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氏中医世家简介

梅氏中医世家的始祖梅翰林（约生于1773年，卒年不详）。乾隆57年因母亲秦氏腿疮久治不愈，遂用拉车拉母亲到夏集西北处程集求名医程先生治疗。程先生医术精湛、蜚声方圆，精通内、外、妇、儿四科，故世人恭称“程四大夫”。在诊病时，翰林对其母亲尊崇孝顺，且饱读诗书，为人诚朴谦和，不料被程先生之女钟爱。程先生中年丧妻，膝下无子，只此一女。此时程先生正愁医道基业无人继承，便托人说媒，后两家互换庚帖遂成婚配。翰林成为程先生爱婿后，侍诊于程先生左右。程先生毫无保留，悉心传授；翰林聪明颖悟，乃尽得其传。

第二代传人梅九山（生卒年代无考）：为梅翰林三子，医术高超，治病多奇中，由于叔伯弟兄排行老八，故世人称之“八神仙”。

第三代传人梅世秀（生卒年代不详），为梅九山长子，精于内、妇科，尤擅针灸。当时以“过心针”救治危重急证（可能为心肌梗塞之类的疾病）而著称。

第四代传人梅咸贞（1854～1921），为梅世秀长子，此时外、儿科已失传，然尤精于内、妇科，擅治疑难杂症。

第五代传人梅承全（1883～1958）字廷岑，为梅咸贞长子。弱冠之年即随祖父世秀、父亲咸贞在祖传“荣兴堂”辅诊。广识症候，获益良多。当时四方求医者，不远百余里，骑驴拉驮，车水马龙，颇为壮观。尤精于内、妇科，擅治于疑难杂症。对祖传“和中丸”、“化消丹”等药的运用得心应手，于男子伤力、妇女产后风、产后痹痛、干血痨、症瘕等病的治疗颇有心得。终生诊务繁忙，每日以百计，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良方。

第六代传人梅迅卿，字建基﹙1904～1961﹚，为梅承全长子。自幼好学，聪颖过人，于《内经》、《伤寒杂病论》及诸家学说，时时诵读，用心颇勤。非但读书过目而不忘，而且往往书读到无字处。不数年，学业猛进，十八岁已能独立临证，且诊识疾病坦然而不惑。三十岁将祖传“荣兴堂”药铺搬至县城，悬壶不久，医誉已隆，四方求治者，日以百计。

1945年被推选为县医师公会副理事长；建国后任县第二联合诊所（后并入邓县人民医院）所长。为一至三届县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委员等。是一位学验俱丰、身负重望的一代名医，不仅全面传承了“梅氏医学” 的祖传要略、心悟、验方等经验，而且还积累了大量的临床心得和验方，憾生前诊务繁忙，无暇著述。

第七代传人梅维伦，（1935～），为梅迅卿长子。14岁辍学，改为诵读医书，如药性赋、汤头歌诀、脉诀及内经、伤寒论、医宗金鉴、寿世保元等书。并在祖传“荣兴堂”药铺随父亲侍诊并司药。1956年开始坐诊行医，使用父亲传授的经验药方，左右逢源，有的甚至是药到病除。很快就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门诊量骤增。现为中医内、妇科副主任医师。1984年被市卫生局确定为名老中医，任市中医学会理事、南阳中医妇科学会主任、省中医妇科学会委员、南阳张仲景国医大学特聘教授及县政协委员等职。

整理出南阳地区多县名老中医经验二十余篇，收录于《河南省名老中医经验集锦》等著作中，部分临床验案刊录在《中州医家荟萃》。改进的祖传“甲珠化症散”治疗子宫肌瘤，被《中国大陆求医问药》一书向海内外推广，其学术成就被《中国当代高级医师大全》所记载。

第七代传人梅淑敏﹙1943～﹚为梅迅卿爱女，中医妇科副主任医师，擅治妇、内科杂病;﹙详细介绍见附件﹚

第八代传人梅建国﹙1955—﹚，为梅维伦长子，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从医近五十年来手不释卷，勤于临床，对传统医药不乏独到之见，既能用一、二味药直达病所，又能以大方渐愈沉疴;与时俱进，突破传统理论架构，为现代妇科疾病提出新说、治法另辟蹊径。为系统整理“梅氏医学”，九十年初，在日门诊五、六十人（次）的情况下，就写出了《梅氏妇科调肝述要》等二十余篇学术论文。

此后二十余年来，对中医学研究和创新突显在六个方面︰

一 对内妇科常见病的治疗，充分达到规范化、集约化。

二、 运用现代有关知识和技术，提升祖传验方的疗效并扩展了治疗范围。

三、 深化中医病机学说，探治当今疑难杂症，弥补了传统治疗方法不足的缺憾。

四、 超越传统理论认知，突破教科书的某些教条，构建中医“代谢性疾病”的理论框架，创立新说，施用于临床。

五、 与时俱进，研究现代妇科疾病的新治法：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生活方式，以其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和不可遏止的扩张力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生存环境，譬如转基因粮食的推广、化学除草剂遗留在粮食DNA上的草甘膦﹑BT毒素、空气质量下降等诸种因素，给妇科健康带来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独特的学术见解，并创立相应的治疗方法。

六、 在中药治疗领域，优化治法，拓宽治疗途径。

其学术成就和科研、临床事迹收录在《中国名医大辞典》、《中国名医列传》、《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当代医药界名人录》、《世界华人英才录》等十余种典籍中。

第九代传人梅哲（1983～），为梅建国长子，河南中医学院2000级本科毕业，中医主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在中医治疗领域，坚持中医自主思维，全面继承祖传经验，从事中医临床和研究工作。

梅迅卿生平及学术思想简介

生平简介

梅迅卿先生，字建基，祖居河南邓州夏集乡。生于公元一九零四年三月，卒于一九六一年五月，终年五十有七。先生之家门五世从医，祖父及父亲均为当地颇负名望、蜚声方圆的名医。先生自幼好学，未入学门，即可口诵古诗文数百言。六岁入学，于“四书”及诸子文学，用心颇勤，凡书读到之处，皆能琅琅成诵。既而随祖咸祯、父承全侍诊，耳濡目染、广识证候，每于祖父及父亲临证之心得处，用力最勤、深有所悟。夜晚则以灯草置于油盏，孤灯伴读，于油尽方休，时值夜半时分。先生聪颖过人，非但读书过目而不忘，而且往往书读到无字处。不数年，学业猛进，十八岁已能独立临证，且诊识疾病坦然而不惑。临证之余，手录经典要诀、诸家医案，时时温习，穷其蕴奥。三十岁执业县城，悬壶不久，医誉已隆，四方求治者，踵趾相接，日以百计，名躁鄂、豫两境，而内乡、新野、南阳、镇平等县的病家骑驴拉驮，身寄干粮，不远百余里来求治者，更是络绎不绝。

（梅氏家传 碾槽、研窝、檑窝）

先生自奉勤俭，但为人慷慨，凡是病人家壁贫寒、无资服药者，先生免收诊金，施药相赐，虽从医数十年，家无余资。

解放初，先生广联县境中医有识之士，组织成立了县医师工会，众推先生为副理事长。先生不惜诊务繁忙，利用空暇，广交经验、切磋学术。53年，先生参加县第二联合诊所（后并入邓县人民医院），且兼任所长之职。在此期间，虽重务在身，但先生乐育良才、每次为县卫训班传道授业解惑。先生讲课谈古融今、取喻恰当，溶医、文之理于一炉，化经典与诸家学说为一贯，务求度人以金针。

先生才思敏捷，临证诊疾，力求“天人合一”，首重望诊，因而与病家攀谈数语，便可澄清病情根源。其诊疾疗病，为病家所称颂，同道所膺服。先生豁然大度，谈笑风生，凡有情志为病，则导之以良言，使病人未药而疾若雾消，达到治病、治身、治心。

（切片工具）

1960年，浮肿病肆虐，沿户相蔓，生灵涂炭，先生见此状痛心疾首，他不顾自己身患高心病，依然接受了到浮肿病院（今酒厂旧址）担任该病的主治工作。先生到次，亲临诊视、昼夜无间，并厘分证型，磋定治法，不数日就控制了病死率，救活甚众。

先生生前诊务繁忙，每日座诊，午、晚均不能及时用餐，已成惯例。且每有病家求诊众多时，往往寝食俱废，然亦毫不以烦劳为意。对于先生的贡献，党和政府给予很高的荣誉，直至他逝世前，历届推选他为县人大特邀代表、政协委员会委员。

先生是一位学验俱丰、身负重望的一代名医，生前宿愿，满拟利用晚年，将一生经验毕诸于书，无奈诊务繁忙，积劳成疾，惜未竟其志而逝。

学术思想举隅

先生之所以在医林中为同仁所悦服、病家所仰慕，这除了他学有家渊、勤奋博识外，还与他敏于思索，笃于实践所分不开的。

阴阳五行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故在临床上，必须通贯阴阳、畅晓五行，才可娴熟其用。先生认为，日月的运转、气节之递变、寒暑之更移、昼夜之往复，乃至人体的生命活动，莫不与阴阳消转相关，故“欲究阴阳，必于动中求之”，指出观测阴阳必须掌握其“动、变”特点。如治疗外感后所致的午后发热证，先生尝用减味小柴胡汤循表里交合之分以解外安内，配以加减四物汤入阴清热，更嘱病人于上午服药，意在籍午时阴阳交接之际，使药力随气内入阴分，验之临床，每收桴鼓之效。先生常言，“人身所在，无非阴阳，气血荣卫，水火精神，皆本阴阳”，“臓腑为阴阳安居之宅，形体为阴阳流动之所”。对于失眠一证，先生悉本阴阳交合之理，将其区分为卧而不寐与寐而早寤。他认为，卧而不寐者，为阳火躁动，不归于阴，阴阳不居其宅，当平潜阳火，调和臓腑；夜半之后，阳气萌发，故寐而早寤者，系阴分有亏，不恋其阳，阴阳失和，流散其所，宣滋养阴液，谐导荣卫。虽为临证之一斑，但析理真切，足见其深谙阴阳变化之义趣。

对于五行学说，他在望诊方面，虽然倡导五色对照五臓，并运用五行的生、克、乘、侮来预测疾病的生死吉凶。以及用来指导辩证用药外，但不能过于拘泥。如先生对心脏病的适时防治时，常告诫门人“夏令属火，心体亦属火，火见火无处躲”，从而提出心脏病应及早调治，谨防夏季火气司令，逼汗外泄，耗伤心液的治疗主张。可见，他并不孤立地、刻板于五行学说，而是融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说以及臓腑学说浑然一体，活法圆机，运用自如。

（“荣兴堂”使用过的中药柜）

综观先生的学术思想，除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强调地域的差异对人体的影响外，他还十分注重人体的素质。先生常言“男子以气为主，女子以血为主”,“小儿臓气太脆，老人臓气多衰”， “胖人多湿，瘦人多火”，“常静（过逸）之人，阳气多郁多结，常动（过劳）之人，阳气多耗多散”，“劳力之人，气常不足，劳心之人，血多暗耗”，“喜食咸者，多阳虚，喜食甜者，多阴虚”，“阳虚不耐风寒，阴虚多受燥热”等等，先生对于体质差异的观点，大多融贯于他的辨证论治之中。

仲景之书，理论条晰井然，组方法度严谨，堪称后世方书之祖。先生对之推崇备至，故其每用经方，治病大验，虽法自仲景，但他又不拘于仲景文中，而是化仲景学说为己之血肉。他常告诫后人“仲景之书不可不读，然亦不可死读也”。故而先生运用经方，常出自机抒，匠心独运。如治齐姓小儿，先生赴诊时，已患病十余日不愈，群医束手。时值隆冬，证见身不着衣，近衣则肌肤疼若刀割火灼，呼号异常。先生授以麻黄汤嘱服药须臾，啜热粥些许，覆被令通身汗出。一剂而愈。先生谓此非太阳表实证，而实乃热壅毛窍，被外寒所束，不得发泄使然。又治许姓成人，染时病月余，经数医，屡投药石，均无效力。渐至淹卧床第，肉消骨立，神识如蒙，目不识人，粒米不入。家人将其棺木已置。时有人言可否请先生诊视，遂邀先生至。视病者虽有斯状，但见其仰面而卧，扬手伸足；目不识人，然尚有精光，乃“目中不了了”是也，继扪之腹满而坚，询已十余日未便也，遂处仲景大承气汤，约量与服。翌日燥矢顿下，神识渐清，后以糜粥及他法自养，月余后，元气渐复，悉入常人。此外，先生运用栀子干姜汤，根据“火郁发之”之理，以栀子数倍于干姜，治疗郁火牙疼、胃疼；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夜游证；葛根汤治疗暴发火眼等等，皆出仲景范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先生治学严谨，饱学多识，他重视刘、李、朱、张等诸家之学，但又毫无门户之见；他崇尚《千金方》、《寿世保元》、《万病回春》、《辨证奇闻》诸书的方药集成，但又从不株守成方，而是撷取众长，自成一家言。

先生认为，“治脾胃当循东垣法，但东垣多用升阳，唯脾虚气陷者宜之，脾虚有湿者宜之，脾虚木郁者亦宜之。倘若肺体脆弱，动则气高及肝阳多动者，则又当避之矣。”谨防升阳太过，药升欲动之阳，妄散至高之气。除此，脾病患者，先生常嘱病家“调其饮食，适其寒热”，而冀病瘳。

先生善用滋阴，其理守丹溪，法循绮石。他认为阴虚大都关乎脾、肺、肾，但尤着眼于脾。他说“脾运则津布与肺。而肺居上为天，肾居下为地，肺体得濡，金行清化，水自长流，从而天地气交，云施雨化，自无阴虚之患。”凡临床证见肾阴亏耗，确需“二地”（生、熟地）之属，常留意滋阴不碍脾，填液不困阳。因而临证之时，或责其炒炭而用，或令其少饮频服，或于剂中加入行气阳动之品，使脾气动而阴行，四运旋乃轴动，则阴液自布。有时则根据病情配以小量茯苓、泽泻，补中寓泄。其道理正如他言“若滥用脓浊滋填，脾不受药，反下滑肠道，欲养阴反为泻阴矣。”这些全由临床得来，可师可法。

先生常说“汗、吐、下可愈大病”。故凡迂急、难、大证诸药莫能及者，多取此三法。仅以吐法为例：如治一郭姓干部，时值炎夏酷暑，力竭于常途，随又啖食瓜果，贪饮凉泉，回家不多时，便觉心中烦闷，腹中绞痛，且面色苍白，四肢清冷。先生诊后，自言“此乃瓜蒂散证”。遂又令食盐炒过，开水化服。服后不多时，患者口涎直流，乃令其以指探吐，果吐出寒水酸浆近盆许，遂身汗溱溱，诸证若失。后门人不解其故，进言“师云瓜蒂散证，为何不用瓜蒂涌吐？”答曰“是乃常静之人（坐办公室工作），阳气不充，胃气不壮，恐瓜蒂之猛有伤胃气，仲景言‘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是也，故易以炒盐。”可见先生学之有素，非同平常。

先生生前以擅治男子伤力、妇女诸病而著称。男气女血，各有畔界，治法不同，投药迥异。但先生却刚柔分明，自成范例。

先生认为“男子以气为主。气力二字、气足便力充，气少则力乏”。在《内经》“劳则气散”理论指导下，根据临床实践，提出了男子劳倦过度导致“伤气”继则为“伤力”的学术见解，列举其系列的病理表现，并确定了“调气血，疏经隧”；“补脾气，豁胃口”；“温中土，复升降”；“升督阳，返本元”等相应的治疗方法，务使耗散之气力，暗损之精血渐以平复。其治疗理念虽萌受于东垣，但较东垣之学又上一乘，颇有新见，值得一提。

由于“女子以血为用”，因而对于妇科病，先生认为“凡妇女诸病莫不与血相涉”，在治疗上，针对不同的证候，分别采用温血，凉血，养血，活血等法。同时，还充分注意了气与血，津与血，脏腑与血，昼夜、日月、寒暑、阴阳的消转与血，内伤杂病与血的关系和影响等等。对于产后病，先生最为着眼。他说“产后治病莫忘虚，补虚莫忘瘀，治瘀莫忘病”，将产后虚、瘀、病三者列为一体，权衡主次，明辨标本，区别对待。因而在治疗妇科病方面，万举万当，取效甚捷。

（老字号牌匾）

先生治病，往往因病立方，处方不拘于常格。若证候单一，势急情重，用药大多一、二味或至五、六味，意欲药力取纯，直入病所，以顿挫病势；倘内伤杂病，势缓情轻，必多方排偶，相与宣摄，而共奏药效。

内伤杂病，由于证情复杂，故先生临床从不株守成方，提出“用药既不可太简，亦不可太繁”。 先生的杂病处方，则是匠心所运，组方遣药，自成家法。每张处方用药厘定十二味，共分四组，每组三味。每组药味间多相辅相成，或相须相偶，或标本兼施，抑体用兼顾等等，其义深趣奥，难以尽言。如治疗妇女肝病的一组药：香附、白芍、当归，实乃气血两调，体用兼顾，疏中有补，补中寓泄之配。如此之配，先生根据临床证候设立了一百余组，除了每组药物间的变化、演绎外，而组与组间的配伍，亦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如香附、白芍、当归组，若与百合、麦冬、丹皮组配伍，既可荣肝疏木，且兼清金制木，专为木气久郁而设。如与白术、茯苓、陈皮组相伍，便可调和肝脾。诸如此例，变化无穷。综观先生处方，无一味杂药异味，流兵散将，而是群而一体，贴切悠当，相配互济，宣摄得宜之方。这与哪些墨守成方，杂药乱投的时医，大相径庭。

除此，先生对于民间单方，世传偏方，倘用之有验，往往纳而不弃，录用颇多，如治疗胃病的“一盆火”，治小儿聤耳的“蚂䗂散”，治疗肾虚腰疼的“猪腰散”等等，颇资后学用方者取法与借鉴。

（以上内容由梅氏家族第八代传人 梅建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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