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大饥荒中的一个小故事，流传至今：我们大队来了一位脱产干部（当时每个大队都有县、公社派来的包队干部），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爷爷以为家里来了客人，就纷付奶奶，晚饭煮了点稀米汤，用黑面拌了点洋芋卜拉，招待他。

他吃完饭后，晚上就去找大队支书刘建庚，批评道“还说你们大队社员沒粮吃，今天我到附近有一棵大杨树的那家，就吃得很好嘛！”第二天天还未亮，刘支书就来找爷爷询问，给×ד吃了什么好东西”！爷爷回答：“稀米汤加黑面洋芋卜拉，哪有什么好吃的”。

此事传出后，这位干部走到哪个农民家里，都只给喝点稀汤。数天后他因饥饿导致浮肿严重而回老家。爷爷奶奶宁愿让全家人饿着肚子给他多吃了一点，这种待客之道却受到了出卖与批评！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1959年由于是全大队统一分红（就是分配），第一次实行“人七劳三加照顾”的分配政策，又遭遇自然灾害，加之多征了公购任务，社员口粮不足，还吃了几个月大灶饭，浪费不少。

1960年春季，每人每天供应量由1斤减为8两，当时使用每斤16两的称，8两相当于现在的5两，无法维持，大灶解散。社员家里大多数没有存粮，后来又减为6两，相当于现在的3.75两，只能以米糠、野菜、榆树皮充饥，山中野菜挖光，多数榆树被剥皮，榆钱子成熟后，大多树枝被折断，人人面黄肌瘦，个个浮肿（营养不良性水肿）。

我母亲常常念叨说，我那时4岁，由于吃不饱饭，顿顿吃饭哭闹，她和我父亲只能从碗里匀一点。有一次外公家s了一口母猪，给我家送来了大约3斤多猪肉，奶奶做熟后，给全家10口人每人分一点，我由于1、2年多没有吃到肉，嘴馋极了，不但吃光了父母亲的那份，还跑去吃爷爷奶奶的那份，吃得多了，上吐下泻，损伤了胃肠，以后几年都不吃猪肉。这些我都不记得。

我仅仅模糊记得有一次，爷爷和父亲、三叔在杏树梁梁耕地，奶奶烙了几个莱饼，给我和四叔每人吃了1个后，让我俩送到地里去，3人每人吃一个，我看见爷爷和父亲吃菜饼，香得直流口水，眼睛直鼓鼓地一直在看他们吃，爷爷和父亲知道我没吃饱，一人给我掐了一小片吃了。

我们家的一个大窑洞，是生产队仓库，存放着1万多斤粮食，政策制度非常严格，大队干部沒有权力动用。父亲曾经说，邻队有2个干部私自动用仓库粮食而被判刑。

后来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指示信》和西北局对甘肃问题的十五条指示精神，安排了大量救灾返销粮，加上动用了生产大队的储备粮，逐渐增加了口粮供应，先增加到8两，再增加到12两，最后达到1斤（防止一次性增加后，社员吃得过多而发生撑s现象）。

夏粮小麦、碗豆、洋麦成熟后，国家又减少了公购粮任务，吃粮逐渐好转，加之雨水充沛，洋芋在农历七月就可挖吃，至秋粮糜子成熟后，社员才熬过了大饥荒。

环县由于干部多数是老革命，虚报浮夸不严重，较甘肃省其它地方灾荒轻得多，我们大队没有饿死人。灾荒过后的1961年，个别社员向上级反映了刘支书瞒报产量之事，被撤销了大队支书职务，但他对农民的好处，刘口子大队的社员不会忘记！

1960年的大饥荒，让几代人记忆深刻，也成为教育后代的一种教材。爷爷后来的口头禅是“你们不好好干活，浪费粮食，再遇个60年，就得饿s！”农闲吃稀，农忙吃稠，午饭以细粮为主，晚饭以洋芋炒面为主，也成奶奶的持家之道。

包产到户后，农民对于吃不饱记忆犹新，尤其是对1960年的大饥荒更是记忆深刻，劳动干劲十足，打下了很多粮食，今天农村60岁以上的农民，仍然坚持种地，很多家庭都贮藏着大量粮食，最多存粮有3万多斤者（任志彦家族往事之十，未完待续）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各发生在什么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各发生在什么时代
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
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
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
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
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扩展资料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痛点，三年久旱，赤地千里，稀见炊烟，遍地饥号。
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1952），取消了土地的私有化，实行农民集体生产，且生产出的粮食由公社存储，并于每年的11月按规定的比例上缴中央政府。
剩下的粮食用来做大锅饭养活农民，农民也不再享有生产报酬。
由于整个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环节全部受中央政府控制，且农民迁移受到限制，只能依赖自己所在的生产地区剩下的粮食获得生存。
然而1959-1960年间很多地区的粮食生产总量大幅下滑，再加上中央的粮食采购比例并没有及时做出调整，使得采购后，各个地区上剩下的粮食难以维持人民的基本生存，引发了严重的饥荒，约有1650至4500万农村人口死于这场浩劫。
面对这场袭来已久的灾难，中央政府并未及时应对，直到1960年的夏天，中央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将大量城市劳动力移至农村（上山下乡）来填补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缺失，挽救农村的生产；输送大量的粮食到农村；政府采购的水平大幅下调等，最终遏制了饥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年困难时期

大饥荒是哪年？

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

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

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

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

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痛点，三年久旱，赤地千里，稀见炊烟，遍地饥号。

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1952），取消了土地的私有化，实行农民集体生产，且生产出的粮食由公社存储，并于每年的11月按规定的比例上缴中央政府。

剩下的粮食用来做大锅饭养活农民，农民也不再享有生产报酬 。

由于整个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环节全部受中央政府控制，且农民迁移受到限制，只能依赖自己所在的生产地区剩下的粮食获得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