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扶沟县出土的画像砖

《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

练春海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著书者说】

近年来，艺术考古成了一种时尚，各种有关的书籍出版、会议、讲座、论坛蜂拥而上，它与真真假假且还在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文化发展的学术热都能挂得上钩。不论是社会热点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好，还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好，艺术考古作为一个可以辐射到多个文化领域的学术话题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

艺术考古可以说是一门为适应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研究而诞生的新兴学科，与之相关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尽管学界对它的学科属性、研究方法仍不断地提出疑议，但是它的迅速发展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我们从这些热闹纷繁的现象中抽身旁观，反思这个处于热漩涡中心的高冷学科，会发现事实上这股热潮来得并不是毫无缘由，不是一堆好事者盲目推动的结果，这股学术热以及相关的文化普及热的形成其实有一个过程。认真思考起来，这股热潮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艺术考古与过去紧密相连

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有一部分尚以活态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周遭，例如人们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实物和场所，这些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艺术考古的追捧无疑与非遗保护有密切关系，为什么非遗保护会让艺术考古“发烧”并持续升温呢？实际上这涉及一个我们怎么去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

从概念上讲，无论它是“非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这个术语的重心始终落在“文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与“文化”这两个概念虽互为表里，通常我们探讨事物物质层面的时候，就不会去探讨它的文化层面，因为此时后者相当于“精神性”。对于同一个事物而言，它们往往指涉的是事物的抽象与实在这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可是我们在讨论“非物质文化”的时候，实际上常常把落脚点放在物质上，此时的“物质”便是文化的“载体”。这种情况越往历史的早期追溯便越是如此，所以要做好“非遗保护”，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遗产保护”，研究有形的遗产，因此出现“遗产热”，加上此前就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与机制，二者的合流必然会给艺术考古热添薪加火。

艺术考古可以为当下提供资源

如何创造今日的辉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总结昨天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要把“文化传统”之火炬传递下去，为此要做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个文明中被证实为成功的经验提取出来，并将其发扬光大。这里有如何利用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人们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也有通过向传统学习，并举一反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文化创意产业与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传承和培育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根基的当代中国文化。

艺术考古与考古不一样，考古重在解决出土文物的定性问题，通过研究确定它在历史时空中的位置，而艺术考古则更强调发掘隐藏在文物遗存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讯息，后者可以为当下提供很多文化资源，也可以直接转化为可利用的学术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弥补传统艺术史研究的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探讨中国艺术史专业设置的问题时，最终把它安排在了专业院校，这种错位实际上导致了中国艺术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阙如，很多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诠释，关于材料背后的文化历史信息未能得到深入的讨论，而这点对于发掘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又非常重要。拿影视业来说，斯蒂芬·索莫斯（Stephen Sommers）所导演的经典影视《木乃伊归来（The Mummy Returns）》，就大量地吸收了古埃及文化研究成果，国内的影视这几年在这一方面也有了进展，比如《汉武大帝》的剧组就邀请了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子今教授作为学术顾问兼审片，虽然影片中实际还有不少篡改、拼接的痕迹，但在整体的道具风格、艺术语言上，还是能够看出剧组为还原影片中秦汉时期的历史原境所做的努力。连续剧《芈月传》的剧组为了还原历史，服装造型设计师还特意考证了秦代的染色水平，证明当时的染色水平已经很高，并不像观众所传言的那样，“服装色彩过于艳丽”，当时的染色水平已经能够染出各种鲜艳的颜色，只是要将颜色固定比较困难而已。艺术考古的当下价值不仅体现在娱乐业，在其他产业（如文创产业）上也同样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

艺术考古为未来提供鉴照

艺术考古的努力可以为人们判断未来世界的发展、演变趋势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参照。传世的古代文献纵然有些可能是由像司马迁这样的“秉笔直书”的史官、学者所编撰，——当然司马迁也难免有其主观的一面。——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挟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著述传统，以及出于各种目的而进行的任意篡改和删削的习性，何况还有层累的误差。而艺术考古则具有对历史叙事进行纠偏的功能，甚至补充史实和填补空白的功能，通过对地下出土文物的考察、研判，重新评估传世史料的价值，在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的基础上，从史料中剥离出更加接近事实的精髓。

以汉代出土字砖为例，金石学的发展使得不登大雅之堂的墓葬出土字砖在宋代开始为人们所关注。洪适的《隶续》收录了东汉永初、建初等年代字砖拓片五件，赵明诚《金石录》中亦收录有字砖。清代乾嘉学派产生以后，汉代砖文书法更是引起了研究者、书法家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著录，有些爱好者、研习者及研究者甚至言必称“秦砖汉瓦”。但是我们如果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中所出土简牍上的文字与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所谓的秦砖汉瓦、汉代字砖上的文字整体水平并不高，大多数都谈不上“刀法”和“美感”，毕竟它们的创作主体是文化水平和素养在当时都比较低的工匠。因此，如果跳出金石学的框架，脱离汉代出土的包括简牍、帛书、碑刻在内的汉代书写系统来考察秦砖汉瓦的书写水平，而妄下结论、贸然拔高显然是很不科学的。

艺术考古研究，以古物为原料，以当下为契机，以未来为导向，把中国文化发展洪流中的点（遗址、文物等）、线（文化发展规律）、面（文化带、文化走廊等）全面激活，由它所带来的古物新知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和孔子学院等，把亚欧和非洲这些古代世界文化长廊串联起来，为将来更加全面、立体地诠释世界文化生态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总而言之，当下所出现的以艺术考古为代表的文化热现象代表了人们追寻既有人文关怀，又有历史厚重感的高品质的生活、娱乐与休闲方式。作为推动这种文化热源源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主体，专业从事艺术、考古、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如何在一片文化热的大潮中抽身而出，回到艺术考古研究更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中，回到把“学术冷板凳”坐穿的理论探索中，是更为本质的一个问题。唯有如此，艺术考古所散发的热辐射才能持续发酵，为当今世界文化新格局的开拓提供充足的原动力，而不至于虎头蛇尾式的戛然而止，这也正是笔者在《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一书的写作中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该书既是对近年艺术考古热的冷静思考、回应和延伸，也是对艺术考古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作者：练春海，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