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何谓清谈误国？当时所谓的‘革命’，仅仅是高喊着口号。而光复后的东南各省地方政权林立，字号繁多，各省都督各怀私心，拥兵自重。非但不肯将本省税收收入解缴南京，还以扩军备战为由，向临时政府狮子大开口，伸手要钱。

让人汗颜的是，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要军饷20万，胡汉民拿着孙中山的批条到财政部取款，可堂堂临时政府，国库里有多少钱粮？区区10块大洋，恐怕放眼世界，也是独一份。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早前，清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关税、厘金、田赋和盐税等项。除了革命党人一开始主张废除厘金制度以外，也是主张立即征收田赋、盐税和关税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种税收均未能收上来。拿田赋来说，本来中央临时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各省报解，但是各省置若罔闻，因为本身各地军政府也无财力支持，即便有些微田赋收取的情况下，早已经截留用尽。不仅如此，在财政不敷支用的情况下，各省反而催促南京临时政府拨款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

田赋征收不上来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的特点所造成的。武昌首义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会党和新军，并且具有着一定的偶发性。首先在一些省城发动起义获得成功的革命党人，因为在意识形态中西风东渐，资本主义思想日趋严重，不仅看不到会党和新军背后的广大农民力量，而且从始至终就无人在农村开展过革命工作。因此虽然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迅速在大半个中国范围内夺取了政权，但主要还是在大中型城市，但广大农村没有经过一个大变动，也就是说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革命。加之，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只是在武装暴动上有所实践，在理论上偏重于形而上学。治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系统科学，而不是空谈理论。不客气的说，和前期康梁变法的失败，也有着异曲同工的特点。这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清谈误国’。

武昌首义后新军在都督府门前合影

​对于建立地方政权、特别是作为政府运转之根本，基层县乡镇政权，农村政权则认识不足。这样一来，农村中的乡绅地主（虽然可能有少数开明的）乘机把县乡镇基层政权经过改头换面控制在自己手里。占据了这些底层“军政分府”的重要职务。其结果是挖掉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墙角，这些士绅们原本就剥削成性，通过他们征收的田赋，正是乱世浑水摸鱼之际，变成了一概侵吞，占为己有。即便有地方‘军政府’强收，也只是左口袋进了右口袋。由于革命党人根本掌控不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所以征收田赋一事只能是空谈而已。（题外话：多少年后，中共最初亦走此弯路。未及多时，便能自我修正，仅此一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便足以让他傲视群雄。也为中共能在以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生存，最终夺取政权，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固政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年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门

如此不得已，革命党人智能宣布豁免田赋、钱漕、常关税、百货统捐。此举固然让不少百姓在心里欢呼雀跃，但临时政府更无法维持，且所谓的行政命令根本到达不了基层，地方大员更是不当一回事。这些法令不咎是废纸一张。

此时，只有两条路放在南京临时政府面前，要么募捐，发行债券；要么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贷。

没钱，男儿膝下无黄金

1911年12月末，孙中山连续致电南洋和旧金山等处华侨，说明“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拟以国债形式 “征集大款”【1911年12月1日《少年中国晨报》】。

1912年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为1亿元。但是，募集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自2月2日起发行，仅得730余万元【《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3、366页】。因此，革命党人一开始就将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二条路子上。1911年11月31日，为了进攻南京，革命党人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银54万余两，用于订购军械和作战需要【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其后，为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又由黄兴经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但是这一点款项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因此，黄兴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东渡，向日本财团谋款。其后，遂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500万元之议；又有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的谈判；还有委托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涩泽荣一建立中央银行，筹款1亿元的计划。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军需公债

​南京临时政府将眼光投向了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11月。初由李鸿章拨直隶练饷制钱20万串(约合银10万两)，札委三品衔道员朱其昂办理，另各商认股10万两，属于官督商办企业。后在盛宣怀推荐下，招致唐廷枢、徐润等大买办入局，资本和轮船数都大为增加。至1894年，有江海轮船26艘，总吨位35475吨，每年营业收入平均规银200万两以上，历年盈余总数达1640423两。至1902年，资本实值2000万两。1909年，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1910年8月，清政府邮传部命招商局确守成规，继续实行官督商办。至1911年，共有江海轮船29艘，总吨位49373吨。

招商局的发展过程中，其主管人员屡经变迁。1906年，袁世凯委任王存善(子展)为总理，1909年，盛宣怀、郑观应等9人被选为董事，以盛宣怀为主席，王存善为会办兼总稽核。1910年，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董事会会长。

1911年初，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辞去会长职务，股东们继选伍廷芳等9人为议事董事，唐德熙等三人为办事董事。但是，盛宣怀仍然保有招商局的巨大股份，并拥有巨大控制力量。

盛宣怀

盛宣怀在邮传部任内，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商办粤汉川铁路路权换取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借款，激起四川各省人民的保路风潮，遭到普遍反对，并被清政府革职。

武昌首义后，10月28日，盛宣怀逃离北京，经青岛、大连逃往日本。他一面寄希望于袁世凯对革命的镇压，一面则千方百计，设法保护其企业和财产。盛宣怀等担心会进一步发生强迫捐献、押收、接管等情况，遂决定以所有财产为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50万两，企图以外商为保护伞。其后，招商局从借得的100万两中，提取10万两捐给革命军。革命军接到了这笔款子后，伍廷芳即将其中的1.5万两汇往伦敦，购买飞机。但是，区区10万两不能满足革命党人的财政需要，因此，要求招商局续捐40万两。12月上旬，黄兴等与日本大仓洋行上海支店代表井户中佐谈判，拟以该局的所有财产为抵押，换取400万元贷款【《内田外务大臣致有吉驻上海总领事电》，邹念之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伍廷芳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用度剧增。同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为“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1千万两”【1912年1月25日《申报》】。但这一决定遭到了招商局的大多数董事们的抵制。

招商局多数董事反对的公开理由是：盛宣怀已因借外债失足，革命军若再以国家不可缺少的事业团体作抵押向外国借债，极不得当，而其内心的秘密则是不愿以自己的财产为革命军作抵押。

鉴于招商局董事们的抗拒态度，黄兴与军界决定施加压力。

1912年1月20日，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光复军总司令部李燮和、浙军司令官朱瑞、辅军师团长黎天才、第一师团长柏文蔚等18支部队的首长联署，代表中华民国军界致书招商局总理、协理、董事等人，说明军兴之际，需款浩繁，必须借外债的理由。函件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警告说:“执事等别有谋划，欲危民国，以利一己，是为我民国之公敌，我军人等当先诛之。且贵局官股外，大半为盛氏私产，例应清查没收。”函件限令招商局于48小时内答复，“如执事等犹疑不允，姚等将执干戈与贵局从事，执事等其勿悔！”【《南京临时政府拟以招商局产抵借日债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看起来，似乎是下了哀的美敦书。面对咄咄逼人的临时政府军方，招商局董事们依仗着有列强资方的背景，西风学识也都高于临时政府各个军头，依旧置若罔闻。

李燮和

面对招商局董事们如此合法抵制，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也不敢真正用军队和武力来解决问题。2月3日，孙中山于无可奈何之中复电招商局，邀请该局派人来宁商议。电称: “日前股东开会议决，具见同情。至远地未深明委曲者，当不难于疏通。无论如何，仍请派员来宁熟商一切。”【《孙中山致招商局电》，《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而电发后，招商局的主事人员答称:董事会的成员已经辞职，又无决议，难以执行；在局各董，无此权责，不能越俎，已经登报要求各股东推举代表来沪赴宁，接洽办理【《招商总局办事董梁庆榴致陈其美函稿》，《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同时，又继续抄呈各地股东的反对信函，以“民意”相抗。顺直股东宋树声等不仅批评革命党人“阳言共和，暗图专制，较之满奴时代有加无已”。【《招商总局办事董梁庆榴致陈其美函稿附函》，《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除轮船招商局外，当时在中国长江流域经营航运业的还有英国太古、怡和、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及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等公司，形成中、英、日等国多角竞争的局面。其中，英商长期独霸，势力深厚。而日资则发展迅猛，势头强劲，且觊觎中国资源。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垄断中国航运，日资早就垂涎于轮船招商局。就在黄兴等与日本大仓洋行上海支店代表谈判，拟以招商局的所有财产为抵押换取贷款之际，日人觉得终于有了机会，自然不肯错过，急于吞下这一块肥肉 。

黄兴

​一面，他们紧紧抓住孙中山和黄兴，另一面则不择手段，力图排除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只是南京临时政府面对着内抵外困，根本无力也无法承兑的原因之下，最终也没有完成招商局的抵押借款事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