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海的晚霞，水天一色。 铁成摄影

后海，风景如画，蜿蜒在前海、西海之间，杨柳依依，碧波荡漾。

我出生在距后海几十米的鸦儿胡同。这是一条东西方向长七八百米的胡同，东行至享有盛名的烟袋斜街，往北就出了甘水桥。历史上，明代就有了这条胡同，到了清乾隆年间，改为了鸭儿胡同，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来又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我家周边曾经住过许多历史文化名人。斜对面就是一个大户人家，俗称“蔡家大院”，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东北烟草大王蔡家声的宅院。高门楼，石鼓相当，连出拱的门裆刻着精美的雕花。五层青石台阶，砖雕十分考究。就连院墙砌的都显得与众不同，下面是一水儿的虎皮墙地基包裹，上面的青砖磨砖对缝，合瓦顶子连成一片。里边就更讲究了，前出廊子后出樧，北房走廊雕梁画栋，整个院子方方正正。旁边的跨院曾经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寓所。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周立波出入蔡家大院。他中等身材，瘦瘦的的脸，没有任何表情。他深居简出，似乎永远是一身中山装，做人低调，几乎从不和周边街坊有来往。起初，大家以为他是蔡家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作者，是大作家！

文革中，“蔡家大院”遭了难。周立波虽然没有挨斗，但是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勒令当天辞退保姆。这件事后不久，周立波就搬走了，他家的保姆后来嫁给隔壁院内的一个鳏夫。

马海德

离蔡家大院不远，有条小胡同，直通后海。东面是座小庙，原为龙华寺，清末为溥仪父亲的家庙。解放后原来是个小学，后来成了幼儿园。西面住着美国专家、卫生部顾问马海德。说起马海德，当时的人们都知道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马海德1937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是第一个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甘水桥大街有个中国医学院皮肤病研究所，马海德就在那儿工作。他为我国消灭麻风病、性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大鼻子的美国人，天天经过鸦儿胡同走着去上班。他身材魁梧，穿着十分考究，西服革履，举止文雅，风度翩翩，很绅士。那个年代，北京胡同有这么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天天在众人面前走过，真的很扎眼！

马海德心地善良，对老街坊们总是十分客气，有人缘儿。大家都尊称他“马大夫”。有一次，旁边门里的卢老太脸颊上长了癣，马海德主动关心，让她去医院看看。卢老太病好后逢人便讲，马大夫没收一分钱医药费，夸赞马海德的人品、医德。

“文革”中，马海德也曾经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也受到了冲击。但是马海德表现异常淡定，见到他的人，没觉得有什么两样。有一次，我在后海边散步时碰到马海德，问起此事，他微笑着看着我说：“谢谢你，过去了。”当时人们对美国人很排斥，我问他：“您是美国人吗？”老人慈祥的微笑随即收敛了：“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叙利亚人。”

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在中国摄影界早就享有盛名。由于马海德与当时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关系很好，我们后来看到的宋庆龄许多照片，都是周幼马拍摄的。前些年，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年会，没想到和周幼马坐在了一桌。我们既是同行，又是街坊，见面后感到格外亲切。席间忆起马老，不胜唏嘘。

在我家稍靠西一点儿，还住着诗人田间。当时不知道，后来上学后才知道田间不但是诗人、作家，还是一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曾经担任过河北省文联主席和《河北文学》杂志主编。在街坊印象中，他很少出门。“文革”中他也受到了冲击，被批为反革命。田间不堪受辱，投湖自尽，好在被人救起。他女儿是师大附中的学生，一个非常优秀、文静的女孩。为此，长期忧郁、压抑，导致精神失常，后又因婚姻十分不幸，而今不知去向何方，令人痛惜。

在蔡家大院的旁边，还住着著名画家溥心畬夫人的娘家。据我的老师毓峘先生讲，这所院子当年是溥心畬用一张画换来的。院子不大，但是很齐整。

我小的时候，对什么都觉得好奇。溥夫人的老奶奶去世时，我见识了北京人办事的规矩和讲究。那是冬天，非常寒冷。溥家在门口雇了四个吹鼓手，小方桌靠墙放着，上面摆着茶壶、茶碗、茶盘子。笙管笛箫，唢呐声声，曲调悲怆凄凉。院子里面搭着蓝布大棚，从门楼开始一直到院子。正房里是和尚做法事，鼓乐齐鸣，不时传来高低起伏的诵经声。家人错落有致地站在两厢，报事的则高声唱和，迎来送往，很是忙活。

我那时年纪小，跟着大孩子看热闹。佛事第三天，大约晚上八九点钟左右，是出殡的时刻，也叫“接三”，很是隆重。一群家人从院子里按顺序抬出纸人纸马，作为前队。和尚袈裟披身随后，按级别列队很是整齐。最后面的是吹鼓手，手里的唢呐呜哩哇啦吹得震天响。光吸引来看热闹的就有上百人。出殡的队伍围着他家转了一圈儿，然后走到后海河边的龙华寺门前的大空场儿，把纸扎的物件顺序码好。随后鼓乐齐鸣，众和尚合掌齐声朗诵经文，一霎时火光冲天。

河地

后海是什刹海的一部分，最初有专人管理。今天望海楼路北的居民楼，原来是个大院儿，新中国成立前这地方叫河地，主人姓秦。相传这后海都姓秦，清朝末年，家里有女儿选进了宫，后封为贵人。慈禧册封秦家管理后海，鲜鱼水菜、荷花、荷叶、莲蓬、藕专门供应宫里的御膳房。冬天打冰，存在北海夹道、德外两个冰窖，来年夏天供宫里消暑。现在的望海楼原来是秦家的场院。

这里还有一个说法，这河地是秦家租的。总之，这秦家一直管理后海是不会错的。

秦家有个二爷，身材不高，长得四方大脸，带着一副黑边眼镜，肩宽背厚，肚大腰圆，光头，永远剃得锃光瓦亮。这秦二爷说话大嗓门，待人十分和气，印象中特别善良，乐意助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选民活动在街道就是大事了。每逢这时，秦二爷总是格外热情，从抄写选民的名单开始一直到上墙，弄得和光荣榜一样喜庆，可是费了不少功夫。那时，毛笔字书写好的不多，秦二爷的书法好，正楷写得工工整整，见者无不称赞。老百姓把选民当了头等大事，选民榜一上墙，专门有敲锣打鼓的营造气氛。秦二爷的身体好，全身挂皂，腰间系着大红的飘带，大鼓敲得震天响。

我小时候最爱看热闹，每次都是跟着跑到底的。

后海一带，私宅多，大杂院也多。原来院内有自来水的较少，更多的人家是吃官水。所谓官水，就是个公用的水管子，每户吃水就到这来打，这官水也得有人管理、收水费。秦二爷是个热心肠，一直义务负责管理，为人民服务。

“文革”中，秦家倒了霉，秦二爷被弄得没了脾气。就是承认了利用后海剥削穷人也不行，秦家被折腾得鸡飞狗跳，屋里、院内一塌糊涂。

史无前例的年代，伦理的亵渎，人的本性沦丧到了荒诞的地步。不管你是违心的，还是情愿的，最终分出了结果。秦家留下了一个女儿，其余的几日之内遣返原籍，就愣把全家轰出了北京。

1967年秦家的宅院被夷为平地，在原地儿建起了一座三层的居民楼。

我最后一次见到秦二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天中午，后海边上出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还是那身黑衣黑裤，这不是秦二爷吗？走近一看，真是他！老人依然是那么健壮。只见他扶着望海楼东侧的栏杆，眺望后海。我在旁边伫立许久，不好意思打扰他。他回过头来望了一眼，瞬间，我分明看到老人的眼里闪着泪花，这让我想起1966年的那一幕。“您好！”我和他打个招呼，可惜，他已记不得我了。

现在的后海，经过数次整改，早已面目全非。春夏秋三季，游船荡漾；冬天，圈起来成了冰上乐园。酒吧街悄然兴起，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有人戏说，南京有夫子庙、秦淮河，北京后海有望海楼、酒吧街。虽然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这里真成了旅游的好地方。改革开放，让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后海充满了商机。

萧军故居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就到了旧鼓楼大街。

听老人讲，这房子主人原叫张公度，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官员。后来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海北楼”。萧军在这里一住就是37年。萧军所说的“蜗蜗居”，就是这里。在这座木构西式二层小楼里，萧军写出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第三代》以及书信集《鲁迅书简注释》、《萧红书简注释》等数百万字的作品。可惜这么著名的大文人，他的故居却败落颓废。正如他自己所写：“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现在的小楼，人去楼空，一片狼藉，濒临倒塌，院内杂草丛生，下面成了垃圾场，悲凉不忍入目。市政府多次倡导，要保护历史文化，但这座非常有内涵的小楼却无人过问。可能，萧军一直在世人眼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想，他的住所现在的样子，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有争议或另有原因？

甘水桥

我家院子的西边挨着甘露胡同，原来叫甘水桥。现在的甘水桥，没有水，也没有桥。据老人说南北方向地下有一条河沟直通后海，路面条石覆盖。上面有个桥，夏季雨大时，主要用于排水。有说在胡同北口，也有一说在进口不远的转弯处。但这河道肯定在这里。六十年代，为解决周边许多院落里没有自来水问题，从甘水桥胡同口挖开地面埋管道，我亲眼看到过这条暗河的痕迹，河床的条石依然整齐地排在两边。前几年，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暗河向西通往后海没有根据。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这个地方确实因桥而得名。

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故事，我在上学时就听说过。故事就发生在后海和前海相连的银锭桥。上世纪九十年代，原辅仁大学历史系的郭东郊老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论证当年事发地应该在甘水桥。他的理由首先是，前海沿后海是条小道，不是官道。银锭桥桥面高，呈拱形，下面水深河道高，两侧石头砌垒，不可能安放炸弹。其次，摄政王从故宫回家，以其身份不可能放着官道不走，要走僻静的河边。甘水桥是他出行的必经之路。所以，他推断，刺杀行动一定发生在甘水桥。甘水桥下面没有水，桥面不高，适合安放炸弹。官方记载，那时的炸弹做的比较笨拙，体积约小号锅炉相仿。汪精卫还没有来的及安好，就被人发现了。为此，郭老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燕都》杂志上。

甘水桥胡同里边有个独院，原来住着原卫生部长李德全。这里鲜为人知的是，六十年代李德全病重时，周恩来总理曾到她家来看望。为了不打扰周边的街坊，周总理从甘水桥的路口下车，徒步走到她的住所探视。那时的周总理，走在通往后海的路上，好似平常人一样没人注意，也没有人想到。后来，曾经亲眼目睹周总理的风采的人，说起这事儿，觉得在这胡同里，不可能见到我们国家的周总理，等醒过梦儿来，总理已经走过去了。周总理以普通人的心态、行为，给这一带的居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为人称颂。

甘水桥的西边是个小学，校名也是由甘水桥而来，现在是北京第十三中学的分校。与其毗邻的曾是原清摄政王载沣的马厩，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北京市聋哑学校。

往西则是原摄政王府，卫生部一直在这办公，现在是国家宗教事务局。

摄政王府的西花园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故居。宋庆龄去世后，以她命名的基金会经常在这里举行活动，平日里也对游人开放。

鸦儿胡同有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古刹——广化寺，一直是北京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可惜的是山门前的铁香炉和硕大的石狮，“文革”中被毁。现在游人看到的，均是善男信女后来捐赠，但无论做工还是材料都远不如从前了。

那时候，寺庙的建筑虽然没有被破坏，但里面的经书、资料被扔到外面空场堆成小山一样，后来被拉到造纸厂化为纸浆。

广华寺的对面，原来是卫生部宿舍，这是一个连体的三层楼，里边有停车场。还有个能容纳几百人的礼堂。卫生部机关除了自己开会搞活动之外，每月不定期的放几场电影。每逢这时，附近的居民也来免费观看。小时候，许多电影都是在这儿白看的。那时的邻里之间透着和谐。

最值得一提的是银锭桥的石碑。原来就在桥西侧的一座房子里，顶子带着飞檐，房子不大，正面没有门，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石赑屃驼着高大的石碑。一面是大字，背面是小字，应该记载着这里的历史。小时候，路人随时可以浏览、穿行。我上中学时常常路过此处，背负石碑的赑屃被人摸得滑润有光。那时很少有人在此乱写乱画。“文革”开始后，石碑先是被人推倒，变得面目全非，再以后，连整个庙宇都被拆毁了，真是令人惋惜！有人说石碑上是当年清高宗的御笔“银锭观山”，也有说是文人墨客的遗迹，真相早已无法考证。但我更相信前一种说法，因为这种如同镇海之宝的大器，非皇家不可为之。如今，那个地方早就成了酒吧间。

后海南岸，一过银锭桥就是北官房胡同，这里住着我国著名画家潘絜兹先生，也是我70年代问学的老师。不远处是中国美协的老宿舍，许多大名家原来都住在这里，特别是非常有影响的画家王式廓先生，他最著名的《血衣》就是在这里创作的。往西不过百十米，就是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的住所。然后就是“元帅府”，曾经住着几位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其中以徐向前住的时间最长。文革期间，拥军拥属，这里搞得热火朝天。原来这地名叫李广桥，后因从恭王府到这里的柳树很多，所以就改叫了“柳荫街”，并请徐帅亲笔题词，保留至今。

百姓乐园

后海南岸还有个小花园，这里是平民百姓的乐园，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晚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锻炼身体的，提着鸟笼子遛弯儿的，老戏迷吹拉弹唱的，摆摊儿下棋打牌的，聊闲篇儿的随处可见，更多的则是看护小孩儿的。尽管几经风雨，今天依然是个好去处。

走到河边，有个野鸭岛。最初，只有一两只，后有好心人利用漂浮物给野鸭搭了遮风避雨的小房子，慢慢繁殖起来成了野鸭群，形成了一景。春暖花开，这里常常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游客，热恋中的情侣，一边欣赏周边的花草，一边观赏湖中戏耍的野鸭，别有一番情趣。

这里的风光真的很美，轻纱笼罩的湖水温柔、碧绿，望海楼、钟鼓楼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河边青青草，映照了多少山盟海誓恋情。难怪有人写诗：桃花开，杏花开，水面轻轻蘆鸭挨。丁香斗妍来。徜后海，什刹海，梦断湖前恨水陔。月圆起雾霭。

后海，历代文化遗存丰厚。看似静谧，却又隐藏着众多奇闻逸事的大小胡同。街头巷尾悠闲自如，京腔京味余存的老少爷们，依然如旧的生活。家住后海，生在后海，长在后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还生活在后海。随着老人渐渐离去，原有的历史，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导游操着变了味儿的北京话，每天在向游客讲着道听途说的故事。尽管如此，后海，还是一泓碧绿清澈的净水，一幅清新淡雅的民俗画卷，等着人们慢慢地品味，静静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