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制度的运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清代乾隆皇帝曾对中国传统政治中威胁皇权的因素做了一次总结：

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

威胁皇权的，有强大的地方藩镇，有敌国外患，有权臣，有外戚，有后妃，有太监，有奸臣，有小人。几乎所有人都盯着皇帝的权柄，一有机会，就想取而代之。

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当然是当皇帝的好处太大了。当上了皇帝，掌握了权力，就成了人间的上帝，要什么有什么，尊严、享受、金钱、美女，都不在话 下。

但是天下凡事都是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皇帝把所有的好处垄断在了自己一家一姓手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下所有人都是皇帝他们家的潜在敌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就像BBC（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动物王朝》中介绍的，居于统治地位使大猩猩首领尽享一切，但是它谁也不能信任，每只其他雄猩猩都时刻准备取代它。

所以皇帝就要以一人敌天下，以一个人对付所有政治力量。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必须是高压的、排他的，要镇压掉一切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但是皇帝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需要防范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情况下顾不过来，所以就处处都是漏洞，按下葫芦起了瓢。

在传统社会中，对皇帝构成威胁的人通常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皇族。因为身上流的都是开国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论上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点导致了历代王朝无休止的内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残，几乎成了每个王朝都会演出的经典戏码。最有名的例子，有唐朝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手中夺了皇位），以及清代雍正和兄弟之间的残酷斗争。

第二类是后妃，是皇帝的妻子和母亲，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获得大权。从吕后、武则天到慈禧，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第三类是外戚。外戚就是皇帝妈妈那边的亲戚，舅舅、姨父之类的。他们往往在皇帝年纪小的时候掌握大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小时候和普通小孩一样，凡事主要是听母亲的，而母亲会提拔谁呢？当然是自己娘家人。所以历史上外戚乱政不绝。

第四类是太监。太监本来地位非常卑贱，可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很容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皇帝生活中处处离不开他们，很容易信任他们，这是历代太监为患的主要原因。

西汉和东汉末年政治的规律是外戚干政和太监干政轮流进行。为什么呢？皇帝小的时候容易被外戚控制，一旦长大成人，就要夺回权力，和外戚之间就要发生冲突。朝廷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外戚的爪牙，皇帝要想夺回权力，只能依靠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太监。因此形成了外戚和太监轮流乱政的局面。

有人说，我们不要唯出身论，后妃、外戚、太监掌权有什么不好？反正总得有人管事吧？

其实这不是出身的问题，是执政能力的问题。后妃、外戚、太监的特点是因为和皇帝个人关系近而掌握权力。他们不是专业官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专权的时期，往往朝政比较混乱。

第五个威胁因素是权臣。后妃、太监、外戚能力通常比较差。但是权臣能力往往比较强，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斗争升上来的，都非常精明强干，如果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常常可以掌握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比如张居正。权臣执政，对百姓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他能力强，措施靠谱，但是皇帝却很害怕，因为他们经常架空皇帝，甚至夺取皇帝的天下。

第六个是朋党。所谓朋党，就是官员们分门别派，分成山头，相互斗争。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韩非子就讨论过如何防止大臣结党，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难以治理。作为个体，官员在皇帝面前当然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成朋党，形势就发生了逆转。他们协调行动，皇帝就很难控制他们了。明代就是朋党之祸直接导致了亡国，所以崇祯皇帝给李自成留下的遗嘱是什么？是杀光所有文臣。

第七个威胁就是地方割据势力。历史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难处理。地方的权力太小，办不了事；权力过大，又会坐大，不听中央指挥。唐代为了平定安史之乱，给了各地藩镇过大的权力，结果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这些权力就收不回来了，导致唐代的藩镇之祸。

第八是敌国外患，就是周围的这些国家，还有少数民族对皇权形成的威胁。北宋和南宋都是被北边的敌国给灭了。

第九个是农民起义，官逼民反，这个就更常见了。

实际上，我只是举其大端，如果细数下去，威胁皇帝的因素还有很多。

所以朱熹说，中国政治很难搞：

措置天下事直是难！救得这一弊，少间就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热药，少间又变成燥热；及至病热，下寒药，少间又变得 寒。

翻译过来，就是治理天下真是太难了。你把这个刚搞定，那边又出事了。比如给人看病，这个人是寒病，下热药，结果吃下去又变成了燥热病，你又得下寒药，结果寒病又起来了。

当个好皇帝有多难？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在位二十三年，对内励精图治，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将大唐帝国的版图开拓至西域。后世对李世民生平的褒奖之词有很多，其中虚心纳谏当属最广为人知的美德。

李世民曾说过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也成为了李世民虚心纳谏的最佳证明。

李世民在位前期表现出对黎明百姓的深刻关切和对朝廷大臣意见的尊重。他谦虚地对大臣们表示，自己早年一直是戎马生涯，缺乏治国才能，因此希望大臣们可以畅所欲言提出建设性意见。

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李世民在治国理政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精力，他要求宰相们轮流在中书省、门下省值班，以便他可以随时召对。由于李世民虚心纳谏，所以当时他总是能收到大量的谏书。他经常将一些有建设性的谏书贴到寝宫的墙壁上，以便于自己可以深思熟虑其中的内容。

除了虚心纳谏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备受后世推崇的美德就是节俭。他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严格要求削减不必要的大型工程项目，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曾对大臣们说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李世民的言行举止为他在朝野上下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百姓们都庆幸能拥有一位如此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皇帝。他的这个形象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成为千秋万代贤君的典范。然而，李世民的这个理想形象其实只做到了一半，即他在位的中前期。从七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唐朝国力的蒸蒸日上和帝国边境的不断扩张，李世民也逐渐变得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

631年，李世民不顾群臣们的劝谏，坚持要大规模重修位于洛阳的隋朝宫殿。然而当工程竣工后，他看到华丽的宫殿消耗了过多的民力、财力，又为此心疼不已，一怒之下命人将其拆毁了。可是之后几年时间里，他又下令建造了多座新的宫殿（634年大明宫；637年飞山宫；640年襄城宫；647年玉华宫）。值得一提的是，襄城宫在修建完成后，李世民认为这个建造地点过于炎热，又下令将其夷为平地。

李世民在位中后期还热衷于举办大型狩猎活动，每次花费惊人。有一次，皇三子李恪在狩猎时破坏了农田，李世民当众宣布：“权万纪（李恪的老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却在一旁说道：“房玄龄（唐朝名相）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李世民听后非常生气，但柳范的话却不无道理，因此他只好悻悻离去。

李世民在晚年愈发独断专行，他不仅不接受臣子们的批评意见，还恐吓那些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他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文治武功，认为自己的成就已超越了之前的所有帝王。围绕在他身边敢于犯颜强谏的大臣越来越少，阿谀奉承的大臣越来越多。就连房玄龄这样的朝廷重臣也只敢在临终前才上表进谏，劝皇帝停止征讨高丽。

当好皇帝不容易，当一辈子好皇帝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一代英明之君，也只能做到一半，而能有资格与李世民相提并论的皇帝，又能有几个呢？

参考文献：《唐会要》、《旧唐书》

中国的皇帝为什么都短命？

古代医疗条件不发达、加上战争频频、所以长寿的不多。

皇帝短命无非几种原因：

1、太累，因为是中央集权制，皇帝大权独揽，什么事儿都他一人管，如果这个皇帝勤政爱民，那累死是必然的。

2、太昏聩，皇帝一般生在宫廷，体会不到外别的艰难酸楚，宫里永远都是一副“歌舞升平“，于是这帮皇帝惰性大发，贪图个人享受，容易被包藏祸心的人陷害。

3、太执着，不少皇帝追求长生不老，过分执着反而害了自己，历史上不少皇帝都服丹药，有很多死于铅汞中毒。

4、太着急，这个就拿隋炀帝来举例，隋炀帝虽然贪图享乐，荒淫无度，但京杭大运河等大的国家工程确实利国利民，只可惜这位皇帝好大喜功，这种大工程完成一件就了不起了，我们的这位皇帝偏偏要许多件一起干，结果反而劳民伤财，最后被人民起义推翻。

其实当皇帝是个苦差事。稍微聪明一点的，是很累的。因为他能看透宫里的尔虞我诈，一个人要是能明白人心叵测，那他活得还不如一个2B青年轻松。如果说你无欲无求，不参与权利的游戏，那倒也没什么，可皇帝们又偏偏都不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