有负9.57%。

本地年轻人数量大减，路上迎面而来的都是银发苍苍的老人，如此“苍凉”的景象，如东县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经的计生标杆，现在的暮气沉沉，城市发展是否陷入计生“陷阱”？

1960年代，如东县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到1980年代全国正式开始时，如东县的一孩出生率已经达到了95%。

1956年，如东县出生人口为43259人，是如东县的生育顶点；到2022年全县仅仅出生3095人，比高峰期直接下降了92.84%。

曾经的如东县百万人口带来的城市繁荣早已不见，在没有年轻人口支持经济发展的状况下，整个社会运转陷于停滞，出现了老无可依、无休可退的焦虑。走在如东县的乡村之中，这里到处有破败的小工厂，杂草丛生。

上世纪曾有百万人口的如东县城，当时正赶上长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为供应上海、江苏等地的发展，如东县的乡村兴起了无数镇办、村办工厂，靠着大量的适龄劳动力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顶点。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适龄劳动人口流出，如东县城如今已经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境地，乡村中大量闲置的、显示出历史破败痕迹的旧厂房，成为如东县人口困局的缩影。即便还在运转的小作坊、小厂房，里面工作的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这座城市中，60、70、80后的悲惨晚年并非虚妄，而是一种常态，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无法改变。

截止2022年底，如东县的户籍人口中，18-59周岁的人口与60岁以上人口相比为1.35:1，从户籍在册人口来看，如东县适龄劳动人群与养老人群相持。

但是如东县35-59岁的人口与60周岁以上人口基本一致，因此接下来随着70、80后一代步入老年群体，如东县的适龄劳动人口创造的生产价值将无法供应本县60岁以上老年人的退休。

那么，如东县目前的困境，是否都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呢？

人不能用上帝视角去看待问题，因为人不是上帝。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单纯用“计划生育”作为如东县老龄困局的根本原因，因为每个时代的政策都有其对应的合理性。

维持一个城市的适龄劳动人口，不能仅看出生，还要看这个城市能否留住年轻人，能否吸引外地年轻人来城市务工落户。

如东县地处江苏南通，据当地人所说，这里古时候本就是沿海流放之地，没有根深蒂固的大家族观念。年轻人一般只认得上一辈的嫡亲，除此没有任何家族纽带。

这种缺乏“乡土情结”的矛盾，成为了动摇许多年轻人扎根在本县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江苏南通作为江苏的考试大市，如东县在整个南通市的中学升学率常年排在前列，人均受教育水平不低，家庭成员的认知和眼界比较超前，很多老人并不反对子女晚婚晚育甚至丁克。

如东县

而在年轻人纷纷流出的同时，如东县常年来的高房价、高消费却遏制着本地年轻人留下和外地年轻人到来。

曾经，如东县为了改变这种趋势，通过大力投资建设洋口港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如东就业，但是洋口港的建设并未彻底改变如东县的“老龄趋势”。

为了维持老年收入，如东县的各行各业有着大量的50岁以上就业人群。这些如东的老一辈人很拼，有的六七十岁都在做计件的工作，还有的七十多岁都在工地上做钟点工。

那么，我们是否能从如东县的困局中，窥视到整个中国的年轻人生育困境和老年人的养老困局呢？

当代年轻人的生育困局：宏观到微观，计划生育是否是“历史遗恨”？

目前，从各类官方的预测数据来看，2023年，全国的出生人口仅仅只有800万人。

要知道，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上一次，中国出现出生人口低于800万人还是在1939年。自此之后，哪怕经历了残酷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的出生人口都未曾低于800万。

那么，连战争都未曾做到的低生育人口，这口锅应当扣在“计划生育”头上吗？

198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当时，最头疼的就是要解决知青们从农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

彼时的中国，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显然无法承担当时的生育水平。试想，如果要让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接受更多的教育，更好的医疗保障，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一来，以当时生育水平将会极大拖累中国的发展步伐。

更何况，还有九十年代的大批下岗失业工人，以及农村大量流出前往城市的人口，如若放任中国进行高生育水平，今日的印度就是反例。

印度贫民窟

由于印度的城市化，农村大批农民破产不得不进入城市。他们虽然贫穷但是生育率非常高，于是在印度城市中带来了大量的贫民窟。

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今日的你我恐怕就要在贫民窟暗无天日的地区中出生与长大了。

因而，将如今中国的老龄化、年轻人生育率下降等因素，统统归咎到计划生育头上，显然是有失偏颇。

那么，谁该为如此低的生育意愿负责呢？

有人说是房价，高昂的房贷让年轻人背上了巨大的生活成本，加之养儿成本更是巨额，才导致了年轻人的“收紧裤腰带”。

但这仅仅只是社会的表面，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窥视老龄化与年轻人低生育率的背后逻辑。

我的结论是，比起显而易见的“价格成本”，种种在价格标签背后的隐形成本才是老龄化压力与年轻人低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

还是拿如东县举例，照理来说，年轻人纷纷流出，老年人都成为城市就业主力军了，如此情况下，该县的房价等生活成本应当不高才对吧？然而现实却是，如东县的房价放在整个南通市都是数一数二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矛盾的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以“房价”为代表的种种隐形成本因为长期找不到人群支付，进而不得不继续用高价维持其成本罢了。

看起来，作为消费终端的年轻人是买方，但实际上却是为链条上各个成本方掏钱的唯一主体。

当年轻人为心爱的歌手购买付费歌曲时，又是歌曲软件拿走了大头；

当年轻人想要看某个电视剧电影充会员时，又是这些视频网站们拿走了创作方最大头的收益。

放在房子、车子、医疗、保险、育儿、教育等层面也是一样的，当已经构筑好牢不可催阵地的平台们靠着“隐性收费”把这些隐形成本往年轻人的头顶上扔去时，又有几个年轻人承担的起呢？

要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互联网经济时代，我们可以线上买衣服、箱包、吃的、喝的，甚至是房子、车子、看病、教育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当诸多繁杂平台的隐性成本向年轻人们袭来的时候，年轻人们要如何招架得住呢？

就像一杯奶茶去线下店买只需要4块钱，但点外卖就得6块钱一杯，还必须15元起送。线上支付的成本是线下的将近4倍，在互联网这个“成本放大器”之下，“便利”背后是名为“隐性成本”的洪水猛兽。

当疫情前电商平台们还在高歌猛进时，他们断想不到当年那些哪怕“卖肾”“网贷”也要消费的年轻群体们，竟然纷纷消费降级——不买了。

当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20%以上，整个社会的年轻人们收入预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而这些平台的“隐形成本”却不降，整个社会又要求着年轻人们去供养庞大的退休养老人群，一来一去，年轻人们又如何放开生育呢？

因此，当我们去透视中国一个像如东县一样的“老龄化”县城时，与其将锅甩在“计划生育”“房价”“养儿成本”等表面因素，不如拿起计算器，算算年轻人一天消费中的隐形成本。

而唯有跨过这座打着“互联网便利”的隐形成本大山，年轻人们才能真正的卸下包袱，轻装向前，释放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