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喊着要和中国脱钩，而脱钩的主要商品便是芯片。

一开始只是限购，后来便成了禁购。

芯片生产链条的每一环节，从制造设备再到半导体材料，都被美芯联盟牢牢把控，重点监视高端芯片的发展，防止落入中国人之手。

为什么拜登选择了在小小的芯片上与中国展开竞争？

就像上个世纪的石油一般，在信息化时代里芯片几乎是无处不在，电视、手机、电动汽车这些常见的生活用品要用上芯片，卫星与芯片同样需要依赖芯片的存在。

人类的生活越发达，工业生产效率越高，便越要把握住芯片的发展，因为这是全球产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美国已经签署了28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而中国同样将半导体行业列为最高级别的战略重心。

虽然中国拥有大量用于生产芯片的原料、各式各样的稀土，但中国半导体发展却并不顺利，从世纪初就遭遇了来自于美国的压制，中芯国际这些本土芯片企业屡遭长臂管辖。

中美芯片竞赛、打压中国半导体企业，不是特朗普开启的，不是拜登开启的，甚至不是2800亿美元美芯法案能推动的，而是美国对中国执行的一贯国策！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芯片决定了这座工厂的运转效率；利用一颗小小的芯片，拜登深居白宫就能操控中国市场，让中国对美国保持一股持续性依赖！

2020年，中国进口芯片5000亿颗，为了进口这些国外芯片花费了4136亿美元！

在美芯法案签署的2022年，美芯企业每个月就能从中国市场捞取50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而在中美芯片竞赛中，美国不仅是通过长臂管辖、各种制裁措施直影响中国芯片产业，还在于持续性的吸附中国人才。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研究芯片与芯片制造设备的人才，但长期以来，中国半导体环境的落后，不少人才都流向了美国，一腔热血建设起资本主义社会。

华为任正非面对拜登推动的三轮制裁时就曾无奈地表示，“卡脖子的又是自己人”。

在美国半导体发展过程中，一直不缺乏具有华人背景的研究人员与商业巨鳄。

如著名的半导体公司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AMD的首席执行官苏资丰、博通公司的CEO陈福阳，很多都是华人血统、美籍身份，很早就移居美国、加入了半导体研发。

李爱珍研发出“量子级激光器”，但在国内4次申请院士而不得，最终无奈之下，只能去美国做一个外籍院士。

在英特尔，一些研究题库组组长和经理大部分都是华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工艺集成部门中最有才华的几位工程师也多数是华人。

北大高材生朱佳迪同样也是芯片方面的高级人才，近期在美国带领团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被美媒誉为“华人之光”。

中美芯片竞赛的如火如荼之下，世界正在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芯片。

然而，现在的硅基芯片技术正在无限接近终点。一旦进入到1nm的领域，那么依赖现有技术，将“被迫终止”。

原因很简单，越来越严重的量子遂穿效应，将会使得人类制造的芯片难度指数增加，这也是因为中美都无比关注具有强烈科幻色彩的量子芯片、光子芯片的原因。

但朱佳迪与他们的团队却成功攻克了这个世纪难题，一夜之间将美国的芯片历史突破到极限，进入了1nm领域。

当三星、台积电以及英特尔这些全球顶级半导体公司都沉沦在了2nm、3nm的研发当中时，年仅27岁的朱佳迪就完成了人们意料不到的突破。

不仅论文登上了国际期刊《自然-纳米技术》，在受到了美媒的广泛赞誉。

朱佳迪只是中美芯片竞赛的一个小缩影，他证明了华人、中国不笨，同样有能力推动半导体研究，但我们真正缺的是，一个能让芯片人才、芯片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

经济是基础，科技是生产力，中美国家之间的芯片竞争的主轴是芯片但却不只是芯片，而需要整个国家全方位的进行突破。

在科研氛围上，不应拘泥于规范好的框架、执着于言传身教的传统教育，而该打造开放包容的科研氛围。

在科研资金上，国的科研资金申请程序复杂，量化指标过多，如论文数量、赛事荣誉等等，许多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也较为有限，缺乏“唯才是举”的决心。

中美芯片竞赛就像一个契机，提醒我们如何从一个工业大国向科研大国迈进。

实际上，我们不该为了出走的朱佳迪们而灰心，因为同样也有人仍然抱着拳拳赤子之心、坚守国内岗位，朱佳迪这次采用的晶体管技术，在一年前就被中国清华大学实验室攻破。

因为有这些人的坚守，中美的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正如任正非所说“要在有凤凰的地方筑巢”，那么中国也该是时候为这些人才筑个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