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盘山遗址位于安徽省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遗址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处于皖南山地、宁镇山脉、宜溧山地和长江围成的低地的南部边缘。遗址北有郎川河流过，郎川河发源于皖南山系的广德市东南部山区，与太湖南部水系相通，向西北注入南漪湖，然后经水阳江流入长江。因此，遗址可与长江水系、环太湖水系连通，正处于古代文化东传西递、南来北往的重要地理节点上（图一）。

图一 磨盘山遗址位置及环境

　　该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1981年6月，当地兴修水利时又出土了大量遗物。1985年郎溪县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其纳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200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调查。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又进行了复查，确定为一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遗址。201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和2016年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两次发掘。2020年该遗址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的核心依托遗址，202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并于2023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同年，“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区域系统调查及勘探情况

　　历年来，根据对文献资料和普查资料的研读，以及实地调查，初步确认了郎川河流域的数处同性质的遗址，并初步认定磨盘山遗址为一处区域中心聚落，目前更大范围的区域调查仍在进行中（图二）。

图二 磨盘山遗址周边区域先秦时期主要遗存分布

　　截至目前，勘探已完成，初步确认现存遗址区域分为东西两块，总面积约60000平方米。其中西侧区域为东西长290米、南北宽240米的不规则曲尺形，面积约52000平方米，遗存年代以马家浜文化时期至春秋时期为主，也有少量宋代墓葬；东侧区域为东西长120米、南北宽70米的近椭圆形区域，面积约8000平方米，遗存年代以商周时期为主；另外，在南部还有约3000平方米的明清遗存分布区。遗址保存较完整的核心区域为西部台地，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台地的西北角最高，剖面显示文化层厚4.5米余（图三）。

图三 磨盘山遗址分布范围及布方位置

　　考古发掘及主要发现　　

　　三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区进行，发掘面积共1625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证实该遗址是一处连续使用近4000年的区域中心性聚落，并发现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土台墓地。目前，土台墓地的西端、南端已基本清理到位，但东端和北端尚未到边，目前看，土台的西中偏南部生土面最高，文化层平均深度约0.5米，墓葬较稀少，然后向北、东和南倾斜，最深处近3米。

　　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42座，包括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9座，崧泽文化墓葬320座，良渚文化墓葬5座，夏商西周时期墓葬5座，南宋早期墓葬3座；房址77座，大部分为马家浜文化晚期；灰坑163座，大部分为夏商时期；出土可修复遗物4000余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铜器、瓷器、硬陶器、原始瓷器等。

　　马家浜文化晚期（距今约6200-5800年）文化层可分为11个亚层，土色总体以融合了网纹红土的红黄色为主。文化层的形成原因以建设居址为主，居址在高地和低地均有分布，南部房址下叠压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较宽浅沟，沟内填土中包含有大量的生活用器残片，可见双鋬平底釜、甑、双鋬鼎、折腹鼎、牛鼻耳罐等。房址分两种，一种形制略早，为基槽围绕红烧土混杂地面，基槽内有柱洞，房内有的带灶坑或窖穴，二为柱洞围绕的“凸”字形的红烧土坑，因为有些柱洞打破红烧土，并结合周边遗址同时期同类型的发现，土坑内的红烧土似为有意铺垫而成，相当于房屋内的地面（图四）。居址外围边缘有少量墓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未见葬具，人骨保存较差，墓主仰身直肢，墓向和头向均为东北，墓葬与房址没有打破关系，似存在居葬合一的特点（图五）。随葬品可见红衣陶高柄豆、大口缸、横装凿形足折腹鼎、玉玦和长条形双拼玉璜等，陶系以夹蚌红褐陶为主。

图四 马家浜文化时期房址F69

图五 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M271

　　崧泽文化时期（距今5800-5300年）文化层可分为3个亚层，每层下和层表均分布有大量墓葬，未见其他遗迹。土色以夹杂了大量红烧土的黄褐色为主。墓葬多埋葬在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红烧土居址之上，叠压打破关系非常复杂。随葬品数量和玉器的有无与墓坑规格似无相关性，但少量墓葬中随葬大口缸或多件杯形豆则可能表明已有一定的等级或财富差异。墓向东北—西南为主，也有较多的西北—东南和南北向，少量东西向，墓向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头向有南、北之分，以北为主。随葬品中以大量的小口壶形器最有特色，鼎、豆、壶、罐、杯为基本的器物组合，花瓣足和圈足镂孔或呈算盘珠形的豆非常普遍。有的墓葬以随葬大量石器为主，有的墓葬随葬较多的网坠和形制类似于觽一类的陶质织网工具，说明社会应具备一定的分工（图六-图七）。

图六 崧泽文化时期墓葬区

图七 崧泽文化时期墓葬M221

　　良渚至钱山漾文化时期可分为4个亚层，土色以黄灰色为主。这一时期有少量房址和墓葬，房址挖基槽，基槽内可见柱洞。墓葬规格较小，可见双鼻壶、翅形和横断面呈“T”形鼎足的陶鼎等，文化层中可见较多的类似于良渚文化末期的足尖外撇的三角形鼎足和类似于钱山漾文化的大鱼鳍形鼎足。

　　商周时期可分为3个亚层，土色以灰白色为主。这一时期也有少量房址和墓葬。灰坑较多较大，对早期遗存造成较大的破坏。房址由经过处理的多层铺垫土建造，有的还以石块作为房屋基础，此类房址未发现柱洞，推测已构筑了土墙；也有柱洞环绕的半地穴式的房址。墓葬规格较前期为大，墓坑较深，但随葬品较少，可见岳石文化风格的夹砂红陶罐和西周时期的原始瓷豆等。文化层中可见大量遗物，硬陶所占比例非常高，也有少量的原始瓷器和来自于宁镇—皖南地区的鬲、鼎、豆、甗等。

　　良渚文化时期和夏商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崧泽墓地的东侧外围，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存分布范围略广。

　　另外，也清理了三座两宋之交的墓葬，出土随葬品类别基本相同，均为青白瓷碗、黑釉盏、铜镜、韩瓶及铜钱。其中一座同穴合葬墓规模较大，保留有部分木棺。

　　出土遗物非常丰富，陶器、石器、玉器都可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研究（图八-图十一）。遗物中网坠和陶觽自始至终所占比例都很高，无论是地层还是墓葬中均广泛存在，一个灰坑中就出土了483枚网坠，一座墓葬中墓主人头部左侧随葬了27枚陶觽，推测与遗址处于湖泊边缘，人类的生计以捕鱼为主有关。石器的数量和类型也很多，并且大多数都有使用痕迹，可能表明与石器使用相关的木工较发达，部分石制农业工具说明种植农业的存在。除此之外，自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发现少量水稻、菱角、芡实等植物遗存和兽骨、螺壳等动物遗存，说明古人生计方式自始至终均较为多元。另外一类较有特色的是仿生形器物，可见动物形象包括圣水牛、猪、鱼、龟、豚等动物和桃等植物。玉器较多，可见器形有玦、璜、坠、管、小璧、环、纽扣、蝶形器等，大部分玉器均有重复利用的现象，有的断为几截仍钻孔缀合使用，表明玉器可能是作为珍贵的物品而使用的。还有一件存疑的石“磬”形器，出土于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双面磨制光滑精致，两边为原始边，其余两边已残，同墓出土四件杯形豆。

图八 马家浜文化时期玉器、陶器

图九 崧泽文化时期石器、陶器

图十 良渚文化时期陶器

图十一 夏商时期陶器、铜器

　　初步认识　　

　　综合历年的考古工作和专家意见，对磨盘山遗址有了以下初步认识：

　　一、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延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通过对该遗址的分期研究，可以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演进提供典型范例。

　　二、遗址处于黄鳝咀-薛家岗-张四墩文化区、凌家滩文化区、北阴阳营文化区和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区的中间地带，又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因此可成为探讨崧泽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参考。

　　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的遗存与环太湖地区，尤其是太湖西部、西南部的考古学文化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马家浜文化时期与太湖西部更为接近，都有平底釜和扁足或锥形足折腹鼎、牛鼻耳罐、红衣陶豆等，与溧阳神墩遗址、秦堂山遗址、东滩头遗址等非常相似；崧泽文化时期除与太湖西部接近外，与太湖西南部的关系也很密切，与湖州毘山、安吉芝里等遗址都有太湖东部地区不见的浅盘豆形杯和带把鼎等。另外，崧泽文化时期遗存中也有少量的多孔石刀，可能说明与西部的薛家岗文化存在一定的交流。一些小型的三足器、带把器和分体式玉璜可能也表明与北阴阳营文化有一定的互动关系。以上广泛存在的文化交流表明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崧泽文化圈可能在马家浜文化晚期——至迟在晚段已经开启了。

　　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器文明的形成与凌家滩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磨盘山遗址出土的大量的蛇纹石玉璜与凌家滩遗址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同时在太湖南北形成相同的此类玉璜文化圈，从而为古国时代第二阶段——良渚古国的诞生准备了“一统”的条件。

　　三、新石器时代该遗址也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比如大量使用小口壶形器，石制工具和网坠的数量非常大、延续时间也很长。墓葬表现出较为平等的社会状况，随葬品一致性高，玉器普遍但珍贵，表明社会可能较为平等且普遍富足。生计方面可见较广泛的渔猎采集经济，浮选物中可见大量的螺壳、鱼骨和菱角、芡实等水生动植物，仅发现少量的水稻基盘、陆生动物骨骼。以渔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模式化的随葬品和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表明可能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交换行为。

　　四、良渚文化中晚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社会较为衰落，文化遗存表现出较大的独特性，但仍可看出与太湖南部的密切联系。良渚文化末期阶段遗存的发现可以为良渚文明的去向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空间。

　　五、夏时期与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可见明显的来自东方和中原地区的因素，这与新石器时代的互动关系迥然不同，后者主要围绕环太湖地区交流和演进。说明这个时期受到来自中原和东方文化区的影响，也体现了在中原广域王权国家建立以后，华夏和东夷势力在皖南地区的渗透和角逐。

　　六、西周至春秋时期基本上属于吴文化和越文化分布区，结合周边地区几处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群，磨盘山遗址的生活遗址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处于吴越交界地区的地理位置，也为吴越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对比材料。

　　七、从古代地理环境来看，这里属于山前湖边地区，古人的生存和交流受到水环境的影响较大。当水资源丰盛时，现今的南漪湖、石臼湖、固城湖等将会连成一片，称为“丹阳大泽”，通过丹阳大泽和众多的水道，磨盘山遗址成了沟通东西的重要中继点，由此起到了重要的东西贯通的作用。而当枯水期，南漪湖又与处于宁镇地区的固城湖和石臼湖“分割”，从而磨盘山遗址更多的与环太湖地区沟通，表现出“环太湖”的文化属性。

　　随着中原夏王朝的建立并开启了中原化进程的步伐，随着商王朝的南下经略，随着吴越的争霸，这里又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驿站。

　　磨盘山遗址是皖南地区迄今发现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对于探究该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下游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以及先秦社会的文化交流，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皖南地区的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赵东升　审稿：叶润清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原标题名为“考古中国 | 融东贯西 连北通南——安徽郎溪县磨盘山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