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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对中国的军火援助随即展开。

由于苏联不愿过分刺激日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华军事援助都是秘密展开的，目的是既能够对中国进行有效的军事援助以抗击日本侵略，又能够在东方拖住日本，确保日本无法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因此，苏联的军事援助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的信用贷款完成的。

1、苏联援华军火情况

在此期间，苏联的对华贷款主要有三期。

贷款总额计2.5亿美元，是由杨杰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商定的。

第一次贷款协定于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规定信用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起算，利息为年利率3%，自1938年10月31日起5年内偿还，每年偿付1000万美元，并同时付清已动用信用借款之利息。

条约第三条规定：

“全权代表依据本条约各条款，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借予中华民国政府之信用借款额内，订购各种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有互相订立特种合同之全权”。因此，每次借款的功用都订有合同。

条约规定：

“信用借款与利息，中华民国政府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需之物产品与原料偿还之”。

贷款偿还日期自1937年10月31日起（中国此时已收到苏联提供的军火援助)分五年均等进行，偿还时包括已提供商品额的利息。

苏联的第二次对华信用借款于1938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借款的使用、年息与第一次相同。

条约规定自1938年7月1日起计息，1940年7月1日起5年内偿还，每年偿付1000万美元，同时付清已借用之信用借款之利息。

条约所附中国政府偿付借款的第一品名单同第一次信用借款相同，物资输送的有关规定也与第一次信用借款条约相同。

苏联的第三次对华信用借款1.5亿美元，是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间关于实施九万万伍千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这次信用借款的使用，利息均与前两次借款相同。

条约规定信用借款自1939年7月1日起计息，自1942年7月1日起10年内偿还，每年偿付1500万美元。信用借款之利息自1939年起付，每年付清实际支用之信用借款实数之利息。条约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米高扬与中华民国政府全权代表孙科正式签字。

以下为三次借款签订的合同。

第一笔合同在1938年3月3日签订，3月5日至6月10日履行。

军火总价值29726631美元，合同外加器材组织费（占总价值的2%）594533美元，合计为30321164美元。

第二笔合同于1938年3月11日签订，3月15日至6月20日履行。

军火总价值7976700美元，铁路运费为202892美元，轮船装载费为40167美元，组织费仍为军火总价值的2%，即159534美元，合计8379293美元。

第三笔合同于1938年3月22日签订，3月25日至6月27日履行。

军火总价值6287969美元，外加铁路运费、轮船装载费、包装费、修理工程队派遣费计3443251美元，组织费125759美元，合计9856979美元。

三笔合同累计，中方实际用于购置军火费用43991300美元，运费及行政费（组织费和派遣费)4406602美元，剩下1602098美元为苏联军事专家生活费。

第四笔合同于1938年7月3日签订，7月5日至9月28日履行。军火总价值27172541美元。

第五笔合同于1939年6月20日签订，6月25日至9月1日履行。军火总价值为19409773美元。

这两笔军火合同总价值为46582314美元，中方对此统计为51442564美元，其差额4860250美元应为运输、行政等费用。

第六笔合同签订于1939年6月20日，6月25日至9月1日履行。军火总价值12936885美元（中方统计为18622024美元)。

第七笔合同于1939年下半年签订。这笔贷款主要用于苏联帮助中国在伊宁创办航空学校，其中3474459美元用于购置军事物资，其余3386000美元用于房屋设备、仪器、机场、射击场等。军火总价值为6860459美元。

至于三次借款中国的实际动用额，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是173176000美元。就从当时购买军火的费用来讲，这一数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中国偿还贷款的数额来看，还应加上3%的年息28603000美元，本金加利息总计为201779000美元，此应为中国偿还苏联的债务。

2、苏联援华军火的用心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是支持中国抗战的有力盟友，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有很多苏联援华人员牺牲在中国，苏中人民在并肩对日作战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援助也是十分慷慨的。援华制日是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政策也是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则的，做出有利于自己民族利益的选择是必然的。

首先，我们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苏联援华的战略前提是“武装保卫苏联”，苏联援华的目的是让中国战场在东线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北进，使苏联免遭日德的东西夹击，让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的后腿。

在西线，苏联时刻防范着德国的进攻；在东线，苏联与日本不断妥协，不惜牺牲中国权益迁就日本，如承认日本建立的伪满洲国；1935年廉价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既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也有损于苏联的信誉。此举虽然暂时缓和了日苏矛盾，但却助长了日军的侵华气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了配合德国军事行动，日本在扩大对华侵略的同时，加紧了对苏作战准备，在中国东北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使远东局势日趋紧张。

苏联担心日本会撕毁《苏日中立条约》进攻苏联，为此斯大林紧急召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诺夫，要求发动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

当中共中央面对解放区的困难，在表示对苏军行动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配合，决不能孤注一掷时，招致斯大林的严重不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蛮横指责。尽管如此，中国抗日战争还是为苏联在客观上提供了积极支持，正如崔可夫所言，“在我们最艰苦的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3、苏联援华对中国来说有多重要？

但是，无论如何，仅就这一时期而言，苏联对华援助是积极、巨大而有效的，我们应该肯定和感激。

中国抗日战争刚一爆发，英美等西方大国奉行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这时也就只有苏联能够仗义执言，利用新闻舆论和国际讲坛在道义和政治上支持中国抗战，还在物质上援助中国。

苏联的这种援助是真诚的，中国人民也把苏联和斯大林视为是自己的真正朋友。

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康斯坦丁诺夫曾有这样一段感叹足以看出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确实看到苏联这个字眼对农民产生的一种魔术般的效力。我和我们所有人都常常深受感动的是，在最偏远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时候方圆左右只有唯一一个识字的人能够勉勉强强地念护照，但就在那种地方人们也知道苏联，尊敬苏联。

只要识字的人给凶狠地死盯着我们并准备给我们上私刑的农民解释说我们是苏联人时，整个情绪一下子就会转变过来，人们就会绽开善意的微笑。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亲近的朋友那样欢迎我们。每个人都争着握手还说着：‘苏联’、‘苏联’。”

从当时援助的实际情况看，苏联援助是大量的，有时甚至是在苏联国内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在物质援助方面，苏联的2.5亿美元贷款，年利率仅为3%，是当时国际上最低的利率，而美英的年利率则在6.5%。

对苏联贷款的偿付可用农产品和矿产品，在矿产品不足时还可以扩大农产品比例，而对英美贷款的偿付则必须用锡、钨、锑等军用战略原料。

毋庸赘言，这些战略原料是战时中国不可缺少的。

4、苏联援华军火的物美价廉

在价格上，苏联军火一般都低于国际价格。1938年6月，孙科访苏后赴法国时同顾维钧曾谈到，他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1.6亿卢布贷款。

他说，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上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折合中国货币150万元。

在贷款偿还时间上，苏联亦予优惠。像第二笔贷款优惠2年，自1940年7月1日起偿还；第三笔贷款优惠3年，自1942年7月1日起偿还。

这些优惠政策完全是以中国财政经济困难为出发点而实行的。在提供援助上苏联还打破国际惯例，在贷款协定和易货合同未签订前，就向中国运送物资，如第一笔5000万美元贷款协定是1938年3月1日签订的，而履行该笔贷款的三个合同分别是在3月3日、3月11日和3月22日签订的，但在此之前，苏联已向中国提供了282架飞机，且第一批军用物资早在1937年10月7日就已运抵中国。

这都是苏联从战时急需出发，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交通运输上的困难而做到的。

重要的还在于，苏联当时虽已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力大为增强，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国力仍然有限，因此能够大胆援助中国，实属不易。

抗战爆发后的头18个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76架飞机和82辆坦克，各自相当于1938年苏联飞机和坦克年产量的6.8%和3.6%。

美国学者约翰·加弗指出：“在苏联匆忙准备战争之际，这些出口相当于一种重大的牺牲。”

所以，加弗认为苏联的援助是“慷慨的”，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把这种慷慨援助的出发点归结为苏联的民族私利。

如果得出这种结论，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苏联人在思想感情上也承受不了。

崔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有人说，好一个大慈大悲的恩人。难道不是为了苏联的利益才借中国人的手打日本吗？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我都听到过这种说法。

我们应当理解的是，崔可夫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是由于“民族私利”这个不实之词刺伤了像崔可夫这样真诚援助过中国的苏联人。

5、苏联援华军火的性能和质量有多好？

苏联当时援助中国的武器，是当时性能最好的武器，而且质量上乘。

杨杰在日记中写道：

“十三日赴郊外检视飞机、高射炮、坦克车、反坦克炮等各物，均觉成绩不劣，各有各的特长之点，均适我陆军之用，其中以飞机为最优良，驱逐机之速度在现今各国中堪称一等，惟觉轰炸机稍小，因其携弹不多，航行时间不足（五六小时），不适于我国远飞到日本岛地轰炸之用。但为战术战略上使用，此亦利器也。”

比如歼击机是依-15（双翼)和依-16(单翼)型。依-15型比较灵活，善于做盘旋动作，便于水平作战。依-16型则更先进些，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机之一。

苏联飞行员通常将两种型号飞机配合使用：依-16拦截和追击，依-15发挥机动性能牵制敌机，空战效果一般都比较好。轰炸机分为CB型（轻型轰炸机)和IB型（重型轰炸机)两种，都是先进机型，CB轻型轰炸机的性能尤为优越。

白崇禧曾评论说：

“苏式轰炸机因参加西班牙内战，屡经改良，故相当优秀”。

其中，CB-2型为苏联一流轰炸机，巡航能力为1200公里，最高时速412公里，升限达9510米，可携带600公斤炸弹。日本当时使用的九五式、九六式歼击机速度都不如CB-2型，无法截击。

关于苏联火炮质量，中国军事代表团鉴定认为：

高射炮“命中率甚大”，“据称此炮之命中率公算为四分之一，由此可知其优点矣”。高射炮，“品质性能均甚优好，于吾环境亦甚适用”；“此炮较德国制者为优，德制之口径为三七公厘，此炮口径为四五公厘”。

代表团还认为，此炮用途甚广，不仅可用作攻击敌战车及装甲车之用，且亦可破坏敌机关枪及轻式工程，等等。

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大批购买。中国在许多战役中使用了苏式火炮，像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就与使用苏联武器有关。

关于从苏联购买的战车，属中型，“此战车系仿英国所制者，该战车总重九吨半…时速为三十公里至三十五公里，与吾人所定之中型战车标准，皆相适合”。

中国从苏联进口的坦克是T-26型。这种坦克是苏军在30年代使用的一种主要坦克，其重量为9吨，最高时速20公里，配备无线电台，可爬坡度为40度。火力较强，安装一门45mm火炮和一挺7.62mm机关枪，但机动性能较差，装甲质量不够好，易被炮火击穿。

由于中国军队的坦克本来就少（30年代曾进口过少量英国造的“威克斯”轻型坦克)，而从苏联购买的也不过82辆，这对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况且蒋介石还舍不得使用这批坦克，因此苏式坦克并没有对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起多大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飞机和火炮等重武器，以及机枪和步枪等轻武器。苏联授华的飞机等军火物资，对中国初期的抗战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帮助中国军民粉碎了敌人迅速占领全中国的狂妄计划。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军火物资援助是真诚的。为了使中国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苏联还曾建议帮助建立飞机制造厂等，以增加中国武器的自给能力。苏联提议代为设计在中国创办的飞机制造厂，发动机由苏联供给，可月产飞机50架至一二百架，据称半年后可出品。

炮厂亦为苏方承许在中国旧兵工厂内添设机器，制造各中小口径之炮，直至能出重炮为止。苏方当派专家到中国设计制造。杨杰还向蒋介石建议，在新疆由苏联提供专家与机器，帮助开采石油，以供军用。

总之，苏联在中国抗战前期对中国的军火物资援助是及时的、有效的，它帮助中国军民有效地抗击了日本侵略，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在英美等大国对中国的抗战尚取旁观态度之时，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来说，苏联的援助尤为宝贵。

中国人民对苏联在抗战初期真诚而有效的国际主义援助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国民政府重要人士孙科当时曾代表中国人民表达了这种心愿：

“中国人民在反对干涉者，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中，从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中获得了力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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