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对汉文帝、景帝父子治下的“盛世”很是推崇，称颂那个时代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不仅人口数量和财富激增，而且社会风气积极向上，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几乎可以跟尧帝、舜帝时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后世史学家在描述“文景之治”时不吝赞美之词，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便称赞当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么“文景之治”的确是个令人憧憬的时代，其成就确实值得歌颂。但若是抛弃先入为主的观点，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对当时人的议论来做详细的解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所谓的“文景之治”其实是一个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饱肚子的时代，如果非要称它为“盛世”，那也不过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首先，文、景时代的贫富悬殊现象极其严重。西汉初年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凭借着与官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一方面向佃农征收多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国家颁布的税率，向朝廷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从中赚取数量极为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而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见《汉纪·武帝纪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极苦。虽然跟秦末汉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而已。原因无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和徭役极多，令百姓穷于应对的同时，难以实质性提高生活质量。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而这也是造成汉朝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当时名臣晁错、董仲舒的奏议中窥见一斑。作为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不无沉痛地提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要应对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与此同时，董仲舒在向汉武帝上书时，也曾议论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称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猪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往往会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沦为盗匪，这样的人往往成千上万，难以禁止（“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引文同上）。

虽然“文景之治”并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汉初或汉武帝时期作对比，却也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毕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还能填饱肚子，生命权还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汉武帝时期，那么百姓们极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过完一生，简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运。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